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黨政權逃到了台灣。上海解放政府一成立，就教上海人用上海話唱“歡迎、歡迎，來歡迎，歡迎人民解放軍！”

近代中國改朝換代的次數也實在多，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日子還是照樣過，而且，上海人是最不關心政治的。普通人家裡，男人們依然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女人最愛聊的是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百貨商場和《信大祥》、《協大祥》綢緞店。

但是，形勢很快發生變化。普通老百姓對政治沒多大興趣，然而，你不問政治，政治卻要來過問你了。

很快，一夜之間，舞廳全部關閉，舞女都被抓去勞改農場。西裝和旗袍沒人敢穿了。男人一律穿藍布中山裝，有點兒文化的人，胸前口袋插支鋼筆。女人們一律白襯衫和藍布工裝褲，梳兩條粗大的辮子。後來，又時興一陣子西裝領的藍布襖，美其名曰《列寧裝》。中國成了藍海洋，藍海洋里唯一點綴是少先隊員的紅領巾了。

街頭天天游*行。游*行隊伍紅旗開道，“咚吧、咚吧、鏘鏘...”的鑼鼓聲震天動地。

上海人素來以自己是上海人為傲， “阿拉上海人（音ning）！”，要多自豪有多自豪。那時上海人的談話中，上海之外的地方一律稱為鄉下。如果說某人明天去鄉下，遠不是意味他去某處農村，而很可能是去北平或南京之列的大城市。上海人最瞧不起的是蘇北人——所謂的“江北人”。解放前淮河經常鬧水災，蘇北人只好攜家帶口逃荒到上海，多數干廚師、裁縫、修腳匠或三輪車夫之類的活，集中住在閘北的棚戶區里。在這座非常講究現實和面子的城市裡，所謂“身上穿着綢披披，家裡沒有夜飯米”，嫌貧愛富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你逛商場時講話帶有蘇北口音，店員肯定會向你翻白眼。無論是蘇北的揚州話、淮陰話，還是蘇南的鎮江話和南京話，乃至於遼遠的平津、東北，在上海人的耳朵里，聽起來都是蘇北口音，因此都是“江北人”。長期以來，上海人以說上海話為榮，是最不愛說普通話的，在他們耳朵里普通話與江北話，沒什麼兩樣，因此，長期以來，普通話普及程度始終處於極低的水平。

上海港開埠早，很早就接受了許多外來文化的薰陶，結合本地上海的本身情況，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化——“海派文化”。電影院裡放的多數是美國西部牛仔的槍戰片、哈代和勞萊兩個一胖一瘦影星的滑稽片也頗受追捧。上海的製片商因此還拷貝了一對上海版的胖瘦搭檔寶貝——殷秀芩和韓蘭根。上海人感情細膩，電台里廣播的都是軟綿綿的江南評彈和“卿卿我我”的流行歌曲，少不還了有姚穆生和周伯椿搭檔的上海話滑稽說唱。

原來，土裡土氣的土文化從來是進不了上海灘的，可是，卻隨着解放軍的槍桿子一起光臨上海來了，諸如：腰纏紅紅綠綠的綢帶，男男女女東歪西扭的秧歌；掛在胯上腰間咚咚亂敲的打腰鼓；電台里天天放的《南泥灣》“花籃的花兒香啊～～～”等等。對於這些土得掉渣的玩意兒，上海人瞧不起也看不慣，認為都是江北叫花子們玩的窮把戲。

可是，新政府按照老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欽定的調子，文藝工作必須配合政治運動。把解放前的歌曲一律都定性為黃色歌曲，無論是李香蘭唱的“何日君再來”還是冼星海作的“秋水伊人”都被定為靡靡之音。

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開始了，怕上海人聽不懂，電台里天天用上海方言唱土改歌曲：“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地主搭子偶伲到底啥恁養活之啥恁啊呀，沒有偶伲來勞動，地主餓得勿能動，到底啥恁養活之啥恁啊呀～～～！”

