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是的,國民黨不僅容不得老冤家共產黨,而且容不得中間的自由派。中間的自由派雖然沒有一兵一卒,但是他們代表了普遍的民心。在爭取中間派這點上,國民黨是連出錯招。李敖嘲笑蔣介石是“搞獨裁無膽,搞民主無量”。老蔣作為一個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軍人,對民主無論是理念還是制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他相信實力就是一切。在戰後他缺乏作為國家領袖應有的大視野、大胸懷和大手筆,做不出他兒子蔣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台灣那樣的扭轉乾坤的歷史大動作。

戰後國共之間的力量一度處於某種平衡,於是中間力量有了施展的空間。1946年初,舊政治協商會議開完以後,民盟的羅隆基得意地對馬歇爾講:“共產黨讓步大,國民黨苦惱多,民盟前途好。”一時似乎也有和平的希望,但一個東北問題,燃起了全面內戰。國民黨最初處於絕對優勢,相信軍事決定一切。陳誠對老蔣拍胸脯說,只要你放手讓我干,保證三個月消滅共產黨!但是就像我們從電視劇《潛伏》裡面看到的,國民黨的整個黨、政府和軍隊都爛掉了,百分之八十的精力不是去對付共產黨,而是對付自己人。人心抓不住,只能轉向靠特務統治,用暗殺、鎮壓、抓人的辦法維持政權。戰後國民黨看上去像龐然大物,但內部都被掏空了,對社會的控制力嚴重弱化,無法深入到基層,都浮在表面。到了靠特務統治維持天下,那已經是黔驢技窮,合法性建立在暴力上。那個時候,國民黨基本上氣數已盡,哪怕是最溫和的人,也開始向左轉。到1948年,蔣介石連民盟都容忍不了,壓迫他們解散,統統把他們推到與共產黨合作的一條路。知識精英與國民黨最後的破裂,正是蔣介石一手導演的結果。

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知識分子都會遇到一個跟誰走的問題吧?

許紀霖:在1948年底到1949年,從北到南,知識分子當中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走還是留?不少知識分子內心有掙扎。跟着一個在小島偏安的政權,能維持多久?中國晚清以後政治變動太頻繁了,知識分子看得也多了,不就是一次新的朝代更迭嗎?許多人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認為朝代更迭可以接受,畢竟是漢人自己的政權,社會與文化總不會變吧。馮友蘭與國民黨關係比較深,當時作了最壞的打算,留下來,即便政治自由沒有了,學術自由總是有的,可以作一個單純的教書匠。但他沒有想到的是,1949年以後,新中國發生的不是傳統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的社會大革命。

alimama_pid="mm_12852562_1778064_8682655"; alimama_sizecode="972"; alimama_width=200; alimama_height=250; alimama_type="i"; 去留問題的選擇,大多不盡然是政治的選擇,還有文化的認同。北大清華的教授們即使接他們的專機飛到了北平,還是不走。不是對新政權有多少認識,實在是國民黨讓他們看傷心了,不願為它而陪葬。國民黨太爛了,新政權縱然有百般缺點,也總比國民黨好吧?另一方面,許多人對家國有依戀感,依戀母校,依戀城市,依戀早已與生命融為一體的土地、風情和文化。去留的選擇,對大部分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文化的認同。

就這樣,中國知識分子,與國民黨的那段從蜜月到疏離最後到決裂的歷史,就這樣翻過去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與新中國一起走進了1949年。

核心提示:以聞一多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時候,一個人的收入可以養家裡大大小小的人口,還可以雇幾個保姆;1940年以後,物價飛漲,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學兼課、刻圖章補貼家用了。後來,他會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義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劑。知識分子的貧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當普遍的現象。1946年胡適從駐美大使任上回來做北大校長,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學術計劃。結果在教授會上他的方案無人理睬。教授們紛紛向校長訴苦:我們現在生活都有問題,十年以後是否還活着都是個問題,還談什麼學術!

