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間決定一生——專訪宋彬彬

馮敬蘭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 1966 屆初中生）

[馮敬蘭]：彬彬，你好。我受南方周末/電子雜志《記憶》（注）委託，對你進行這次采訪。網上關於你的條目非常多，可見海內外對你的關注度一直不曾減弱，你從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偉大領袖戴上紅衛兵袖章的那個瞬間開始，就被當成了文革中一個重要符號，而且是公認的暴力符號。為了讓廣大讀者和網友了解你是怎樣的人，請你從1966年8月18日前後的經歷開始談，好嗎？

【宋彬彬】：好的。“8•5事件”發生了部分學生游斗校領導導致卞校長不幸遇難的慘痛後果後，學校的秩序更加混亂。劉進、我和一些高年級同學商量，說這樣下去不行，沒準還會出亂子，必須成立一個組織，就是8月8號成立的文革籌委會。我記憶里籌委會成立後干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組織全校學生參加8-18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開會通知是兩天前接到的，那時毛主席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消息已經在北京大中學校傳開了，大家都很振奮。籌委會組織各年級的一批積極分子，集中在學校大禮堂，找了些紅橫幅、紅綢布撕成布條，准備發給大家。初二一個同學找到“紅衛兵”三個毛體字，“衛”字是繁體。高二一個同學用三合板刻了模子，用墨汁在紅布條上印，洇得很厲害，大部分作廢了，到8月18日凌晨才印了四十多條。參與做紅袖章的同學，並不全是“紅五類”出身的同學，因為要見到毛主席，人人都很興奮。

[馮敬蘭]：我是近年才聽我們班一個同學說她也參與了做袖章，她是職員出身，不是紅衛兵。我對“8-18”的全校性活動完全沒印象，當時我在班裡被批判孤立，沒人告訴要去天安門。

【宋彬彬】：8月18日凌晨三點多集合，隊伍走到天安門廣場大概是五點多鍾。記得劉進沒戴紅袖箍，我戴了一個沒字的。七點多鍾，廣場上的喇叭廣播了一些學校的名字和具體數字，讓到天安門城樓下集合。劉進是全校領隊，按理說應該由她組織帶隊，可是她不願意出這個頭，對我說：“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的人多，你挑40人帶過去吧。”

本來以為是去維持秩序當“標兵”呢，所以挑的都是個頭兒比較高的，出身好當然是默契的條件。因為高中的學生都比較高嘛，最後高中生多初中生少。應該選四十個人，出發時一點名，多出來一個，最後一名沒讓去，當時她就哭了。

一上天安門城樓秩序就亂了，據說上城樓的中學生有1000多人。那時我們對時局並不清楚，能上天安門城樓人人都很興奮，膽子大的學生就開始闖到城樓中間給中央領導戴紅袖章。我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臨上天安門時，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給了我。看到沒人給毛主席戴袖章，我身後一個男生（空軍大院子弟、師范學院附中初中生）推了我一下，說：“你的袖章挺好的，為什麼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我旁邊站着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過，兩家人很熟。我問謝富治，我可以去給主席獻袖章嗎？初二一個小同學也說她要去獻紅領巾，謝問她是誰，我說了她父親的名字，他就讓我倆過去了。那時，能見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動得不得了，我也感到很榮幸。毛主席並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個學校的。他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就是這麼幾句話，非常簡單。平常我也聽家人說過，毛主席愛開玩笑，也會拿名字開玩笑，我認為這只是一句玩笑話，並沒覺得有什麼特殊含義。

[馮敬蘭]：網上流傳的一個版本是，毛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並當即給你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這是網上的傳說。我班有一個同學記得，回到學校後很多人過來跟我握手，因為我的手和偉大領袖握過了，有人問：“彬彬，你以後是不是改名叫要武啊？”我說那是毛主席說的，我不配。

記得我說這個話的同學，字寫得很好，為了8-18她特地做了個葵花向陽的紙板，准備那天舉着去天安門。因為出身不好，班裡卻沒讓她去，她受了傷害，所以許多細節記得特別牢。

現在回想，當時所以說我不配，是因為我們學生代表會的幾人跟着工作組犯了錯誤，我心裡感到有些迷茫和慚愧。

當天下午，《光明日報》的一位男記者來采訪我，他問毛接見我的情況，我講了之後，他讓我寫下來，我說就兩句有什麼好寫的呢？就沒寫。晚上和幾個同學說起這件事，她們也說就這兩句話有什麼好寫的呢？可是沒想到，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我看到那篇文章很吃驚很憋氣，跟同學說：“宋要武這個名字我根本就不會用，現在連宋彬彬這個名字也不能用了。”毛主席和我的簡單對話，我們班同學沒人認為那是毛要我改名，這麼多年來沒有一個同學喊過我“宋要武”。

