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科隆秋雨綿綿，下午被一位本地友人接到城邊的樹林散步。我給他講完於朦朧及其慘案後，交談德國現狀，最後談到害死於朦朧的共產暴君只會在美國總統面前低頭念稿……儘管如此，被中共封殺的中文網站上還是不缺對施害者及其頭目的讚美，鑑於五毛都披著馬甲，於是我想起猶太商人庫恩及我的相關評介。特此敬奉，希望有助讀者舉一反三，不被形形色色的五毛包括自乾五迷惑。

一九八九年，對生長在美國的猶太人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和被共產黨綁架的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里程碑。

一九八九年給庫恩帶來了紅色商機，他第一次在中共官員的邀請下，踏上被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了四十年的中國。

這一年，在中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抗議風暴，被剝奪了人權的中國人群起抗爭，齊聚天安門廣場要求與共產黨對話。喪心病狂的共產黨在世界的注視下用槍聲回答了中國人質的心聲。

這一年，中共在世人面前暴露了殺人不眨眼的兇相。

十七歲的高中生蔣捷連與無數捍衛人權的中華兒女被共產黨屠殺，對他們的家屬而言，一九八九年是痛楚的開端。

“六四”屠殺發生後，中國人又一次悲壯大逃亡，這一次的共產難民主要由三代知識精英組成。對他們而言，一九八九年是流亡的開始。

三代人中的知名者有戈揚（一九一六－二零零九）、高行健和封從德。從一九八九年起，他們便被迫背井離鄉，失去了歸國探親訪友的人權，只因為他們發出了個人的聲音。戈揚年輕時，被斯諾等騙入共產黨，淪為紅色筆桿子，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強行“勞改”二十一年。一九八九年再次被共產黨迫害，從此流亡美國，客死他鄉。

一九八九年開進北京的坦克把趙紫陽等良心未泯的中共高官趕下了台，壓過無數血肉之軀之後，在歐美各國政府的譴責聲中，把邪惡之首江澤民推向權力高峰，推到被勢利之徒庫恩崇拜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生長在共產暴政下的中國精英要麼被迫流亡，要麼被捕入獄；在牆外的中國留學生、知識人則遊說所在國的政府頒發“六四血卡”，讓他們及非法偷渡到海外的數十萬大陸人獲得永久居留權。

當中國精英投奔自由的時候，外國敗類投靠中共，填充了萬潤南們留下的空缺。

二十年後，中共上海外語頻道為慶祝共產黨獨霸中國六十年，推出十個“中國通”，庫恩成為第七集的主角，另外九位是亨利·基辛格、薩馬蘭奇、伊戈爾·羅高壽、中曾根康弘、皮埃爾·拉法蘭、鮑勃·霍克、斯蒂芬·佩里、顧彬、烏里·希克。

這十個紅色“中國通”與鳳凰台推出的十個“紅色中國的外國人士”堪稱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洋面首。

斯諾的變種

二零零五年，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龔文庠發表〈到過延安的斯諾和今天的庫恩〉，吹捧中共歷史上兩個對立的洋鼓手。斯諾當年是靠混船票來到中國的無產者，而庫恩則是被當權者邀請到中國的有錢人。 斯諾美化殺地主搶財產的赤匪，煽動戈揚們跟着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顛覆了自由的中華民國；而庫恩則在共產黨自己變成了地主、資本家後，美化害死了八千萬中國人的血色中國，阻擋沒有人權的中國民眾奮起推翻暴政。庫恩是斯諾的變種，雖然他們都是中共的洋鼓手。

一九三六年，共產國際間諜宋慶齡在毛澤東的要求下，從以記者身份在中國從事紅色滲透的外國人中選擇了三十一歲的斯諾，要他出面美化被國民政府圍剿的赤匪。擔當剿匪重任卻私通共匪的張學良，配合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地下組織，把斯諾秘密送到被國民政府封鎖的蘇維埃中國或曰蘇區，讓毛澤東得以對着斯諾撒“長征”等彌天大謊，把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黨偽裝成中國的“大救星”。面對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匪占領區，斯諾違背做人的道德，全盤照搬毛澤東的謊言，甘當毛澤東的應聲蟲和共產黨的吹鼓手。

