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井冈山精神”用红色割据制造国难，配合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大举侵华、炮制苏联殖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傀儡政权，为此后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奠定了顽固的基础。
    
    正如我在2006年出版的《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所指出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华民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
    
    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州、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
    
    将游击战术发展为游击战略的毛泽东，则是从江西井冈山附近的土匪身上总结发展游击战术的。毛泽东从对江西积弊几百年的匪患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利用复杂山林地形进行纵深的游击战术是土匪屡剿不清原因。游击原则致胜的基础在于，一是够广阔、复杂的地形纵深；二是灵活、出其不意的转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规模、深层次的扰袭、消耗攻击。这三条基础原则是游击生存的基础条件，缺一不可。
    
    而毛泽东本人，就是苏联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汉奸走狗。
    
    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实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一章《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谢选骏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 “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为乡村小学学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龙云三条大罪全是反苏）……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伟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为“参加工作” 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我们认真听广播，学文章，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不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现在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据说有二十八个半从莫斯科回来的马马维奇）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终于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义会议上，才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虽然以后莫斯科还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如派王明回来取代毛泽东，如什么斯大林阻挠“宜将剩勇追穷寇”，主张国共“隔江而治”，然而我们伟大领袖“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听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进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张云初说：“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对中苏关系问题也是一知半解。据说沈志华先生近年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澄清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重迷雾，有心人可从中去探寻真相。今天我提出这个话题，是从我个人说，原来在中苏两党问题上，我们一直都在受着瞒和骗。在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上，受瞒和骗最深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先生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张闻天……，长期排斥打压建国前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从山沟里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长期抵制来自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为了中共领袖，夺取了革命胜利。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
    
    下面，仅摘编该文要点于下：
    
    △1927年，莫斯科《共产国际》、《革命东方》等杂志广为转载介绍毛泽东为农民造反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译东是享受此殊荣的中国党第一人。毛泽东随即晋升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开始，毛泽东名字频频出现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真理报》赞扬毛泽东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行动，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是“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被推举为主席，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搬来江西苏区，博古等排挤毛泽东，妄图送毛去苏联养病。然而俄国人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1933年以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压制毛泽东，拟把毛泽东苏维埃主席连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取消掉，但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从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9人政治局正式委员。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单行本。王明为此极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称该书中文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1934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称毛泽东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斯大林体制下无疑是具有特定含义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毛泽东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中共领导人。大会后，苏共喉舌《真理报》长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一一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给予毛泽东的地位，传统党史认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联络、违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种决定。杨文认为，恰恰相反，这正与莫斯科重视毛、肯定毛、宣传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时来改组中共中央，无疑会选择毛为中共领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国，长期以来，党史宣传说莫斯科派王明是为了取代毛泽东。杨文以资料证明，王明回国，不仅没有搞掉毛泽东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泽东推上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为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而“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的决议中，王明提议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张闻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泽东，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名赞成。这显然并非王明本意，而是执行莫斯科的安排。毛与王的矛盾斗争曲折复杂，非本文主题，从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主张，“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莫斯科指示后，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康生、陈云等提议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就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已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1939年春，一把手总书记张闻天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当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了。”进入1940年，张闻天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种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袖了！
    
    张云初确信杨奎松文章有关史料的真实性。张云初相信毛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有关人士为什么要篡改历史，编造历史？张云初最后愤怒地叫道：“没有斯大林，没有莫斯科，就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张云初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就是高欢、石敬瑭一类的汉奸儿皇帝。毛后来与苏联的冲突，就像吴三桂和满清蛮族的冲突相似，是狗咬狗，不是民族解放。
    
    我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chiefdom）形态。
    
    同时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
    
    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在现实中，而中共政治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那是迫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让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北方蛮族和共产主义的逃亡，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自觉。
    
    综上所述，“井冈山精神” 显而易见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苏联噎灭亡，还有人要来倡导苏联扶植的“井冈山精神”，那才是缘木求鱼的“最后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失败！
    
    2011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