來源:東方早報

據說“文革”期間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名言:筆桿子、槍桿子,革命就靠這二杆子。當蔣介石的威望隨着抗戰結束達到頂峰的時候,很難想到短短幾年之後竟然淪為知識精英眼中的獨夫民賊。最終,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一同將國民黨趕出了中國大陸。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看來,國民黨政府與知識精英以及知識精英所代表的民心之間的關係變化,是很值得深究的。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間,迅速地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許紀霖:首先是認同的危機。我一直有一個看法,在民主社會裡,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重大的決策是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怎麼來動員選民、影響選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裡,精英和政府的關係是最核心的東西。中國傳統上是民本政治,從儒家一直到國民黨,都講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本身不可能發出聲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領域,有了現代的傳媒、報紙、雜誌,其中能夠主持言論的還是知識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話語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是否得民心,實際上是是否得士心。統治者應傾聽士大夫的清議和民間輿論。

從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知識精英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逆轉。逆轉的原因,有兩個背景性因素,一個是外敵的消失。從1895年甲午海戰失敗一直到抗戰勝利,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從來沒有斷過亡國滅種的危險。一個接一個,始終有外敵。這個外敵不是潛伏性的,是實實在在的威脅。外敵的存在,使得知識精英哪怕對政府有諸般不滿,還是對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認同感,除了個別爛透了的北洋政權,比如張作霖的統治。對於國民黨政府,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以前是一直懷有期待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獨立與評論》內部,有過一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像蔣廷黻、丁文江、錢端升這些老牌自由主義者,認為獨裁雖然不好,但與其存在着無數個小獨裁——軍閥割據,不如有一個開明的大獨裁,在中央形成一個開明的威權,以應付大敵當前的國難。有了外敵,就容易形成精英與政府某種適當的合作關係。抗戰勝利以後,外敵基本不存在了,亡國滅種的威脅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製造什麼外敵,讓知識分子和國民為了國家的自由犧牲個人的自由,認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戰後知識分子所一致認同的口號是“和平統一,民主建國”。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後來,國民黨想通過打內戰“戡亂建國”,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讓知識精英絕對無法認同。

alimama_pid="mm_12852562_1778064_8682655"; alimama_sizecode="972"; alimama_width=200; alimama_height=250; alimama_type="i"; 當外敵消失之後,其他方面的變化就很容易導致離心離德。

許紀霖:另外一個背景性因素是到1940年代,知識精英在利益上日益與政府體制疏離,無法通過其工作獲得與其身份相符合的、有尊嚴的報酬和收入。北洋政府忙於內鬥,對知識分子是不太重視的,常常有欠薪。國民黨在1927年建立國民政府以後,非常注重拉攏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回來的大知識分子。1927年到1937年,既是近代中國經濟的黃金年代,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年代。只要你不與政府作對,凡是在體制里謀到一份工作,特別在國立大學,收入是非常不錯的。國立大學的教授每月有三四百大洋,過的是非常奢華的生活。你想,駱駝祥子一個月七塊大洋,也可以在北平溫飽了。在四十年代之前,知識精英分享了政權的好處,體制內部的知識精英大都對國民政府有認同感。雖然有些知識分子有批評和反抗,但大部分知識分子並不關心政治,有利益上的考量。但建立在利益上的統治正當性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利益鏈發生問題,政府的正當性就發生危機。果然,1940年以後的戰時中國,開始出現急劇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傷害最大的對象,就是這些拿國家薪水的公務人員。國民黨的黨政人員還可以搜刮,知識精英沒有什麼好搜刮的,實際生活水準直線下降。一旦精英淪為貧民,對政府的態度就急轉直下。假如政府與民同甘苦、共患難,知識分子還可以接受,問題是國民黨政府太腐敗了,貧富差距嚴重拉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令人寒心。費正清後來在回憶錄里談到,1943年是一個轉折點,蔣委員長失去了精英的認同。這一說法,雖然有誇張的成分,但的確反映了自由知識分子的心理。因為當時費正清在昆明,每天與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混在一起,對人心的轉向有敏銳的觀察。

