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按照中共官方在拨乱反正时期的统计数据，全中国大陆有55.3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三钱”之一的钱伟长、知名经济学家顾准、以及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等。此外，解密档案显示还有140余万人被贴上“中右分子”的标签，还有许多人被划作“内控右派”、“疑似右派”、“右倾”等。被迫害的对象轻则遭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教或劳改、集中关押、判刑收监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杀、被处决或受折磨而死。据不完全统计，反右运动造成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1980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拨乱反正，承认犯有“反右扩大化”错误，给大批“错划右派”者予以“改正”，但最终有96人成为未获改正的右派。故整场运动即使不论是非对错，仅从所谓“极少数”的未改正的右派数量来看，就被错误扩大超5,700倍、错划比率达99%!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规定有几种言论属于右派言论，放毒者必定要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其中罪大莫极的是向党进攻，其余还有反苏右派等等。

其实，远不是对党中央说三道四就是向党进攻，只要是对当地或本单位党组织提过些意见的，甚至是批评书记个人的，皆属于向党猖狂进攻的。一位工会主席就是说了书记一些不太好听的话，被打成了右派。解放初期对资本家改造，工会主席们站在斗争最前列，代表工人向资方争取权利。因此，在当时，工会主席往往是工厂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不可避免与书记产生矛盾。反右斗争中，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以后，工会主席的权力就仅限于分发电影票和避孕套了。

还有很多人却是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罪状被打成了右派。一旦被打成右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熬了。

有一名军人在看守犯人的时候，让犯人给逃了，于是，被告知被划为右派。他就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复员，在居民点里扫垃圾。1980年代，全国对右派分子进行平反，可是他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替他落实政策的消息，实在耐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找居委会讨说法，想能得到平反和一些赔偿。可是，居委会查遍他的档案，未找到他是右派的材料，于是，告诉他，他不是右派，因此，无法给他赔偿，更没法为他落实政策。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戴着子虚乌有的右派帽子扫了二十多年的地，却得不到任何赔偿。

有一批从国民党部队接收过来的文职人员和技术人员。1957年时，这些人自知自己历史上有“污点”，哪敢向党提意见，一个个交口称赞党的英明伟大。可是，组织上却不肯放过，一定要他们向党交心，不是交红心 ，而是得交“黑心”，说出内心对党到底有哪些不满。所有的人都依然不愿吭声，于是，就找出其中一位老人，一定要他交出黑心来。这位老人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自己有黑心，一再声明自己对党毫无半点不满的地方。这下他成了顽固堡垒，哪有旧社会过来的人会那么拥护党中央的，鬼才信呢！立刻当众宣布此人极不老实，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其余的人都吓得脸色发白，只好开口说话了，当然，尽量挑自己认为是最鸡毛蒜皮的事讲。一位工程师苦思冥想好久，终于找到自认为最不会出问题的事说了句，“说苏联是老大哥，为什么不把旅顺港还给我们？”不料，没过几天，就因为这句话戴上了右派帽子。让他可以自我安慰的是，环顾四周同伴，不管讲什么或不讲什么，下场一个样——都戴上右派帽子，然后发配改造。文革期间又被发配到农村，一次次挨批斗。

一位上海纺织厂的工程师，由于不愿意去内蒙支援建设，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发回到他老家所在的C市，在街道上扫地，拖垃圾车，文革后期又被发配到农村。

那时候，单位戴多少右派分子帽子是有指标的，江苏省某厅局为了满足上级的指标，没法可想，只好挑了一名出身资产阶级的年青人充数，这个年轻人从此倒了霉，虽然，一两年后就很快替他摘了帽，但依然是摘帽右派，尽管工作勤勤业业，却连老婆都找不到。

某纺织厂的一位工程师，因为污水处理问题和书记意见不一，书记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批判他。他自己不到场参加会议，叫老婆送一张请假条来。书记大发雷霆，对着麦克风问大家：

“如此猖狂，要不要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群众高呼响应：“要！”

于是，这位工程师就也搭上了右派分子的班车，工资减半。后来，因极度郁闷，于1962年服黄磷自尽。

反右斗争伤害的远不仅是那些旧社会有污点的人和知识分子。C市一所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本来已经考上名牌大学，然而，由于作文中曾有同情章乃器、罗隆基的内容，被同学揭发，被大学除名。以后，在一家制药厂工作，靠自学出了不少成果，南京某药学院多次发函给他，希望他去报考研究生，但最后都没有结果。

