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按照中共官方在撥亂反正時期的統計數據，全中國大陸有55.3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包括“三錢”之一的錢偉長、知名經濟學家顧准、以及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等等。此外，解密檔案顯示還有140餘萬人被貼上“中右分子”的標籤，還有許多人被劃作“內控右派”、“疑似右派”、“右傾”等。被迫害的對象輕則遭撤職降職、開除黨籍團籍、被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進行勞教或勞改、集中關押、判刑收監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殺、被處決或受折磨而死。據不完全統計，反右運動造成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1980年代初，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撥亂反正，承認犯有“反右擴大化”錯誤，給大批“錯劃右派”者予以“改正”，但最終有96人成為未獲改正的右派。故整場運動即使不論是非對錯，僅從所謂“極少數”的未改正的右派數量來看，就被錯誤擴大超5,700倍、錯劃比率達99%!

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規定有幾種言論屬於右派言論，放毒者必定要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其中罪大莫極的是向党進攻，其餘還有反蘇右派等等。

其實，遠不是對黨中央說三道四就是向党進攻，只要是對當地或本單位黨組織提過些意見的，甚至是批評書記個人的，皆屬於向黨猖狂進攻的。一位工會主席就是說了書記一些不太好聽的話，被打成了右派。解放初期對資本家改造，工會主席們站在鬥爭最前列，代表工人向資方爭取權利。因此，在當時，工會主席往往是工廠里影響力最大的人物，不可避免與書記產生矛盾。反右鬥爭中，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以後，工會主席的權力就僅限於分發電影票和避孕套了。

還有很多人卻是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罪狀被打成了右派。一旦被打成右派，以後的日子就很難熬了。

有一名軍人在看守犯人的時候，讓犯人給逃了，於是，被告知被劃為右派。他就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復員，在居民點裡掃垃圾。1980年代，全國對右派分子進行平反，可是他左等右等就是等不來替他落實政策的消息，實在耐不住了，只好硬着頭皮找居委會討說法，想能得到平反和一些賠償。可是，居委會查遍他的檔案，未找到他是右派的材料，於是，告訴他，他不是右派，因此，無法給他賠償，更沒法為他落實政策。他就這樣糊裡糊塗的戴着子虛烏有的右派帽子掃了二十多年的地，卻得不到任何賠償。

有一批從國民黨部隊接收過來的文職人員和技術人員。1957年時，這些人自知自己歷史上有“污點”，哪敢向黨提意見，一個個交口稱讚黨的英明偉大。可是，組織上卻不肯放過，一定要他們向黨交心，不是交紅心 ，而是得交“黑心”，說出內心對黨到底有哪些不滿。所有的人都依然不願吭聲，於是，就找出其中一位老人，一定要他交出黑心來。這位老人無論如何都不肯承認自己有黑心，一再聲明自己對黨毫無半點不滿的地方。這下他成了頑固堡壘，哪有舊社會過來的人會那麼擁護黨中央的，鬼才信呢！立刻當眾宣布此人極不老實，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其餘的人都嚇得臉色發白，只好開口說話了，當然，儘量挑自己認為是最雞毛蒜皮的事講。一位工程師苦思冥想好久，終於找到自認為最不會出問題的事說了句，“說蘇聯是老大哥，為什麼不把旅順港還給我們？”不料，沒過幾天，就因為這句話戴上了右派帽子。讓他可以自我安慰的是，環顧四周同伴，不管講什麼或不講什麼，下場一個樣——都戴上右派帽子，然後發配改造。文革期間又被發配到農村，一次次挨批鬥。

一位上海紡織廠的工程師，由於不願意去內蒙支援建設，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發回到他老家所在的C市，在街道上掃地，拖垃圾車，文革後期又被發配到農村。

那時候，單位戴多少右派分子帽子是有指標的，江蘇省某廳局為了滿足上級的指標，沒法可想，只好挑了一名出身資產階級的年青人充數，這個年輕人從此倒了霉，雖然，一兩年後就很快替他摘了帽，但依然是摘帽右派，儘管工作勤勤業業，卻連老婆都找不到。

某紡織廠的一位工程師，因為污水處理問題和書記意見不一，書記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批判他。他自己不到場參加會議，叫老婆送一張請假條來。書記大發雷霆，對着麥克風問大家：

“如此猖狂，要不要給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群眾高呼響應：“要！”

於是，這位工程師就也搭上了右派分子的班車，工資減半。後來，因極度鬱悶，於1962年服黃磷自盡。

反右鬥爭傷害的遠不僅是那些舊社會有污點的人和知識分子。C市一所中學的一名高三學生，本來已經考上名牌大學，然而，由於作文中曾有同情章乃器、羅隆基的內容，被同學揭發，被大學除名。以後，在一家製藥廠工作，靠自學出了不少成果，南京某藥學院多次發函給他，希望他去報考研究生，但最後都沒有結果。