斯諾把共產黨要他傳播的謊言記錄整理成《紅星照耀中國》，於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月，在英文月刊《亞洲》上連載。與此同時，斯諾的謊言還被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翻譯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不同版本的《毛澤東自傳》。《毛澤東自傳》在三十年代問世時，共產黨的邪惡本質還沒有成為常識，以致斯諾迷惑了無數青少年，誘使他們象戈揚一樣投身共產恐怖主義，為共產黨赴湯蹈火，推翻了新興的民主中國，建立起濫殺無辜的馬列紅朝。

七十三歲的戈揚在“六四”屠殺後，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在美國宣布“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四十五歲的庫恩卻在同年首次被中共邀請到牆國，從此留下在牆內的劣跡。有意思的是，當庫恩被稱作“又一個斯諾”時，他表示：“我和斯諾出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背景，寫作的方式也不一樣。”

毛澤東當年敢於在國民政府的圍剿中對着斯諾信口雌黃，而江澤民卻在中共的“盛世”里不敢接見樂於吹捧他的庫恩。因為共產黨在世上的氣數已盡，江澤民大權在握，也免不了淪為萬眾唾罵的對象。

商業教會

庫恩本來是個幸運兒，因為他生長在自由的美國。

一九四四年，庫恩生在紐約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右眼先天失明，沒有上過小學、中學，在家接受教育後，十五歲直接進入大學。

如果不是麥卡錫們成功抵擋了共產國際對美國的滲透和顛覆，斯諾們被趕出了國門的話，那麼，庫恩就會象比他大兩歲的遇羅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一樣因“出身不好”被打成“黑五類”，受到迫害和歧視，即使再優秀也不准上大學。 

一九六八年，二十四歲的庫恩在美國獲得人腦解剖學博士學位；而二十四歲時就寫出《出身論》等抗暴檄文的遇羅克，卻在這一年被共產黨投入死牢，在遭受了酷刑和批鬥後，被共產黨槍殺，器官被盜用，其時不過二十七歲。

遇羅克因文被殺兩年後，二十八歲的庫恩卻因一篇〈為什麼人腦和動物腦會有區別〉的文章，受到世界上帝教會（Worldwide Church of God，WCG）教主的賞識，得到該教會重用。

世界上帝教會於一九三四年由阿姆斯特朗（Herbert W. Armstrong）在美國創建。已故著名宗教學者馬丁（Walter Martin）在他的專著《異端王國》（The Kingdom of the Cults）里，花費數十頁篇幅專論這個以信仰為名的商業組織。

世界上帝教會的特色，在於通過雜志、廣播、電視節目等大眾媒體傳播教義，招攬信世。庫恩有六年時間為這個組織工作，比如，製作一個結合時事和經文的國際傳教電視節目《明日世界》。據《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庫恩 一個猶太商人的中國曆險〉中說， 一九七八年，該教會“因為首領斂財無度，一度被美國加州警方取締”。那年，庫恩已上升為該組織的三號人物，但他還想趁教主環遊世界之際，接管教會。篡權失敗後，庫恩被迫離開該組織，轉而就讀管理學校。庫恩於一九八零年獲得管理文憑後，轉往亞洲從事金融交易，成功改行為投機商，從而引起中共官員青睞。

就是說，庫恩在一九八九年投靠共產黨—這個霸占了中國的最大邪教組織以前，已有在美國投靠商業教會的經驗。而庫恩進入紅色中國後，扮演的角色頗似他昔日在“異端王國”的角色。

投靠中共

庫恩第一次到牆內，是應當時的中共國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請，參加“中國科技產品商品化國際研討會”。這位猶太投機商立即就與中共各層建立了聯繫，並在“六四”屠殺後，成為中共的面子工程商。庫恩在二十年裡每年都到大陸，據新華社報道“至今已經不下百餘次”。除了上述粉飾江澤民的傳外，庫恩還承包過中共的一系列面子工程。

庫恩首先利用原世界上帝教會的基金會（AICF，該基金會在庫恩退出世界上帝教會後，於一九八六年結束運營）的關係，建立了他名下的科學、教育和文化基金會，以促進中美兩國交流的名義，募捐和從事各項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面子工程。從中共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獲知，庫恩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也都配合庫恩參與面子工程。

