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涯》一書，大抵是由梁淑溟先生生前關於自身生平的文章輯錄而成。先生自謂問題中人，且將其窮畢生之力孜孜探求的問題歸諸為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在本書中，先生細膩坦誠的筆觸之下，其艱難跋涉於探求社會、人生兩大問題之解決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見。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7月15日聞一多教授在參加李公朴先生追悼會後又被特務殺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行執委員會委員兼民主教育運動副主席。聞也是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雲南省支部常委暨宣傳部主任。民盟中央這兩位重要成員連接死於政治謀殺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國內外很大震動，對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擊。

　　要求共同調查

　　暗殺事件發生時，我駐南京民盟總部，擔任民盟秘書長，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國共和談最緊張的時候。

　　李公朴被殺害的消息於12日傳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許多負責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個人身份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公朴先生被害，無疑是為了當前政治鬥爭，儘管真兇沒捕到，好象無法證實國民黨特務之所為，但此事無待申說，大家心裡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統治。”不料四天之後，聞一多又被殺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書長的名義發表書面談話：“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我又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在宣讀完這個書面談話之後，出於對國民黨特務的卑鄙兇狠的行徑的憤恨，我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着它!

　　赴昆明調查

　　國民黨做賊心虛，自始至終不肯同意派人與民盟共同進行調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調查，政府給予交通的便利和調查時的便利，並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一名秘書“協調工作”。

　　民盟本打算派羅隆基去，後來傳言說羅不能去，去將死在昆明。後來決定由我與民盟副秘書長周新民一同去調查此案。

　　8月3日我們二人會同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出的秘書張壽賢由南京先飛重慶，因換乘飛機延誤，6日才到昆明，開始工作。

　　國民黨為了做出“重視”此案的姿態，也為對我們的調查進行阻撓，此時也派了一批軍警憲大員飛去昆明“查辦”。記得他們當中有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顧的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警察總署署長唐縱等。此外參加“查辦”此案的還有已在昆明的雲南主席盧漢、昆明警備司令霍揆彰。

　　我們到昆明後立即約見他們，但他們故意拖延，屢次推拖，改動會見日期，使我們無法及時開展工作，至8月9日才見到他們。我們見他們主要是說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要求將此案移南京組織特別法庭審理，因為李聞案是一政治性謀殺案，普通法案是審理不了的。這個要求我們在南京時即向國民黨提過，現在重提自然也是無結果的，但這是一原則問題，我們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審理的情況下，我們又要求不要急於定案。

　　8月13日顧祝同和盧漢出面宴請我們，有冷欣和張鎮等作陪。此時顧祝同告我暗殺李的兇犯未捉獲，聞案的兇犯已捕到，後日即可開庭審判。當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說15日“公審”，邀我們去“觀審”。我們當即回信說不同意這種“公審”，但既經邀請，我為藉此機會作調查，準備參加，並提出增加民盟雲南支部負責人之一的馮素陶一人參加“觀審”。

　　如此“公審”

　　增加增素陶“觀審”得不到同意，只有我與周新民二人去參加15日的“公審”。“公審”時到的只有被邀的不過二十餘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記者只二人，且均為國民黨中央社的。《大公報》派來昆明的記者申請參加，也無理地被拒絕。“公審”時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殺聞一多的兩名兇犯，名湯時亮和李文山，據說是昆明警備司令部的兩名中下級軍官。真正的兇手是不是他們?誰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將聞一多被殺時受傷的他的兒子聞立鶴用擔架送來法庭，以便辨認兇手和作證。但直到“公審收場後，參謀長冷欣才要張壽賢秘書轉告我們說，軍法處去醫院，院方出具證明，認為聞立鶴“傷勢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審理中只有法官與被告之間的一問一答，問答完了即算審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問時，他們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說，說“聞一多是賣國賊”，說他在李公朴追悼會“罵了軍人”，他們二人出於一時“氣憤”，故刺殺他，此事與他人無關，云云。聞案就這樣審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結束時也未說明是否審理完畢。李公朴一案，則因為兇手根本不曾“捉拿歸案”，更是不了了之。