當然，一面歡迎一面還要痛罵：“蔣匪幫呀，那個一團糟呀，那個一團糟呀，一團糟呀，一團糟呀！”

有趣的是，時過境遷，以後不再罵蔣匪幫了，而是“蔣軍兄弟們！”居然，和匪幫稱兄道弟了。

以後，國產的文藝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建設，而是戰爭。歌頌建設的歌曲，有：《地質隊員之歌》、王丹鳳主演電影的插曲《小燕子》、歌頌勞動模範王崇倫的《我們要和時間賽跑》唱個沒完沒了。“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若得無數青少年夢想到礦野去住帳篷。

小說《保衛延安》和《鐵道游擊隊》在學校里是最熱門的書籍。可是，後來《保衛延安》據說是歌頌了彭老總，成了禁書。

劉胡蘭也被廣泛宣傳，她死得也真蹊蹺，據說是被蔣匪幫用鍘刀鍘死的，蔣匪幫有槍彈有刺刀，何苦用這種費力的工具來殺人？這也算是老百姓聽到的唯一的一個案例了。老毛欽定劉胡蘭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卻讓學生們有點兒犯糊塗。你說這兩句話是讚揚劉胡蘭本人的吧，那該是“生得偉大、死得光榮”，那“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是什麼意思，是指所有活着的人都偉大和死去的人都光榮？這不把蔣匪幫也算進去了？

歌頌戰鬥英雄的電影《董存瑞》、《趙一曼》、《上甘嶺》、《鐵道游擊隊》、《地道戰》、《渡江偵察記》一個接一個。描寫反特的電影《英雄虎膽》裡面有一段長鏡頭：國民黨女特務阿蘭小姐和我打入匪穴的英雄共跳倫巴舞，真是絕妙的國共合作，可是，最讓上海年輕人念念不忘的倒不是咱英雄之虎膽和風流倜儻，而是女特務阿蘭小姐跳舞時扭動的身姿。

上海人感情細膩，對於那些硬邦邦的歌曲是不喜歡的，你要是嘴上老掛着“雄赳赳，氣昂昂...”，上海人會以為你在發神經——打算跟人家去尋相罵還是拼命？電影《上甘嶺》的插曲“誰不說我家鄉好”曲調婉轉動聽，倒讓上海人喜歡，也傳遍了全國。可是仔細聽聽曲子裡的“一條大河波浪寬～～～！”和《秋水伊人》裡的“幾時回來呀，啊～～～～！”的調子又何其相似乃爾。

整個五十年代，是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年代。有一首歌唱道，“蘇聯是老大哥，中國是小弟弟！”馬屁拍到這種程度，也夠沒出息的了，沒一個人不在心裡犯嘀咕。

《卓婭和蘇拉》的故事在學校里一遍遍講述。電台和廣播裡《紅梅花兒開》、《喀秋莎》、《伏爾加縴夫》和《再見吧，媽媽！》等蘇聯歌曲翻來覆去的放。電影院裡放《鄉村女教師》、《攻克柏林》等電影。在《攻克柏林》的影片裡，一位女教師居然不愛小提琴家，愛上了煉鋼工人——電影裡一句了不起的台詞是“放心吧，小提琴是戰勝不了鋼鐵的！”最後，這位煉鋼工人一直打到柏林，將紅旗插到德國國會大廈頂上，回來後與戀人接吻擁抱，喜結連理。中、小學生也有精彩的《三頭凶龍》和《薩達闊》的蘇聯神話電影。大學生則在學校禮堂里學習跳交誼舞。

忽然說，要大家穿蘇聯花布，不僅女孩子要穿花花綠綠的連衣裙——布拉吉，還不管男女老少都要穿花花綠綠的花襯衫，黨團員尤其要帶頭。據說，蘇聯花布賣不出去了，只好攤派給我們中國老百姓——這當然是居心不良的造謠。但是，這事好像熱鬧了一陣就過去了，老百姓又回到了藍布衫。