以聞一多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時候,一個人的收入可以養家裡大大小小的人口,還可以雇幾個保姆;1940年以後,物價飛漲,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學兼課、刻圖章補貼家用了。後來,他會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義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劑。知識分子的貧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當普遍的現象。1946年胡適從駐美大使任上回來做北大校長,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學術計劃。結果在教授會上他的方案無人理睬。教授們紛紛向校長訴苦:我們現在生活都有問題,十年以後是否還活着都是個問題,還談什麼學術!胡適聽了目瞪口呆,大失所望。1940年代後期,校園已不再成為校園,到處是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標語。學生們三天兩頭上街抗議遊行,教授們也民不聊生,要靠美國的救援麵粉來維持生命,那是多大的心靈傷害!朱自清情願餓死,也不領美國的麵粉。說實話,他不是對美國有多大的不滿,而是對政府不滿。朱先生如此持重之人,竟然也在清華園裡與學生們扭秧歌。國民政府從1927年開始的籠絡知識分子的高薪政策,到那個時候完全失敗。

當知識分子失去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認同感,在清議、輿論上會有很多批評吧?

許紀霖:國民黨輿論主導權的喪失,是其失去民心的另一個表現。國民黨在1924年以後改組,學習蘇俄的經驗,面目煥然一新,那個時候它是一個革命黨,主要依靠意識形態。國民大革命興起以後,很多北方知識分子孔雀東南飛,開始認同國民黨。為什麼認同?因為國民黨代表了“五四”以後的新氣象。1927年以後,國民黨面臨着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國民黨是非常曖昧的,它延續了革命黨的方式,不是靠法治,不是靠建立一套在憲法和法律基礎上的公共文化來獲得認同。國民黨還是靠三民主義教育,強行在學校設立訓導處,推行三民主義黨義教育。自由派知識分子、學生非常不滿,完全是應付性的。雖然它在主流教育體制有不可動搖的位置,但沒人相信它。公共輿論的主導權,一直不在國民黨那裡。“五四”啟蒙的核心觀念,如民主、自由、科學,與作為國民黨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有衝突。聞一多之所以後來拍案而起,最早是他一度很崇拜的領袖寫了一本《中國之命運》,他看了以後,嚇了一跳,這不是反“五四”嗎?於是聞一多這些從“五四”走來的自由知識分子無法忍受,走上了對抗國民黨的路。

這是否說明當時是知識分子掌握了話語權?

許紀霖:對,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話語領導權。從這點來說,國民黨一直不占上風,處於被動挨批的位置。而共產黨則非常會抓輿論。《八一宣言》以後,主張抗日。四十年代以後爭取民主、自由,延安《解放日報》接連發社論,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匯合了二戰期間國際上主流的民主聲音。四十年代的話語領導權相當部分還在自由派手中,像《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觀察》雜誌,力量很大。蔣介石起床之後第一件事,不看《中央日報》,不看《解放日報》,而要看《大公報》。《中央日報》都是他的聲音,不要看;《解放日報》都是罵他的,也不要看;而《大公報》代表了社會一般的輿論,他不得不顧及人心的趨向。《大公報》後來獲得了美國密蘇里學院新聞獎,這是亞洲第一家獲得這個權威獎項的報紙。

alimama_pid="mm_12852562_1778064_8682655"; alimama_sizecode="972"; alimama_width=200; alimama_height=250; alimama_type="i"; 戰後的一段時間,是近代中國輿論最開放的年代。人人可以辦報、辦雜誌,什麼聲音都可以放出來,很響亮。國民黨壓力很大,不僅有內部的輿論,而且美國派馬歇爾將軍來中國,要蔣介石聯合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等到全面內戰爆發之後,蔣介石對輿論的處理就非常簡單,誰的聲音對我不滿,就一家一家關。先是關激進的,然後關溫和的。儲安平主辦的《觀察》雜誌影響很大,有十萬訂戶,百萬讀者,一開始不敢關,後來國民黨覺得實在無法容忍,關掉。連北平的《新路》雜誌都容忍不了。《新路》本來是自由派當中的溫和派辦的,又有宋子文的背景,正面建言遠遠超過批評,最後也被查禁了。關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一時似乎討厭的聲音消失,天下太平了;但民情卻在地下奔涌,怨恨在暴力中積累,一點點將溫和的知識分子逼到激進。儲安平在《觀察》上很尖銳地指出,誰在製造共產黨?是國民黨製造了共產黨,將溫和的自由主義一個個逼到了左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