[馮敬蘭]：《光明日報》那篇署名文章，8月21日由《人民日報》轉載，再配上那幅照片，你是一夜成名啊。那篇文章確實不是你寫的嗎？

【宋彬彬】：四十多年來我真是有口難辯。熟悉我的同學們都清楚不但當年我寫不出那樣的文章，即使現在我也寫不出來。我喜歡理工科，一直從事的也是科研工作，寫文章不是我的特長，那種措辭激烈、政治性很強的文字，我更寫不來。

[馮敬蘭]：我仔細讀過那篇文章，覺得它的導向性非常明確，重點在闡釋“要武”的含義，讀起來像是宣言和號召。如果依據這篇文章把“宋要武”看作是武鬥和暴力的符號，是不足為怪的。

【宋彬彬】：我能夠理解。“要武”使紅衛兵的暴力合法化了，8-18以後在北京市迅速擴散開的“破四舊”成為大規模的暴力活動，許多無辜百姓失去了生命，家破人亡的悲慘故事我也聽說過不少。這個符號給予我的只是冤枉和委屈，而對於千百萬同胞來說，卻是生命的消逝，身心的損害和家庭的破碎，是永遠不能忘的心靈傷痛。比起這些，比起這些，我的冤枉和委屈就算不得什麼了。雖然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我仍舊要對那些無辜死者表示沉痛的悼念。

[馮敬蘭]：天安門上一次偶然的際遇，改變了你的一生。那以後你還干過什麼？

【宋彬彬】：8月19日我和劉進宣布退出了“文革籌委會”，以後基本上就退出了學校的運動。

[馮敬蘭]：你和劉進都是文革籌委會的發起人，為什麼才成立11天你們就宣布退出？

【宋彬彬】：8-18當天回到學校，我班同學梁二同找到我和劉進，她說：“為什麼你要給主席獻袖章？你是保工作組犯了錯誤的人，你給主席獻袖章是對主席最大的侮辱！”二同當時很激動，一邊說一邊哭起來。劉進和我認為她說得很對，我們是工作組依靠的學生骨幹，還擔任了學生代表會正、副主席，而梁二同是反工作組的領軍人物，受到無情打擊和批判，她們一直沒有屈服認錯。工作組7月30日剛撤走，31日她們就張貼出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宣言。當時學校里同學們都認為，梁二同她們才是真正的左派。所以，8月19日劉進寫了退出文革籌委會的聲明，我也簽了名。劉進還把梁二同的袖章交給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想請他轉交毛主席，換回我的那條。後來換沒換我們就不知道了。

[馮敬蘭]：為什麼要把你的那條換回來？

【宋彬彬】：因為我們保工作組犯了錯誤，梁二同她們才是左派。

後來我們這幫人（保工作組的）就成了逍遙派，我們小組叫“中流擊水”，有同學管我們叫“中午擊水”，因為每天中午我們都到八一湖去游泳。當時名字的問題給我很大煩惱，我說，我既不能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們小組的同學說這麼辦吧，咱們幫你起個新名字。一個同學拿來一本字典，隨便翻了一頁，看到岩石的岩字，我就在那個時候決定改名叫宋岩，此後就一直用這個名字。

