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余秋雨“文革”年譜/古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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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余秋雨的“文革”表現在其自傳《借我一生》中有詳細的描寫，此年譜系對其隱瞞部分的披露和“失憶、錯憶”的糾正。2、此文曾參考丘佩瑀先生所寫的《余秋雨的“文革”履歷表》（《新周報》2004年11月3日）。3、本文主要根據被余秋雨稱為“最權威的證人”胡錫濤先生等“提供的證言”和上海市委編印的《清查報告》寫成。4、此年譜之所以延續到21世紀，是因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陰影中，一直想掩飾、修改自己的“文革”歷史，否認當年上海市委對他的清查。5、年譜掛一漏萬，希望知情人加以補充、修正。

　　1968年10月16日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要批判原蘇聯戲劇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簡稱“斯坦尼”），以便為江青當“文藝革命英勇旗手” 掃清障礙。上海根據姚文元的電話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體系’戰鬥組”，該組設在《文匯報》社，余秋雨即為這個小組的五人成員之一。據胡錫濤回憶： “為了吃一頓肉絲麵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個半鐘頭”來到《文匯報》社寫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徑，直接查閱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捲起了角。”“他關在一個小房間裡埋頭苦幹了十天左右，從不抽煙的他也抽起了煙。”（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頁；胡錫濤：《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問題”》，《華夏時報》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 批判“斯坦尼體系”戰鬥組編寫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動言論選編》內部印行。據上海戲劇學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證詞：余秋雨曾參加了批判“斯坦尼”資料的編寫。

　　1972年1月3日根據張春橋的授意，《魯迅傳》編寫組在復旦大學正式成立。該組為寫作組文藝組下屬的外圍組織。由胡錫濤引薦，余秋雨成為該小組11人成員之一。在討論該組所用的筆名時，余秋雨建議將“石一歌”改為“石一戈”，未被該組組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陳孝全採納。（朱天奮：《孫光萱訪談》，《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04年第5期，39頁）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寫、署名“石一歌”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魯迅，攻擊胡適和“四條漢子”等。（孫光萱：《正視歷史 輕裝前進》，《文學報》2000年1134期）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寫作組一號頭頭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幫姚文元修改其舊着《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資料準備。（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的修改稿。載肖夏林主編：《余秋雨的敵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175頁）。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離開“石一歌”，上調到康平路141號寫作組本部，並領到了上海市革委會頒發的寫作組工作證。余曾一度任文藝組黨小組長，並負責聯繫“石一歌”。他是從外圍組織上調到人數很少的寫作組本部的唯一寫手。從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這個寫作組文藝組為“四人幫”餘黨服務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間，他除自己撰寫大批判文章以外，還擔負着為寫作組改稿、統稿的重任。他的主要問題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藝組。（張英等：《余秋雨片斷： 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由余秋雨作過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魯迅傳》片斷《鞠躬盡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鐘長鳴》（上海文藝叢刊）上發表。此文不僅“依照‘四人幫’ 的調子，對周揚、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誣陷不實之詞”（見《清查報告》70期第4頁），而且替張春橋隱瞞了攻擊魯迅《三月的租界》這一重要史實。

　　1973年11月余秋雨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與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罵胡適為“賣國賊”、“反革命”，與胡適叔侄相稱的胡念柏讀了後感到大禍將要臨頭（鬍子暄：《“余秋雨，你應當受到良心的責備”——一位胡適親屬致余秋雨的公開信》，《新周報》2004年11月3日）。

　　1974年1月余秋雨又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胡適傳》，對胡適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適的親屬胡念柏讀了後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以至住進了醫院（鬍子暄：《“余秋雨，你應當受到良心的責備”——一位胡適親屬致余秋雨的公開信》，《新周報》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作為寫作組文藝組重要寫手的余秋雨，經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統作輔導報告。當時，上海戲劇學院有位老師編了個順口溜“一道黑兩道黑”，幫助表演系學生練習口語，糾正讀音。余秋雨聞知後，認為這不是一道紅，兩道紅而是“兩道黑”，便視為黑線復辟。他抓住這個“復辟”典型，在復旦大學召開的高校戰線批林批孔大會上發言說：“我回了一趟戲劇學院，發現資產階級勢力在張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動下，上海戲劇學院很快“大字報鋪天蓋地”，使那位教師受到嚴重傷害，“倒了大霉”。余秋雨還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路》等散文作品，抒發他的所謂“革命豪情”，為“文革”大唱讚歌。（馮少棠：《〈南方周末〉報道不很全面》，《新京報》2004年8月13日）

