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劍客 於 北京時間 02/12/2011 (681 reads) [累積151285分 給劍客發悄悄話]

主題：名教授當面臭罵蔣介石獨裁的下場

[博訊論壇]

蔣介石為人如何，對兩岸的民眾來說是正負兩面都有。特別是在大陸影視作品中，蔣介石總是給人一幅故作深沉的印象，要麼不說話，要麼一開口就是“娘希匹”、“拉出去給我斃了”之類的。 而在大陸歷史教課書裡，蔣介石則總是和“腐敗無能”、“專制獨裁”聯繫在一起。經過幾十年的反覆宣傳，大多數大陸人一提起蔣就是影視里和教課書裡的形象。


但在大陸當今血拆、強拆成風的日子裡，人們便不由想起蔣介石的故事。話說蔣介石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以後，想把位於浙江奉化武陵鎮上老家的舊房子豐鎬房拆掉擴建一下。所以和周圍26戶鄰居商量，希望他們能搬遷，好給蔣家騰出地盤。鄰居們得知蔣家擴建房子的事後，都紛紛讓出自己的宅基地，可是隔壁賣千層餅的周順房的主人卻不願意騰出自己家的地盤。原來，周順房的主人與蔣介石都是兒時的小夥伴，所以並不把蔣介石看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大人物。他接到拆遷的通知後，放話說︰“瑞元（瑞元是蔣介石的小名）當皇帝了，他讓我搬，我不得不搬……。”並執意要讓蔣介石親自來說。蔣介石聽後嘆曰︰“遷不遷由他去吧。”這個周順房，大約就是今天在城市拆遷中的“釘子戶”。至今，人們到蔣氏故居，還會看到蔣家面臨剡溪的大院右側，有一個“周順房千層餅店”，嵌在蔣家大院的一角，顯得 “另類”。而豐鎬房也就被逼凹進去了這一角。在強制拆遷盛行的今天，聽到蔣介石對“釘子戶”的寬容，真是覺得“難以理喻”。作為一國之總統，一代梟雄，蔣介石難道連一個“釘子戶”都對付不了？不是不能，而是不為。這體現了蔣介石的胸懷與氣魄。


眾所周知，在民國期間，中國大學的知識分子常常是批判政府的急先鋒，他們不僅在課堂上大罵國民黨和蔣介石（雖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僅在1928年才執政，1937 年又全力組織抗戰，1946年又陷入國共內戰），而且還利用參加國民黨政府召開的會議來批判政府，甚至不乏知名教授當着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面斥責其腐敗和獨裁。


比如民國期間的西南聯大政治系主任、教授張奚若，早年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後赴美留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後長期任教於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是著名的學者。大陸1949年建政後，他曾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等職。他對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批判可謂可圈可點。張奚若第一次有名的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大罵是1937年。張奚若當時隨清華大學西遷，並任西南聯大政治學系主任。一次，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四校聯合舉辦時事講演會，由張奚若主講。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面對六七千名聽眾，他對國民政府展開了猛烈抨擊。講演一開始他就說：“現在中國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污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制的政治集團所壟斷。”張奚若接着說：“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乾淨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他還給國民黨政府下了一斷語：“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因此，中國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他說：為了國家着想，也為蔣介石本人着想，蔣介石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你下野。


張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大罵是1939年。有一次中華民國的國民參政會開會，蔣介石也來參加會議，會議期間，張奚若當着蔣介石的面發言批判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說了許多激烈的言辭。蔣介石感到難堪，就打斷他的發言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從此不再出席參政會。等到下一次參政會開會，國民政府並沒有忘記他，給他寄來了開會路費和通知，張奚若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當時，很多人讚賞張奚若的骨氣和硬氣，認為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


看到這些故事，人們除了對張奚若充滿敬意外，還會對那時中國的政治氣候充滿嚮往。張奚若在7000人的大會上慷慨激昂地大罵政府和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在今天的人看來無疑是犯下了反革命滔天大罪。但張奚若不但沒有因此入獄或者開除公職，而且根本沒有受到政府的任何追究，甚至還被作為當時的政府座上賓，被任命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可見，張奚若所罵的這個獨裁政府，是充滿了一種民主國家所具有的對於異己的巨大寬容的政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奚若在國家的重要會議上，當着國家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面批判政府、批判蔣介石本人，而蔣介石只不過感到難堪，只不過說了聲“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而張奚若卻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從此不再出席參政會。這種行為，無論如何都是一種不太符合人際交往起碼禮貌的做法。可是，即使如此，當時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卻並沒有給張奚若穿小鞋，或者給他治罪，相反，政府繼續聘任他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


大陸教科書一直教導，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是如何如何的獨裁，當時的社會如何如何黑暗。但現在如果碰上這樣的獨裁政府，很多知識分子是願意生活在這樣的獨裁政府之下的。


不過，在1949年後新政權領導人之下，張奚若還是遭到了罵人的報應，他因 “罵性” 難改，說了幾句不痛不癢批評當局的話，結果被毛澤東免去了官位，並屢遭批鬥、迫害，最後死於氣病交加的幽禁之中。九泉之下，張奚若教授如何反省，不得而知。