[馮敬蘭]：你參與的事情還有哪些？

【宋彬彬】：再有一件，就是到武漢去做了支持湖北省委的“保皇派”。1966年8月末9月初，王任重找到我和劉進，我倆的父親曾經與王一起工作過，他和我們比較熟。他邀請我們去武漢，因為那裡造反派炮轟省委鬧得很厲害，省委不知該怎麼辦。劉進說，毛主席讓我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湖北的事應該由湖北人自己管，當場表示不想去。我有些抹不開，就和我校高一幾個同學去了武漢。王任重還找了海淀的學校里比較有影響的學生，動員大家到湖北去保省委。到武漢後我們先去武鋼等廠礦和大學了解情況，幾天后幾個人在一起，邊說邊議寫了個草稿，平鋪直敘，像白開水，拿去給省委的同志看。沒想到他們給改成了《致北京、武漢革命同學的公開信》，不僅措辭激烈，還帶着文革中盛行的罵人粗話，署名宋要武華小康劉靜梓朱培潘小紅（後4人是我校高一2班學生），落款時間是 1966年9月6日，夾在當天的《長江日報》裡。看到傳單，我們幾個都很生氣，讓我更不能容忍的是“宋要武”這三個字。我立即去省委找他們，一位老同志和我談話時，聲淚俱下。他說：“我們跟着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吃了多少苦，現在要打倒我們，我們怎麼會反黨、反毛主席呢？”我當時非常同情他們，確實不認為他們會反黨反毛主席，不相信他們是走資派。我說我們可以聲明支持你們，但你們也要事實求是，不是我們寫的不能強加給我們，我也不叫“宋要武”這個名字。他們同意我寫一份聲明，交給省委印發。我連夜寫好聲明，澄清我們的觀點（認為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湖北省委，也不願意看到兩派群眾的對立），還更正了署名。可是第二天我被告知父親病重，火車票已經給我買好了。我心裡着急就把寫的聲明交給了他們，請他們給予發表。

回到家裡才知道我父親根本沒生病，我母親知道事情原委後，說他們是在危難關頭，不得不出此下策。他們被斗、被打、已經不知所措了，只是想利用一下你而已，而你又那麼較真兒，還要發表聲明，人家是拿你沒辦法才想的招。所以，我覺得我可以理解這件事，四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公開說過。

[馮敬蘭]：“宋要武”這個符號，對北京的“紅色恐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湖北又被地方官員用來壓制“造反”，依靠“宋要武”三個字的威懾力量，阻止事態惡化，保自己過關。

【宋彬彬】：從66年9月開始“大串聯”，天南海北的小報和傳單，到處流傳着“宋要武”打人、殺人的消息，我還見過“宋要武”手掄沾滿鮮血的皮帶的漫畫，“宋要武”成為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1969年初春，我到內蒙牧區投奔先期插隊的同學。人還沒到，謠言先到了，說“宋要武”殺人放火、強奸婦女、無惡不作。當地老鄉都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們把自己口糧、衣物勻給我，並鼓勵我堅持下來，我真不知以後的路怎樣走。

40多年來我拒絕一切媒體的采訪，一是我不願意再度成為公眾人物；二是《光明日報》記者以“宋要武”的名義發表文章，傷害了我一生的名譽，對媒體我不得不心存警惕。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另一個牽強附會的改名事件差點兒又加在我頭上。當時我和妹妹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研，《光明日報》記者到學校采訪同時讀研的多對兄弟姐妹。只有我不接受采訪，校領導說：“記者已經寫好了稿子，說你為了獻身祖國的地質事業，把名字都改成了宋岩。”我說我改名時，根本沒有想到以後會學地質。我最終沒有接受采訪。

我到美國讀書後也遇到了許多困擾。剛下飛機，一些華人媒體就放出了關於我的謠言。我就讀的波士頓學院，有人還向中國大使館告我，說我上學拿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錢。那時為了掙學費，我除了在學校做助教，還在猶太人家中做了四年多的幫傭。中國大使館去波士頓學院調查，學校作證，說我做助教是校方出的獎學金。當年大使館還把這個誣告上報中央，中組部派人去女附中調查我。學校證明宋彬彬在學校沒有過打人和暴力行為。

我去MIT（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後，當地的華人報刊也時有刊登關於我的謠言，我和周圍中國學者的關係都很好。他們不僅理解我，有人還要寫文章替我澄清，都被我謝絕了。我不想再攪得沸沸揚揚，成為輿論焦點，只想安靜地工作生活。

[馮敬蘭]：關於你在文革中組織殺人比賽、打死七八個人的事在網上流傳已久，還成為某些知名學者專家寫文章引用的典型事例。去年，我在網上看到，北京十一學校的一位老師已經寫文章出來澄清了（方影竹：《文革紀實兼發一則比賽殺人的辨正》）。

【宋彬彬】：我也看到了，我希望那位老師知道，我非常感謝他澄清事實。

[馮敬蘭]：互聯網上流傳的你的“重大罪行”，除了組織殺人比賽，還有一樁，就是女附中“8•5事件”中校長遇暴力致死，是你領導的紅衛兵干的。下面我們來說說這個話題。

【宋彬彬】： 關於我“領導紅衛兵打死卞校長”的故事，最早出自發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的一篇文章《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把我的名字和“第一個打死老師的學校”以及“紅衛兵”聯系在一起，暗示了我對此事件應負的罪責。文章的作者是高一三班同學王友琴。她的文章對輿論影響很大。我想在這里鄭重申明，我沒有參與或支持過任何校內或校外的暴力行為。