　　“觀審”畢，我即致函顧祝同，說明我們旁聽後認為疑竇頗多，請他們不要急於定案，並索取一份審訊記錄的抄件，但始終不曾給我們。

　　19日顧祝同再次宴請。飯罷入另室談話，我問：15日“公審”一天，好像是已經審完，可是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審完，是不是將再審?顧遲遲答不上來，末後低聲對我說：我也還做不得主。

　　阻撓與封鎖

　　同時，國民黨在下面又採取種種辦法，阻撓我們調查，對我們進行封鎖。

　　本來早在李聞案發生之前國民黨特務即散布謠言，製造打擊民主力量的藉口，空氣已十分緊張。張貼在街頭的反動刊物和壁報說，民主黨派要與地方勢力“聯合起來暴動”，奪取被國民黨由龍雲手中收去的政權，說“李聞加入了共產黨”，“聞一多組織了暗殺團”，種種胡言亂語。在這種情況下，6月底民盟組織不得不多次舉行招待會，說明我們的主旨是“和平建國，民主團結”，說明民盟為非暴力革命團體，從來反對暗殺暴動。

　　待7月11日和15日李聞兩位被暗殺後，昆明的空氣更加緊張。潘光旦、楚圖南、費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進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像這樣人人自危的狀況，當然使我們不便或無法與許多調查對象接觸。我們到昆明後，即住在商務酒店，店裡此時早已先住進了許多“客人”，我們的出訪，或有人來訪，一舉一動，當然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廳吃早點，偶然遇見孫福熙君。孫是著名作家孫伏園(福元)的兄弟。孫福熙曾為中國旅行社編輯過旅行雜誌，而這家商務酒店正是由中國旅行社經營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內。彼此早相識，見面怎能不打招呼?兩人互致問候，寒暄幾句，也就分手了。誰知竟被特務注意。據孫事後對我說，在我們談話後，特務立刻將孫找去盤問，問他：你與梁某人是什麼關係?你向他說了些什麼?孫萬沒有料到在大庭廣眾之中，這樣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盤查，趕忙解釋說：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學教書，他是先生，我是學生，只是師生關係，彼此多年不見，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還記得，當時繆雲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慶政協會議的社會賢達代表，我本想藉此機會彼此見見面。這本是與調查無關的活動，但也未能實現，後來繆雲台先生派了某紗廠經理來見我，說“有事”不能來。像這樣的處境，我們的調查工作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通過種種途徑，通過美國領事館，搜集到許多與案件有關的情況，足以說明這是國民黨特務謀殺了李聞兩位。

　　報告調查結果

　　李聞案的調查在國民黨的阻撓下再也不能進去下去，而“公審”是否繼續進行又無期，22日我們即由昆明飛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報告調查經過和結果。我說：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來說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獲兇手”，只拿出聞案來“公審”，是李案“吞”而聞案“吐”。二是承認是昆明警備司令部兩個中下級軍官干的，這是“吐”。但是出於兇犯“個人氣憤”，這樣就“吞”去了暗殺的主謀者。三是“公審”只許中央社記者參加，這是“吐”。但拒絕《大公報》記者及其它報社記者參加，這是“吞”。四是“公審”好象審判完結，這是“吐”；但問是否再審，他們答不出來是“吞”。在這報告中，我還作了三個預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為聞案推不脫，才說是警備司令部軍官干的，但是出於“一時氣憤”，李案不好再說是特務出於同樣原因干的。二、聞案不會再審了，也不會正式宣判。三、兩個兇手在執行死刑時，定有兩個替死鬼。

　　後來此案的了結與這些估計大體不差。

　　末後我們將調查經過與所得寫成《李聞案調查報告書》，印發各界，揭露國民黨特務的罪惡，要求取消特務機關。有關調查的種種情況，可以找此書查閱。

　　(摘自《我生有涯願無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社址：北京海淀中國人民大學院內，郵編：100872)

　　稿件來源：光明日報——書摘

（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