一九五六年左右，氣氛寬鬆了許多。除了蘇聯電影外，也放映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電影，匈牙利的喜劇片是許多人喜歡的。偶爾，也有非社會主義陣營的電影，最紅的當屬印度的《流浪者》了。廣播喇叭里成天播放《拉茲之歌》， “啊吧啦嗚，啊吧啦嗚，....”。有些孩子也起了不上學去“啊吧啦嗚”的念頭了。

一些解放前的電影，如恐怖電影《夜半歌聲》和反映小市民生活由周璇和趙丹主演的《馬路天使》，也允許公開放映了。對政治題材厭煩透頂的老百姓自然十分歡迎，一度萬人空巷。電影的主題曲成了最流行的歌曲。男孩子常掛在嘴邊的是“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我們為了博愛、平等、自由，願付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至於什麼是“博愛、平等、自由”卻完全茫然。女孩子愛淺吟低唱，“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男孩聽了心猿意馬，老師聽得心驚肉跳。

反映社會問題的題材也出現了，如諷刺電影《新局長來到之前》等等。然而，不久反右鬥爭開始，該電影的導演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鬥爭開始了，這一切都消失了。廣播喇叭里成天只放一支曲子“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若干年後右派平反了，原來，他們是不想反的，那麼，就翻過來吧。尼克松來了，帝國主義資本家也來了，相必是翹着尾巴來的吧。

接着是人民公社、大躍進和總路線的“三面紅旗”，挨餓的日子來了，人們最關心的是填一填一天比一天癟的肚子，沒心思去唱歌看戲了。

古人云“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國家被統治者折騰到走投無路的當口，就允許老百姓說話了。周恩來和陳毅跑到上海，替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開《神仙會》，讓民主人士暢所欲言，保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信誓旦旦。可是文革開始，《神仙會》裡說的話都成了黑話，戴上高帽子遊街挨斗吧。

六十年代初期，雖然肚子還不太飽滿，文化生活大大豐富起來了，外國電影一部接一部，人們伴着“嘭嚓嚓、嘭嚓嚓”的輕音樂跳起交誼舞。外國音樂不僅原來允許的古典交響樂，“蓬、蓬、蓬”的爵士樂似乎也開禁了，反正沒人管。

說是要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第三世界的文藝當然是要鼓勵的，可惜到後來都不怎麼的了。

印度尼西亞的《划船歌》、《美麗的梭羅河》、《哎呀，媽媽！》着實紅過一陣子。“哎呀，媽媽，年青人總是這樣相愛...！”——人家印尼年輕人怎樣相愛，是未婚同居，還是六隻眼睛拜堂？咱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唱就是了，可是，印尼後來搞起了反華，這些歌就熄火了。

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也紅過一陣，但是鐵托搞修正主義，這歌也跟着長不了了。

古巴的卡斯特羅是反美英雄，古巴民歌《鴿子》，成了中國時髦青年傳遞柔情蜜意的鴻雁， 可是，以後，卡斯特羅覺得，他跟我們用蔗糖換大米的買賣吃了虧，開罵起來，翻臉了。

巴拿馬也搞起了反美，於是游*行隊伍又唱起“要巴拿馬，不要美國佬！”，巴拿馬人大概不會唱歌，這曲子是中國作曲家的傑作，可是，今天沒幾個人記得住這個曲子了。

阿爾巴尼亞是社會主義陣營在歐洲的一盞明燈。傍晚，小伙子們遠遠對着女孩一遍遍唱“來吧，快來吧，我的玫瑰花，你快過來呀！”可是，沒幾年，阿爾巴尼也跟咱翻臉了，不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投降美帝，而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投降了美帝——我們把尼克松請來了。於是，“玫瑰花”也不來了。