庫恩的偽傳出版後，他的妻子先後與牆國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和廣州交響樂團合作演出。不知是妻子的鋼琴彈得好，還是丈夫的馬屁拍得好？而庫恩的三個孩子曾一同為庫恩與中共外宣部門聯合製作的“探索中國”、“重新發現中國”、“中國”等電視片工作。

從一九九七年起，庫恩籌集了一百五十萬美元，與中共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了專題片“來自中國的聲音”，通過十四個故事全方位地為中共粉飾太平，此片還在美國公共電視網PBS播放。對此他在中共媒體上表示起因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 我已經為中國的科技和金融界做諮詢很長一段時間了。這時候，我漸漸意識到，每當我在國外與人們談論中國的情況，他們都不相信我所說的。”這也說明，庫恩確實與中共臭味相投，同樣缺乏信譽。

庫恩還組織“中美媒體高層論壇”，系統地對美國高級傳媒人進行紅色滲透。

針對“中國製造”在海內外產生的惡劣印象，庫恩於二零零零年出版《中國製造》一書。

在千禧年聯合國首腦會議期間，為配合江澤民出席會議並訪問美國，庫恩又協助中共在美國一系列城市搞輸出中共黨文化的所謂的“中華文化美國行”。

據稱庫恩為江澤民作傳，是因為不滿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主持人華萊士二零零零年八月對江澤民的專訪給觀眾產生的負面印象。

然而，中共沒有通過庫恩讓美國人改變對江澤民及其紅色中國的惡劣印象，相反，庫恩還成為眾矢之的。對此，庫恩自己在中共媒體加以反駁： “很多針對我的著作《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而加諸我身的批評都是一派胡言。例如有人稱我寫作該書的構想來自於中國政府而非我自己。這是完全錯誤的；寫作該書的構想百分之百來自於我自己，而我親自寫下了該書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事實上，在出版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中國官員曾要求看英文書稿。但是，世界最著名的國際事務雜志《外交季刊》刊登了一篇很長的批評評論，而文中則充滿了種種不實。”

庫恩象中共一樣敢於面對事實繼續撒謊。面對譴責，庫恩表示，他“總是想到鄧小平。他曾三起三落，經歷過了比我多得多的痛苦。我有時候開玩笑說我從鄧小平那裡得到了激勵，因為他跟我一樣，身材雖然不高，但是精神上卻堅忍不拔，不屈不撓！”庫恩主動吹捧和推崇共產暴君，足以折射庫恩的人品。

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責任人，江澤民是迫害法輪功的元兇，他們象毛澤東一樣都血債纍纍，在累累白骨上崛起的紅色中國是世界的威脅。中共威脅世界到了庫恩嘴裡就變成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庫恩也知有意混淆中共與中國。

葉永烈拒絕充當《江澤民傳》的槍手

葉永烈生前（1940-1980）也像有自己頭腦的中國人一樣飽受共產黨的煎熬，好在他善於變通或曰能夠自我閹割，得以在共產黨的歷次整肅中改弦易轍，成名成家。

1949年中共唯蘇聯馬首是瞻，全面引進蘇聯模式包括科幻小說。1958年考入北大化學系的葉永烈開始寫作科學小品。毛澤東發動文革後，葉永烈參與寫作的《十萬個為什麼》被打成“大毒草”，葉永烈被抄家，被發配“五七幹校”勞改。

葉永烈1961年寫就的《小靈通漫遊未來》一直等到毛死後，1978年才被允許出版。1983年中共又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邉櫻�再次凤傷科幻左x罰�葉永烈被點名批判。儘管如此，葉永烈不僅沒有自殺，沒遭受牢獄之災，還筆耕不輟，因為他寫作與應變能力出類拔萃，但從小生活在紅牆內，至死都沒看穿紅牆。

二零零一年，針對海外出版的被中共視為“起著極壞的政治影響”的各種江澤民傳，中共國務院新聞辦把葉永烈介紹給庫恩，目的是通過庫恩營造“中國並非極權國家、江澤民並非獨裁者”的假象。庫恩想為中共效勞，但他既不懂中文，也沒寫過傳記，無法獨立完成任務。葉永烈是牆內的傳記專業戶，願意與庫恩合作，為共產黨效勞，但他不願當槍手。