至於說蔣介石腐敗，史料中也有記載。比如民國政要工資：蔣介石低於胡適，市長不如老師。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文官官等官俸表》，重新厘定了各級公務員的工資標準。按照該表規定，時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拿的工資跟行政院院長、立法院院長和各部總長一樣，都是每月800塊大洋。副委員長、各部次長以及各省主席，工資比蔣介石稍低一些，每月能拿到680塊大洋左右。這時候官員薪水很單純，除了工資就是工資，沒有洗理費、書報費、餐費、交通費、冬季取暖費等等亂七八糟的補貼。當然出差補助是有的，凡因公出差，舟車轎馬都是按實報銷，吃飯和住宿等開銷則有固定標準，按天算錢。當時食宿費用的報銷慣例是：特任官出差，每天是18塊大洋；簡任官出差，每天是12塊大洋；薦任官出差，每天是8塊大洋；委任官出差，每天是6塊大洋；一般雇員出差，每天是2塊到4塊大洋。蔣介石是屬於級別最高的特任官，他的出差補助標準是每天18塊大洋；然而這只是紙面上的規定，他出去視察，從未拿着報銷單找人結賬。


蔣介石兼了好幾個職務，但兼職只能拿其中一份工資。總而言之，蔣介石的月薪，只有這800塊大洋。800塊大洋按當時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的48000元。眾所周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蔣介石是總統，李宗仁是副總統。李宗仁的薪水，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本俸”（基本工資）每月800塊大洋；二是“年功俸”（年終獎），每年810塊大洋；三是“公費”，這筆費用主要用來彌補高級官員因公事而產生的私人開銷。譬如國民黨某元老去世，李宗仁得去送個輓聯；某外國元首來訪贈個禮物，這些瑣碎開支可以從“公費”中支取。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每月撥給李宗仁的“公費”，總共是金圓券6000元。到1949年3月，金圓券就已形如廢紙，李宗仁每月6000元金圓券看似可觀，實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把他的本俸和年功俸加起來分攤到每個月，平均是867.5塊大洋。


然而，大名鼎鼎的胡適教授，他的工資反倒遠遠超過了蔣介石和李宗仁。胡適的月薪是2400塊大洋，按北京物價估算，2400塊大洋可以折合人民幣12萬元。


而民國時期的廣州市長劉紀文，政績卓著，1932年他的月薪是560元毫洋，按當時購買力，可折成人民幣16800元。在1930年代，各地市長的薪水相差甚遠，像江西南昌，市長月薪不過150塊大洋。劉紀文做廣州市市長後，非常重視教育行業，力主提高教師收入。那時候，在廣州市區中小學校無論公辦還是民營，均分為甲乙兩級。甲級高中，每課時工資不得低於8元毫洋；乙級高中每課時工資不得低於6元；甲級初中每課時工資不得低於6元；乙級初中每課時工資不得低於4元，這是市政府和廣東省教育廳所作的硬性規定。但實際上，各中學教師所領薪水也不低於上述規定。譬如當時廣州市的“市立第一中學”是甲級中學，初中部教師每課時能拿7元，高中部教師每課時能拿9元。該校教師最高則能拿到720元，可折成是人民幣21600元。也就是說，普通教師只要努力付出，其月薪超過市長。


大陸歷史教課書裡把蔣介石總是和“腐敗無能”、“專制獨裁”聯繫在一起，但一段史實，若果人們將之與1949年後進行對照，也能說明問題。如果人們將1931年12月5日，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曾走出南京國民政府的大門，親自與已經砸爛了《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了國民政府的中共學生運動代表平等對話的歷史鏡頭，從塵封的歷史裡面尋找出來，就不會去千喊萬罵地去指斥國民黨是“反動派”，去批判國民黨訓政時期是一個“反動統治”時期，去責罵訓政領袖蔣介石乃是一個反動透頂的“獨裁者”。


至於民國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就更是人盡皆知。彼時，中國現代文學在走過了他的先河期——五四新文學之後，開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種流派、各種社團、各類刊物雜然紛呈、一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然標傲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就前者而言，現實主義派，現代主義派，“革命文學”派，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和第三種人文學，均各守陣地，互相論爭，不亦樂乎；就後者而論，則魯迅、郁達夫、徐志摩、巴金、老舍、曹愚，以及後起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一批文學巨子，亦因他們的作品已富有傳世價值，而成為現代作家的楷模和典範。尤其是長篇小說和話劇的創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雷雨》、《駱駝祥子》等均已經獲得了永久的魅力。連正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實行武裝叛國、一心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共，也能夠在上海成立配有黨組書記的左翼文化人聯盟，即“左聯”，並且馳騁整個文壇。這就是民國年代，為後人所記錄下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成就；這就是在“國民黨和蔣介石反動統治”下，中國人民所擁有過的種種民權和自由！


他們何曾有一丁點害怕被打成右派甚至反革命分子？何曾有一丁點擔心慘遭批鬥和迫害？！反觀毛澤東時代，成千上萬文化人無端遭受瘋狂打擊和迫害。中國大陸，前30年無文學可言、後30年的文學仍要遭受官方的打擊和收買，因而遠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學水準的現狀；特別是至今仍絕不允許民間自由成立任何一家團體、出版任何一份刊物，有則逮捕、“法辦”的現狀，只能使人更加感慨萬千了。


總之，寬容異見是一個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徵，人們不應該因為言論而被打壓、被治罪、被投入監獄，甚至被判處死刑（當然，如果一個人或者群體，要訴諸於暴力去推翻政府，是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缺乏寬容精神，建立絕對權威，一直是中國封建統治者的追求。但時代已經前進，民主越來越成為現代文明的潮流，寬容的多元價值觀已經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用。在這樣的世界文明發展潮流洶湧澎湃之下，中國大陸應逐步地建立起一個能夠寬容異見的多元社會體制，使人們從多元言論的恐懼中得到解放。只有這樣，中國社會的長久安寧和民眾的長期安居樂業，才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