諸評秋（非原名）原本是某高校的一名大學生，素來只知鑽研學問，不問政治。大鳴大放時，同學們寫了張大字報，知道他毛筆字寫得好，要他抄寫一下，他以為反正是響應號召，連內容都沒看抄寫。畢業時因成績優秀，被派到蘇聯留學，坐火車一路到了黑龍江，卻在邊境上被攔了下來，要他仍回學校報到。他開始時感到非常奇怪，鬧不清是什麼緣故，到校後，才知道是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開始了，他早就把那張大字報忘得一乾二淨了，想自己從來沒有在大鳴大放中說過什麼，寫過什麼，應當不是鬥爭對象，無非是要參加運動，但也沒必要把自己從邊境上拉回來呀？正當疑惑的時候，校方找他談話了，這才知道，就是那張大字報被定性為對黨的惡毒攻擊。於是，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發配到鄉下勞動改造。

三年後的一天，他中學時的一位校長乘長途汽車路過他改造的地方，下車在公路邊休息，看到挑擔子的勞力中有一個人很像是諸評秋，上前一看，正是他，覺得很奇怪，攔住他問個究竟。知道他的情況後，十分同情和惋惜。那時候搞大躍進，C市正想辦大學，苦於沒有師資力量，校長就向市委書記反映情況，推薦諸評秋來當教師。市委書記立刻拍板同意。於是，諸評秋的右派帽子就被摘了，到新辦的高校當化學教師。

以後，諸評秋認識了一位姓李的女孩，從認識到相戀到結婚，遇上了不少波折。小李是共青團員，單位黨團組織堅決不同意一位團員去嫁給一個脫帽右派，做了很多工作。最後，小李頂住了壓力，嫁給了諸評秋。兩人過了五年平靜生活。

1966年，文革開始，兩人的家庭遭到嚴重衝擊，被紅衛兵抄家，60年代末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又被掃地出門，下放到農村。

諸評秋在農村試着做一些研究工作，很快就出了成果，在當地政府部門的支持下，辦起了一所研究所。這所鄉下的研究所發展很快，得到國家科委的重視和支持。諸評秋還被光榮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諸評秋的原則是一切以業務為中心，大家都必須努力工作。研究所招收的工作人員時，專挑當地高考只差幾分的落榜生，進所後再繼續培養。有些人確實進步很快，能掌握兩三門外語，當上業務骨幹。諸評秋始終堅持這條招人的標準，縣裡不少當權人物如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子女，由於沒能達到這一標準，都被他擋在研究所門外。

諸評秋的態度是，研究所里不允許有閒人，對縣裡派到所里的書記，他要他們不到所里來上班，回家去玩去，工資給你送到家。

諸評秋為自己的行為種下了嚴重的禍根。沒多久，傳出他有嚴重的貪污問題，縣裡派來人查賬，結果，未發現任何問題。

時隔不久，一個姓史的工作人員，因受到諸評秋的處罰心懷不滿，出來告發說，研究所里二十多個女孩子都被諸評秋強姦過。諸評秋立刻被當地公檢法逮捕，上海的一家法制報還發了長篇報道。諸評秋的妻子開始了艱難的申冤道路，最後直到中央。案子的調查發現，涉及到的二十多位女孩子，沒有一個承認自己被強姦過，而且，除了小史一人外，沒有任何其他旁證。

諸評秋在當地監獄關了三個多月後，被無罪釋放，研究所是呆不下去了，又回到了C市。

百無聊賴的過了一年多時間，有一次，諸評秋在火車上遇到了一名南方軍區的幹部。聊了些時候後，那位幹部發現他很有水平，就問他在哪兒工作，得到的回答是，還在家裡待業。幹部很奇怪，要聘他到自己所在地區辦一研究所。諸評秋嘆了口氣，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那幹部回去後，當地軍區派人來江蘇調查諸評秋的情況。來人在縣裡聽到的情況是：諸評秋是個十惡不赦的淫棍，世上最壞的色狼。調查人員又到省里問情況，回答截然相反：諸評秋是個人才，完全被冤枉的。

以後，諸評秋就到南方去辦研究所了。

或許，諸評秋還是幸運的，C廠碼頭上有一個扛包工，當初也是一名大學生，因為被戴上右派帽子，只能當運輸工，娶了個文盲老婆。改革開放後，他獲得平反， 被分配到工廠研究所工作。可是，已經當了20多年的扛包工，所學的知識早就忘光了，還能做什麼？

當初的右派很多人才華橫溢，人才難得啊，可惜許多人就這樣不幸的死了，僥倖活下來的一輩子空懷壯志，坎坷蹉跎…，空悲切。然而，比起押送到夾邊溝去改造的人，這些人還算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