周總理去非洲訪問，非洲人跳起了歡樂的倫巴舞，熱烈歡迎。倫巴音樂之歡快熱烈一點也不比今天巴西的桑巴舞遜色。年青人一聽到這種音樂聲，就難以遏制的扭頭頓足起來。

一部部雖然講的是革命，卻明顯有小資情調的電影，如《舞台姐妹》、《小城春秋》、《早春二月》、《青春之歌》出現在銀幕上。描寫孟良崮戰役的電影《紅日》裡，著名影星舒適把國民黨將軍張靈甫演得威風八面，而解放軍則一個個土巴拉嘰的。電影《洪湖赤衛隊》赤衛隊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調子纏綿曲折，更是幾乎人人愛唱。

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喜劇片《大李、老李和小李》、《滿意勿滿意》，也頗得老百姓喜歡。

 可是，小資情調好景不長，反修防修開始了。老毛定下調子文化部和宣傳部是“死人部”和“帝皇將相部”。“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毛猴一揮手，統統打入十八層地獄。

老百姓對過去的那些電影或音樂，只敢私底下說說。稍微講究一些，就是“修”了。當時一部電影裡，一位工人子弟娶了個小店主的女兒，這位妻子竟敢替丈夫買了件新衣，成了“修正主義苗頭”的典型。

林彪高舉着紅色的《語錄本》來了，“唱一支革命歌曲，好比一堂生動的政治課。”於是，“唱支山歌給黨聽”，“戰士打靶歸來”充斥耳邊，接着，是一天到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後是八個樣板戲連軸轉。老百姓的生活枯燥極了，無聊到極點，有人在樣板戲裡加了些佐料，拿來講故事，居然有趣多了，不料，卻被打成歪曲樣板戲的反革命。更有些人偷偷搞起了創作，胡編了些諸如《中國梅花黨》之類的反特故事，老百姓聽的津津有味。當然，難免要搞出岔子，《第二次握手》和《知青之歌》的作者都被打成反革命。

色情小說《少女的心》也來湊熱鬧了。雖然嚴厲追查，卻至今也不知道誰是作者。不過是偷偷摸摸的意淫，哪敢公開自己的尊姓大名。

朝鮮是咱鐵杆盟友，金日成當初的發展綱要說是，要蓋多少住房，要讓每個老百姓每年有多少布，讓中國的年輕人看了好不羨慕，“金胖子有辦法！”朝鮮電影《賣花姑娘》紅遍半邊天。“賣花，賣花...！”雖然滿街沒有一朵花，賣花聲卻直上雲霄。

另外被允許放映的外國電影是《列寧在1918》。“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兩句台詞讓所有的人念念不忘，成了夢寐以求的嚮往。有人為了裡面的芭蕾舞場面，先後去看了十幾遍，每到芭蕾結束，就離場回家。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懂的。一個貧下中農的女兒看到裡面魔鬼和天鵝的雙人舞場景時說，“哦，老鷹抓小雞了。”

後來，老毛要評《水滸》，又說《紅樓夢》是反映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好書，不是講男女弔膀子的。於是，《水滸》可以看了，當然是要用批判眼光看的。而《紅樓夢》則是要大家認真學習的。可是，無論是賈寶玉，還是林黛玉，似乎都跟咱貧下中農大老粗湊不到一塊去。

後來，美帝頭子尼克松來訪問了，一切又開始漸漸寬鬆起來。開始時電影院裡放羅馬尼亞電影的間諜片，這下子可熱鬧了，觀眾多得要擠破頭。

四人幫打倒後，傷痕文學哭哭啼啼述說文革災難。老片子也可以放了。

越劇《紅樓夢》放映後，有人一連去看了十幾遍，一位公交車駕駛員，邊開車邊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忘乎所以了，忘記了手中的方向盤，幾乎連車子帶乘客衝上人行道。林妹妹沒從天堂下來，一車乘客險些都上了天堂。

好萊塢電影也可以進來了，有的女孩把《羅馬假日》看了一遍又一遍，絕大多數上海女孩對費雯麗、瓊.芳登、英格麗.褒曼等女明星如數家珍。

以後，費翔跑來放起“一把火”....，俱往矣，一切似換人了人間，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