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兩個運動的比較,雖然時間上間隔了一個世紀,但是兩者很多地方還是有相似之處的。比如運動的起因,戊戌變法本質上,是光緒皇帝想要從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手中,奪過實際的最高權力,而六四運動說到底也是名義上的黨的總書記,想要從幕後干政的老人手裡,奪得真正的權柄。而形式上,戊戌變法以公車上書的形式,表明了運動是從精英知識分子開始的,到慈禧太后鎮壓,犧牲了戊戌六君子,以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外逃,光緒被囚禁為結束。歷史何其相似,六四運動以北京各大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為主要力量,以六四血腥鎮壓犧牲了很多無辜的學生和市民為代價,以很多學生領袖的外逃和黨內原高層被終生監禁為結束。
當時的大學生們熟讀歷史,對於戊戌變法並不陌生,何以同樣的悲劇再次上演?雖然歷史書上高度評價銳意改革的光緒皇帝,但是也不能改變戊戌變法是宮廷政變或者意圖政變的實質。而同樣的學生運動,六四雖然獲得了廣泛的市民階層的支持,但是也無法改變其淪為高層爭權奪利的工具的性質。那麼問題出在哪裡?何以那麼多熱血青年那麼容易被鼓動被犧牲?問題在於新中國的名稱“人民共和國”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學生可以和最高領導人平等了,在中國這個等級森嚴的傳統社會裡了,這種行為就是以下犯上了,僅僅他們提出和最高層平起平坐的對話,就已經是嚴重的大逆不道了,領導人根本就不會去聽學生們的訴求。他們的尊嚴受到挑戰,他們一言九鼎的權威受到質疑,他們的感覺應該和慈禧太后面對戊戌變法時的心情是一樣的。
是的,所有的權力都來源於高高在上的那一個人,他或者她無論付出何種代價都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威,如果不能改變這樣的社會結構,朝代的名稱可以改變,但是不變的是封建的家長集權式的社會性質。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秀才們要造反,能有什麼出路?不是被殺頭就是被追殺的四散奔逃。我們紀念戊戌變法,我們敬仰戊戌六君子,如同敬仰六四的參與者們,但是如果沒有人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同樣的錯誤還會一犯再犯。很多人還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國家良心發現,給六四平反,但是這是不可能的,譚嗣同在大清王朝就是被斬殺的罪犯,給他樹碑立傳平反紀念是清政府垮台以後的事情。同樣,六四的參與者們,只要還是這個“人民共和國”存在,無論換做誰做領導人,都不可能有他們平反正名的一天,道理是一樣的。自古以來,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或者有朝一日,秀才們放下學說,放下書生的架子,和民眾混在一起,甚至和士兵們打成一片,那時再造反也許還有些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