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两个运动的比较，虽然时间上间隔了一个世纪，但是两者很多地方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如运动的起因，戊戌变法本质上，是光绪皇帝想要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手中，夺过实际的最高权力，而六四运动说到底也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想要从幕后干政的老人手里，夺得真正的权柄。而形式上，戊戌变法以公车上书的形式，表明了运动是从精英知识分子开始的，到慈禧太后镇压，牺牲了戊戌六君子，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外逃，光绪被囚禁为结束。历史何其相似，六四运动以北京各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为主要力量，以六四血腥镇压牺牲了很多无辜的学生和市民为代价，以很多学生领袖的外逃和党内原高层被终生监禁为结束。

    当时的大学生们熟读历史，对于戊戌变法并不陌生，何以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虽然历史书上高度评价锐意改革的光绪皇帝，但是也不能改变戊戌变法是宫廷政变或者意图政变的实质。而同样的学生运动，六四虽然获得了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支持，但是也无法改变其沦为高层争权夺利的工具的性质。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何以那么多热血青年那么容易被鼓动被牺牲？问题在于新中国的名称“人民共和国”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学生可以和最高领导人平等了，在中国这个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里了，这种行为就是以下犯上了，仅仅他们提出和最高层平起平坐的对话，就已经是严重的大逆不道了，领导人根本就不会去听学生们的诉求。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他们一言九鼎的权威受到质疑，他们的感觉应该和慈禧太后面对戊戌变法时的心情是一样的。

    是的，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高高在上的那一个人，他或者她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如果不能改变这样的社会结构，朝代的名称可以改变，但是不变的是封建的家长集权式的社会性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秀才们要造反，能有什么出路？不是被杀头就是被追杀的四散奔逃。我们纪念戊戌变法，我们敬仰戊戌六君子，如同敬仰六四的参与者们，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样的错误还会一犯再犯。很多人还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良心发现，给六四平反，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谭嗣同在大清王朝就是被斩杀的罪犯，给他树碑立传平反纪念是清政府垮台以后的事情。同样，六四的参与者们，只要还是这个“人民共和国”存在，无论换做谁做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他们平反正名的一天，道理是一样的。自古以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或者有朝一日，秀才们放下学说，放下书生的架子，和民众混在一起，甚至和士兵们打成一片，那时再造反也许还有些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