　　1974年3月在朱永嘉的授意下，上海市委寫作組從學校、工廠挑了20餘人辦了一期“評《紅樓夢》學習班”。此學習班強調“評紅”要“為現實鬥爭政治服務”，並指定由余秋雨等人負責。在學習班上議論了一批影射現實的“評紅”題目，其中有幾個是評賈母的，後因這個題目怕別人誤解為影射攻擊毛澤東而被朱永嘉勾掉（見《清查報告》71期第1、5頁）。

　　在學習班內，上海戲劇學院呂某寫了一篇牽涉賈母的文章，余秋雨看了後說“這篇文章不要寫了，也不要改了”，並由此規定“評紅不許提賈母，以免出差錯”即泄露“四人幫”犯上作亂的天機（見《清查報告》71期第7頁）。

　　1974年春《朝霞》與上海造反派“工總司”發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幫該刊編輯部擺平此事。寫作組文藝組在《朝霞》編輯部舉辦創作學習班，培訓工農兵作者，組織撰寫謳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寫作組文藝成員的身份去學習班授課，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轎車前往，歷時三個多月。據周培松回憶，上海戲劇學院工宣隊鑑於余秋雨緊跟極左路線的“良好”表現，“已指定他為黨委委員，還準備提拔他為黨委副書記”。（張英等：《余秋雨片斷：1963—1980》，《南方周末》 2004年7月29日）

　　1974年初夏 “評紅”學習班因“《朝霞》事件”匆匆收場。原成員回本單位。有一次，一位姓陳的工人到出版社開會，碰到余秋雨，余告之說：“評王熙鳳那篇文章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亞於《大有大的難處》。”可見，余秋雨的確擔負着為寫作組改稿、統稿的重任，而郭某執筆的《大有大的難處》，據郭某1978年3月2日的交待，該文是“影射攻擊周總理崇洋媚外”。余秋雨居然將評王熙鳳那篇文章改得比“難處”一文更漂亮，這“漂亮”顯然不是光指文筆好，而是指其思想穿透力不亞於“難處”一文（見《清查報告》71期第7頁）。

　　1974年5月 “四人幫”餘黨為了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寫的《魯迅傳》中的一章《再搗孔家店》提前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據上海市委駐原寫作組工作組寫的《關於魯迅傳小組（石一歌）的清查報告》中說：此文“由原系魯迅組成員後調寫作組文藝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這一章中，把魯迅反帝反蔣的1934年幾乎寫成了‘批孔年’，文章從魯迅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四篇文章中，斷章摘句地加以拼湊，得出所謂魯迅總結的關於‘尊孔’與‘賣國’的規律。”

　　1975年1月余秋雨以寫作組文藝組的筆名“任犢”發表6000字的長文《讀〈朝霞〉一年》。後來的清查報告對此文所作的結論云：“在藝術上堪稱一流，但它的客觀影響很壞。此篇長文把《朝霞》的政治觀點、編輯方針、選題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謂的籌稿和培訓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統的吹捧。這篇黑文還在香港刊物上轉載，流毒海外。” （張英等：《余秋雨片斷：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5年3月 余秋雨再次以“任犢”筆名在《朝霞》上發表《走出“彼得堡”》。此文大力鼓吹把文藝工作者趕出大城市、上山下鄉與工農兵相結合，“給了當時文化界人士當頭一捧”。（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975年3月21日 朱永嘉寫信給張春橋推薦《走出“彼得堡”》，張春橋於21日回信談了他的讀後感。《人民日報》4月6日奉命轉載此文。（朱天奮：《孫光萱訪談》，《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04年第5期，39頁）

　　1975年春經朱永嘉安排，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單獨接見余秋雨（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1頁）。後胡錫濤更正為：不是張春橋、姚文元兩人接見，而是姚來上海接見寫作組成員時，作為文藝組正式成員的余秋雨才和同事們一起參加接見。（見肖夏林編：《余秋雨的敵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8月版，116頁）朱永嘉的回憶也證實了余秋雨確實參加過姚文元的接見（見《新京報》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憶）。

　　1975年夏天寫作組二號頭頭王知常稱讚余秋雨為寫作組的“第一號種子選手”。（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5頁）余秋雨在寫作組時，大家叫他小余，他也用過“小余”、“小魚”的筆名發表過幾篇短文章。在檔案里有他的檢查，“承認有幾點錯誤” （見《新京報》2003年8月13日馮少棠的回憶）。可見，余秋雨說他從來不用筆名寫作是道地的假話。