因此，四年後，當庫恩名下的江澤民傳被中共隆重推出後，被“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葉永烈，憤然撰文透露他的遭遇。儘管葉永烈在文章結尾意識到，庫恩在“用得著你的時候，以貴賓相待；用不著你的時候，就一腳踢開”，但在文章開頭，他卻表示：“有幸成為庫恩的合作者，秘密從事‘零零一號工程’（即《江澤民傳》）的寫作”。

葉永烈的自述讓人驚嘆庫恩的偽劣，嘆息葉永烈不幸成為庫恩的墊腳石。不過葉永烈應該知道沒有中共做後台，庫恩何以宰他。當葉永烈被中共國務院新聞辦用頭等艙機票請到北京與庫恩會談時，庫恩再三地說：“葉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並表示“全部費用由他負擔”。  

葉永烈作為在紅色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作家，深受中共黨文化的污染，因為他能接觸的都是共產黨過濾後的信息和推崇的紅色筆桿子。因此，葉永烈在會談中向庫恩坦誠他的寫作經驗，表示他“很欣賞美國作家寫的兩本關於中國的書，一本是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一本是索爾茲伯里所寫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我認為，《江澤民傳》應該起著《西行漫記》那樣讓西方了解中國的作用，卻又吸取《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那樣通過大量‘花絮’—細節描寫深深打動讀者。庫恩也很贊同我的這一意見。”

於是，葉永烈回到上海後，開始為“零零一號工程”工作。 他“整理了手頭的江澤民資料和已經進行的有關採訪筆記，總共六大本”。然而，當他向庫恩提供了《〈江澤民傳〉設想》、 《〈江澤民傳〉提綱》、《〈江澤民傳〉採訪通訊錄》、  《〈江澤民傳〉參考文獻目錄》、  長達十五頁的《江澤民年譜》後，“最理想的合作者”才獲知庫恩只要他做槍手。可葉永烈畢竟是專業作家，看重自己的名氣，不願做槍手，因此向庫恩建議：英文版署“庫恩、葉永烈”，中文版署“葉永烈、庫恩”，但庫恩拒絕合理建議，堅持“庫恩是單獨的作者”，“葉永烈是首席採訪者兼首席研究員”。合作因此中斷。葉永烈沒有得到絲毫補償。

後來庫恩在其江傳中用了四頁向六十九人、十三個機構鳴謝，但葉永烈不在其中。經葉永烈指出後，庫恩“深表歉意”，不過只是送了葉永烈一本用他的話說：“《江澤民傳》大字版精裝本，並在扉頁上寫了堆砌許多對我致敬之類的好話。”

庫恩利用中共巧妙盜用了葉永烈的相關知識，還要撇清自己的罪責。葉永烈透露，庫恩對他說：“你為《江澤民傳》的寫作打下了基礎，你的談話，你提供的《江澤民年譜》以及其他許多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過，後來我們沒有合作下去，原因錯綜復雜，並不都是他所能左右。

說到這裡，庫恩嘆了一口氣，說了句真話：‘中國是一個黑箱子！’他對於‘黑箱操作’，無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個‘黑箱子’”。

不錯，共產黨專制下的牆國是一個黑箱子，如果沒有共產黨及其黑箱子，庫恩就不可能在牆內享有特權。正是因為這個黑箱子的存在，庫恩才能在牆國巧取豪奪。難道不是庫恩自己要堅持當“單獨的作者”？ 即使是中共強迫庫恩中斷與葉永烈合作，也不會阻止他個人向葉永烈提供勞動報酬吧！所以，有評論者指出，庫恩“得了便宜賣乖”。

騙取被共產黨掌控的牆內人的知識，來為自己追名逐利的外國痞子有的是，只不過庫恩被葉永烈揭露出來了而已。斯諾也有這個嫌疑，不過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葉永烈這樣的自我意識，畢竟為斯諾墊底的都是中共地下黨成員，他們也不敢象葉永烈一樣拒絕放棄自己的署名權。

無論如何，從葉永烈的經歷，足以獲知那些甘當共產黨的應聲蟲或馬屁蟲的洋人，都是些什麼貨色，無論他們是窮困的斯諾，還是富裕的庫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