诸评秋（非原名）原本是某高校的一名大学生，素来只知钻研学问，不问政治。大鸣大放时，同学们写了张大字报，知道他毛笔字写得好，要他抄写一下，他以为反正是响应号召，连内容都没看抄写。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派到苏联留学，坐火车一路到了黑龙江，却在边境上被拦了下来，要他仍回学校报到。他开始时感到非常奇怪，闹不清是什么缘故，到校后，才知道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他早就把那张大字报忘得一干二净了，想自己从来没有在大鸣大放中说过什么，写过什么，应当不是斗争对象，无非是要参加运动，但也没必要把自己从边境上拉回来呀？正当疑惑的时候，校方找他谈话了，这才知道，就是那张大字报被定性为对党的恶毒攻击。于是，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到乡下劳动改造。

三年后的一天，他中学时的一位校长乘长途汽车路过他改造的地方，下车在公路边休息，看到挑担子的劳力中有一个人很像是诸评秋，上前一看，正是他，觉得很奇怪，拦住他问个究竟。知道他的情况后，十分同情和惋惜。那时候搞大跃进，C市正想办大学，苦于没有师资力量，校长就向市委书记反映情况，推荐诸评秋来当教师。市委书记立刻拍板同意。于是，诸评秋的右派帽子就被摘了，到新办的高校当化学教师。

以后，诸评秋认识了一位姓李的女孩，从认识到相恋到结婚，遇上了不少波折。小李是共青团员，单位党团组织坚决不同意一位团员去嫁给一个脱帽右派，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小李顶住了压力，嫁给了诸评秋。两人过了五年平静生活。

1966年，文革开始，两人的家庭遭到严重冲击，被红卫兵抄家，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又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

诸评秋在农村试着做一些研究工作，很快就出了成果，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办起了一所研究所。这所乡下的研究所发展很快，得到国家科委的重视和支持。诸评秋还被光荣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诸评秋的原则是一切以业务为中心，大家都必须努力工作。研究所招收的工作人员时，专挑当地高考只差几分的落榜生，进所后再继续培养。有些人确实进步很快，能掌握两三门外语，当上业务骨干。诸评秋始终坚持这条招人的标准，县里不少当权人物如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子女，由于没能达到这一标准，都被他挡在研究所门外。

诸评秋的态度是，研究所里不允许有闲人，对县里派到所里的书记，他要他们不到所里来上班，回家去玩去，工资给你送到家。

诸评秋为自己的行为种下了严重的祸根。没多久，传出他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县里派来人查账，结果，未发现任何问题。

时隔不久，一个姓史的工作人员，因受到诸评秋的处罚心怀不满，出来告发说，研究所里二十多个女孩子都被诸评秋强奸过。诸评秋立刻被当地公检法逮捕，上海的一家法制报还发了长篇报道。诸评秋的妻子开始了艰难的申冤道路，最后直到中央。案子的调查发现，涉及到的二十多位女孩子，没有一个承认自己被强奸过，而且，除了小史一人外，没有任何其他旁证。

诸评秋在当地监狱关了三个多月后，被无罪释放，研究所是呆不下去了，又回到了C市。

百无聊赖的过了一年多时间，有一次，诸评秋在火车上遇到了一名南方军区的干部。聊了些时候后，那位干部发现他很有水平，就问他在哪儿工作，得到的回答是，还在家里待业。干部很奇怪，要聘他到自己所在地区办一研究所。诸评秋叹了口气，说明了自己的情况。那干部回去后，当地军区派人来江苏调查诸评秋的情况。来人在县里听到的情况是：诸评秋是个十恶不赦的淫棍，世上最坏的色狼。调查人员又到省里问情况，回答截然相反：诸评秋是个人才，完全被冤枉的。

以后，诸评秋就到南方去办研究所了。

或许，诸评秋还是幸运的，C厂码头上有一个扛包工，当初也是一名大学生，因为被戴上右派帽子，只能当运输工，娶了个文盲老婆。改革开放后，他获得平反， 被分配到工厂研究所工作。可是，已经当了20多年的扛包工，所学的知识早就忘光了，还能做什么？

当初的右派很多人才华横溢，人才难得啊，可惜许多人就这样不幸的死了，侥幸活下来的一辈子空怀壮志，坎坷蹉跎…，空悲切。然而，比起押送到夹边沟去改造的人，这些人还算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