　　1975年7月 余秋雨用真名在《朝霞》頭條發表12000字的散文《記一位縣委書記》，為上山下鄉運動大唱讚歌。

　　1975年8月 “四人幫”餘黨以批“投降派”為名，影射攻擊周恩來。原上海市委寫作組緊跟這一“戰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對哲學組組長說：“某某要為《紅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為兒童版重寫一篇前言，還債。……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 （見《清查報告》71期第6頁）

　　余秋雨以真名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長文《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王知常讀了後大加讚賞，推薦到“四人幫”把持的《紅旗》雜誌上發表，後未果。此文針對鄧小平復出後對鐵路等多種行業進行全面整頓的做法，再三強調“必須加強革命專政”，對所謂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擊！進擊！永遠進擊！”

　　1975年7-9月 原寫作組成員吳文虎、曹溶寫的《贛南紀行》在《學習與批判》上連載3期，由余秋雨負責修改。此文歌頌“文革”，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見《新京報》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憶）。

　　1975年9月一位青年工人寫了宋江屏晁蓋於108將之外的評《水滸》文章。余秋雨看過此文初稿後，“提意見說靈牌問題要做足”。“靈牌”，即繼承權問題。“四人幫”借 “靈牌”問題攻擊鄧小平不夠資格接班，而余秋雨要別人忠實地按照“四人幫”的旨意進行修改，以便為張春橋搶班奪權製造輿論。（見《清查報告》47期16、 26頁）

　　1975年10月下旬王知常布置歷史組寫《〈水滸〉與新生活運動》，但寫好後王不滿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郭某特別討論了一次，題目改為《〈水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此文由郭某改了一稿後，“按照王知常的規定交給余秋雨修改。” （見《清查報告》71期第9、11頁）

　　1975年10月余秋雨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評胡適的〈水滸〉考證》，大罵胡適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讀了後氣得心臟病暴發，拿着這本雜誌攤倒在地上，後搶救無效死亡。（鬍子暄：《“余秋雨，你應當受到良心的責備”——一位胡適親屬致余秋雨的公開信》，《新周報》2004年11月3日）。

　　1975年11月余秋雨執筆、署名“任犢”的大批判文章《讓革命詩歌占領陣地——重讀魯迅對新詩形式問題的論述》在《紅旗》第11期發表（孫光萱：《任犢並不是余秋雨》）。由余秋雨參與修改、署名“羅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

　　1975年冬，余秋雨對胡錫濤的“老戰友”炫耀說：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在1969年《紅旗》雜誌發表的《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 “就是他寫的” （見胡錫濤：《余秋雨要不要懺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6頁）。可見，胡錫濤在“余古官司”開展期間，說該文是胡自己寫的，這顯然是在代余秋雨受過。

　　1975年 “四人幫”的文化部長于會泳和“初瀾”寫作組長張伯凡派人到上海戲劇學院調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調不動，原因是上海寫作組已把小余早調走了。”（原《紅旗》雜誌文藝組負責人2004年3月15日致古遠清信）。可見，余秋雨在“文革”後期確有上升之勢。

　　1976年1月余秋雨和另一位寫作組成員用“任犢”的筆名發表《試看天地翻覆——學習毛主席新發表的兩首詞》。此文大力歌頌“文革”，並點名批判劉少奇，這再次證明余說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為反對“文革”，純屬編造。（張英等：《余秋雨片斷：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4月 由余秋雨負責統稿、署名“石一歌”的《魯迅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四人幫”“陰謀文藝”與“影射史學”的混合物。

　　1976年9月由朱永嘉指派余秋雨以“石一歌”身份參加訪問日本代表團。回國後不久，開始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文藝組共16人，余秋雨等8人成為“說清楚” 對象。由於余秋雨交代問題不清，很晚才解脫。最後解脫時，原上海市委駐寫作組清查組給余秋雨下的結論是：“說錯話，做錯事，寫過錯誤文章”，屬一般政治錯誤，回上海戲劇學院工作。（張英等：《余秋雨片斷：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12月余秋雨在一份材料中揭發王知常：“去年十月，《解放軍報》上發表了不少紀念長征的文章，大都是中央和部隊的領導同志寫的，文中也大都是不斷出現朱德同志、周總理、陳毅同志和其它領導同志的事跡。王知常有一次在會議室翻閱了一下，立即拍桌子大罵：‘惡劣！惡劣！這完全是頌古非今！’還問在會議室的同志：‘你們以為怎幺樣？我認為是頌古非今！’”（引自《批判王知常言論集》，第6頁）這個材料說明余秋雨講他從未參加過寫作組和揭發過任何人是地道的謊言；同時也說明余秋雨在1975年下半年還在上海，並不像胡錫濤說的那樣，整個1975年余都在養病。