[馮敬蘭]：四十多年來你從來沒有公開為自己澄清過嗎？

【宋彬彬】：有過兩次澄清的機會。2002年，美國朋友給我一本性學研討文集，其中有一篇是一位美國女學者研究卞校長之死的文章，依據就是王友琴同學的《卞仲耘之死》（為王友琴著《文革受難者》其中篇目）。為此書作序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性學家，在序言中以這篇文章為例來闡述其觀點。我的美國朋友們認為那篇文章影響廣泛、性質惡劣。社會上的謠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寫進學術著作中，性質就完全不同了。當時許多人力主我按照法律程序控告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犯有失職、誣告及名義誹謗罪，還有人幫我聯系好了律師。經朋友溝通，幾位相關者了解真相後，在《亞洲研究通訊》2003年春季刊（總第48卷第2期）上向我公開表示道歉，並承諾在第二版中去掉一切不實之詞。

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的導演卡瑪曾動員我接受她的采訪，一開始被我謝絕了。但是發生了上述這件事後，大家都勸我不要再沉默，他們認為，在一個嚴肅的場合說明事實真相，是對歷史負責的表現。這樣，我才在卡瑪的電影殺青之際接受了她的采訪。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為何不露面？因為我不想再在美國成為公眾人物，不想干擾和影響家人的生活。

[馮敬蘭]：關於“8•5事件”中你的表現，一直在網上傳得沸沸揚揚。有兩個校友為你寫了完全不同的“證言”，一個是高二四班陶洛誦，她說8•5批鬥校領導時，她站在台下看，你站在她身後，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另一個是高三一班劉沂倫，她記述了游斗隊伍走過來時，她看見你拽住一個動手打老師的初中學生，告訴她不要打人。劉還說你和一個朱姓同學去郵電醫院叫大夫，人家不來，你們還和醫生爭執起來。（見《記憶》47 期）這是完全不同的“證言”。

【宋彬彬】：說實話，無論是站在陶洛誦旁邊看批鬥校領導，還是和朱同學去醫院請大夫，我都不記得了。不過我認為兩種情況都可能存在。高一同學自發鬥爭“黑幫”的理由是：“工作組在的時候就不讓斗黑幫，現在工作組走了，我們就是要斗他們。”在當時的大背景下，“斗黑幫”是革命行動，我們不可能反對，“煞煞威風”說法也符合當時盛行的思維。但是，我對動手打人很反感，上前勸阻，也是事實。

[馮敬蘭]：我想到一個詞叫冷漠。不光是革命的激烈情緒讓我們對“黑幫”、對同類失去了同情心和憐恤心，對生命的漠視也麻木了我們的心靈。我是大約四五點鍾圍着教學樓看大字報，轉到小操場的，看見躺在平板車上的卞校長已經大便失禁，順着木板流到地上。周圍一個人也沒有，我很害怕，趕緊離開了。我聽不少同學說那天下午在小操場看到了這一幕，東樓面對小操場那一面，也會有學生、老師看到這一幕。受傷昏迷的校長這樣暴曬一定會死掉，但是大家由於害怕，趕緊躲開，事不關己，轉過臉去。我那天回家都沒有對家人提。第二年春天學校批對聯、批資反路線、打派仗，從來沒見過大字報寫校長之死。我們學校的學生全體失語了。直到中年以後，校長之死才浮出我的記憶，1996 年我寫了散文《心靈的瘡疤》。在那篇文章里，我以一個文革受害者的“優越感”站在道德高地上，犀利地譴責和追問“8•5 事件”的施暴者。今天，當我站在老年門檻上才知道，也要追問自己：如果躺在車上的是我母親，我能扭頭走掉，從此不提嗎？我雖被別人欺負，但是看到奄奄一息的校長我有惻隱之心嗎？