　　1978年5月19日 原寫作組陸女士揭發余秋雨將她寫的《封建禮教與賈政》推倒重來，改為《賈府里的孔聖人——賈政》發表（見《清查報告》71期第8頁）。

　　1978年9月12日 余秋雨寫了關於《賈府里的孔聖人——賈政》炮製經過的交代檢查，承認自己“借賈政批判劉少奇……附和了‘四人幫’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陰謀。”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觀園的總管賈政影射周恩來總理（見《清查報告》71期第8-9頁）。

　　1978年底原上海市委駐寫作組工作組長夏其言在《清查總結報告》中說：“余秋雨雖非頭頭，但他是朱永嘉、王知常、陳冀德的得力幫手，不僅能寫、能編，還負責統稿。” （夏其言：《〈新民周刊〉調查余秋雨“文革”問題時在造謠》，香港，《純文學》2000年12月號30頁）。

　　1979年上半年由於余秋雨一直沒有把問題主動交代清楚，群眾反映大，上海戲劇學院黨委便根據市委的指示對余秋雨的“文革”問題進行複查。複查組沒有人認為原來的結論“定高了”，後維持原先的“三錯”清查結論。（張英等：《余秋雨片斷：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2000年5月19日 余秋雨親自出面組織炮製《余秋雨“文革問題”調查》，該文捏造夏其言說過“余秋雨沒有問題”。（夏其言：《〈新民周刊〉調查余秋雨“文革”問題時在造謠》，香港，《純文學》2000年12月號29頁）。

　　2000年11月1日夏其言看到《余秋雨“文革問題”調查》後，非常氣憤地給文匯新民報業集團負責人彭正勇、丁曦林並《新民周刊》編輯部寫了一封抗議信，限該刊負責人接信之後兩周內，寫信到他家向其正式道歉，並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更正聲明（夏其言：《〈新民周刊〉調查余秋雨“文革”問題時在造謠》，香港，《純文學》2000年 12月號30頁）。

　　2000年12月 《新民周刊》發表更正啟事，云：《余秋雨“文革問題”調查》一文“未經夏老過目……並經外地報刊轉載，以訛傳訛，造成惡劣影響。本刊在此特作鄭重更正，並向夏老道歉。”

　　2002年6月15日 余秋雨起訴“文革”文學研究者古遠清“侵害了他的名譽權”，向其索賠16萬元人民幣。

　　2003年8月18日 在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余秋雨自動放棄對古遠清侵權的指控和索賠，在《民事調解書》上簽字和解。

　　2004年7月底 當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發表該報駐上海記者寫的《余秋雨文革調查》時，一會兒用“自殺”方式威脅該報，一會兒又苦苦哀求他們不要刊登這類文章。（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殺”風波》，《新周報》2004年11月3日）

　　2004年8月 余秋雨出版自傳《借我一生》，再次否認他參加過上海市委寫作組和寫過大批判文章，並認為寫作組“不是什幺陰謀集團”，公然向官方叫板為寫作組翻案，引起輿論界一片譁然。

　　附錄：

　　為“年譜”提供證言的證人：

　　孫光萱（原“石一歌”成員，後成為清查寫作組文藝組的黨小組副組長）

　　胡錫濤（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負責人之一，余秋雨的“恩師”和密友。由他推薦余秋雨參加“石一歌”。）

　　徐緝熙（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負責人之一，曾與余秋雨同室而居達數年之久）

　　高義龍（原寫作組文藝組成員，曾數次與余秋雨合寫大批判文章）

　　夏其言（原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原中共上海市委駐寫作組清查組組長）

　　周培松（原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總支書記，曾參與余秋雨“文革”問題的複查）

　　馮少棠（上海戲劇學院離休幹部、原複查組負責人）

　　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原上海市委寫作組主要負責人）

　　另有《南方周末》駐上海記者張英、《新京報》記者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