應該說，對生命的漠視是國人普遍的人格缺陷，幾十年來毫無改變。

【宋彬彬】：你說得很對。游斗活動中我們去現場勸阻過兩次，離開後再也沒有去關注她們，反正游斗也不是我們發起的，我們管不了，最後如何收場也沒過問。可以說這就是冷漠。

那天給老師們帶來的巨大傷害，也成為我心中的瘡疤。四十多年來，只要想起卞校長和被折磨得慘不忍睹的幾位老師們，我就非常沉痛、非常愧疚，覺得對不起他們的培養。文革後，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向他當面表達我對卞校長的哀悼和未能盡力阻止暴力、未能及時搶救、致使卞校長罹難的歉意。但是，我的處境又使我不能不謹言慎行，以免引起新的風波。2006 年清明節，劉進和葉維麗、於羚去看望王先生時，我很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我的敏感身份，再給老人帶去哀傷和刺激。

今天，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8•5 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長表示我最深切的歉意和懷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8•5事件”中受害的校領導及其家人表示我深深的歉意。校長被自己的學生毆打折磨致死，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的恥辱，是女附中歷史上永遠的污點。

[馮敬蘭]：最後，我想請你談談2007年實驗中學的校慶。因為學校評選的90名榮譽校友有你一個，學校編輯的“90年輝煌——實驗中學圖志”使用的 286 幅圖片中，在第三章“文革——十年浩劫的苦難歲月、不堪回首的歷史錯位”出現了你和卞校長的照片，被海內外一些學者和媒體抨擊為“為文革翻案”，炒成重大政治事件。當年上網搜索，對你的聲討和要求懺悔認罪的條目上百萬。你

為什麼要冒着如此巨大的風險當那個榮譽校友？

【宋彬彬】：想通過學校為自己正名，就是這個簡單的動機。

四十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各種傳言的包圍中。無法解釋，無法解脫，無可奈何。我想說清真相，但感覺說什麼都會被誤傳甚至誤解，招致新一輪的謾罵和攻擊。所以在很長時間里我選擇了沉默。但我的沉默也讓人不滿，有的人認為我應該說清楚事實真相對歷史負責，另一些人則認為我是罪孽深重所以不敢說話。

2003年，我從美國的工作崗位退休回國。我以為去國離鄉二十多年，那些謠言和聲討會漸漸消散。沒想到，網上關於我在文革中的“罪行”和批判聲討的文字仍然有數萬條之多，因此，母校九十年校慶讓我產生了討還清白的希望。

[馮敬蘭]：聽說你被提名之初，也曾拒絕過，為什麼沒有堅持呢？

【宋彬彬】：當時，學校通知我參加“知名校友（後定名為榮譽校友）”的評選，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拒絕——我實在是出名出怕了。後來，在同學、朋友的勸說下，我接受了他們的說法：這是為我洗清不白之冤的最後機會。80 年代我在美國遭到誣陷，正是母校證明了我的清白。我也知道，我被污名化的時間太長了，要想洗刷並非一朝一夕的事，通過這樣一個活動也未必能讓自己解脫精神的枷鎖。所以我比較猶豫，不知該不該接受這個提名，也擔心給母校帶來負面影響，曾要求退出。可是大家告訴我，已經進入程序的事並在網上開展票選了，如果退出等於承認了那些謠言，也會給學校和推薦人帶來不好的影響。就這樣，我其實是在猶豫不決、進退維谷的狀況下參加了“榮譽校友”的評選。後來發生的事讀者和網友至今也可在網上查到，我就不多說了。

[馮敬蘭]：在你的問題沒有得到實事求是的澄清之前，學校這樣做等於引火燒身。

【宋彬彬】：在此我也向母校因我受累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知道，女附中的校慶事件再次觸動了文革受害者的傷痛。我不應該僅僅為了還一己清白而去參加榮譽校友的評選，掀開無數受害人的傷疤。我理解他們，對此悔恨不已。

[馮敬蘭]：在資訊高度發達的這個時代，有一個文革中有着特殊經歷、四十多年來又被妖魔化的人，不訴諸媒體卻想通過“組織”為自己正名，這個人就是宋彬彬。通過《記憶》這個平台，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的一個偶然際遇，使我幾1十年生活在精神枷鎖里。儘管我心裡有委屈和無奈，但我不怪罪任何人，我只是想把事情講清楚。我理解讀者和網友對我的憤怒，因為文革這場萬劫不復的浩劫傷害了全中國的老百姓。文革的本質是對人權的踐踏，對生命的漠視。但願我特殊的經歷，能讓年輕一代了解文革、理解我們這個民族經歷的苦難。謝謝《記憶》給我這個說話的機會。

註：應南方周末之約做的訪談，因不可抗力原因未能公開發表，感謝網刊《記憶》不棄。

2011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