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沸沸揚揚的威尼斯電影節上，曾經拍出《鐵西區》的新銳導演王兵的第一部劇情電影《夾邊溝》吸引了無數眼球。王兵自幼喪父，看楊顯惠的紀實文學《夾邊溝紀事》後，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

《夾邊溝記事》可以說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記述了在席捲全國的大饑荒中，位於西北戈壁灘不毛之地的右派勞改營糧食斷絕，導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識分子因飢餓而死。儘管王兵在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飢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寫實的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王兵之前拍攝了許多紀錄片，這部電影的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地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犯人極度麻木，在這裡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犯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裡死去，在這裡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說夾邊溝是1959年到1961年持續3年的巨大饑荒的一個縮影。共黨依靠暴力在占領全國並建立新政府之後，就開始了軍國主義的工業化進程，全國實行軍事化管理，將農民嚴厲限制在土地上，以糧為綱，依靠大量掠奪農村資源，出口農產品進行高比例的國家資本積累，以此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的工業化體系。在反右運動消滅了所有異見和意見之後，人民公社和全民煉鋼運動使全國陷入超英趕美的非理性經濟狂熱之中。

中國進入1949年之後，內戰和混亂局面基本已經結束，土改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之後，中國重新又回到勉強溫飽的糊口經濟水平。由於現代醫療技術在和平時期迅速普及，使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戰亂結束也大大降低整體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時間，人口增加了1個多億。但與此同時，可耕地面積和農業技術並沒任何大的改變，糧食生產依然與2000年來的傳統模式一樣，產量依然維持着極低的水平。

政府急於從糧食出口中積累建設資金，以提高軍事力量和工業化水平，因此左傾冒進投機分子在政治博弈中獲得成功，從上到下張揚着拔苗助長殺雞取卵的浮誇風和放衛星行為。原始低效的集體農業在喪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縱下，很快便走向崩潰。集體大食堂停火斷炊，農民原有的家庭積累經過土改、合作化、煉鋼、大食堂和“顆粒歸倉”等無數運動搜刮後已經完全破產，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當局謊報糧食產量和瞞報農業損失的雙重擠壓下，家無隔宿之糧的農民被推入饑荒的苦難境地而難以自拔。

全國一盤棋的大一統計劃模式使這種人為饑荒迅速在全國各地不約而同地次第爆發。農民在飢餓中大量的死去，因飢餓而引發的新四病襲擊了幾乎所有的底層民眾。(由於糧食短缺，全國各地很多人都出現了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的症狀，被稱為“新四病”。)難民潮引發了大面積的飢餓恐慌，部分地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滅絕人性地進行暴力鎮壓，阻止饑民外逃求生。後者往往導致饑民坐以待斃，使當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陽事件就屬於此類罪惡暴政。

許多地區的權力當局嚴令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帶孝”。安徽一個公社黨委書記看到餓死者的死人堆時，極其不屑地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這幾乎與毛英雄所見略同：1958年12月9日，毛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

波及全國的大饑荒自1958年起，持續至1961年，以1960年為最烈。根據中國官方統計，當時每天人均吸收熱量僅為1534.8大卡，城市家庭婦女不過1200。而在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苦役犯的每日熱量還有1300到1700大卡。

除過出口，當時糧食還被大量用來提煉高純度的酒精，用作核導彈燃料，每一枚試驗導彈就需消耗1000萬公斤糧食。

在大躍進早期，與錢學森吹噓畝產10萬斤相反，彭德懷將軍親自種了一塊試驗田，以證明高產風的荒誕。饑荒發生後，他認為這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持同樣觀點，並警告毛萬歲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狂熱的毛萬歲認為他們是可惡的體溫計——他之所以發燒是因為體溫計，彭劉二人隨後俱死於毛萬歲之手。

這場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大的饑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歷史中都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無數在饑荒中因飢餓而死的人都被稱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迴避了“饑荒”、“飢餓”、“餓死”等直接表達。這是中國人慣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筆”。批判人類的紀錄片《地球公民》開頭有一段話：人們接受真相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嘲笑、否認和接受。對於發生在50年前的這場大饑荒的真相，人們基本上也是三種態度：在豐裕中長大的新生代屬於“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紅衛兵的餘孽則堅決否認；只有經過歷史啟蒙的理性主義者才會接受這個殘酷的真相。

目前人們將這場慘絕人寰的饑荒原因簡單的歸結為“一低(減產)一高(徵購)”。關於死亡人口，因為統計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響，從1000萬到4000萬，甚至6000萬都有，之間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鑑》中顯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減少1000萬。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認為，從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697萬。

來自中國民間的統計往往是官方數據的數倍。丁抒先生在《人禍》一書中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推算，先是估計為餓死兩千萬，但在修訂本中又說：“3500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4千萬相去不遠。”

上海大學金輝先生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這與中國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的估計相似。百度百科中記載死亡人數為3860萬左右，是“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饑荒。導致這場饑荒的原因天災人禍都有，人禍為主要因素。”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估算為1600萬到2700萬之間，單是1960年有超過1000萬人死於饑荒。《餓鬼》的作者貝克先生說：有中國學者告訴我，我在書裡寫的數字太保守了，實際上死難的人數高達6千萬。比如河南信陽，我說“有100萬人死亡”，實際上的死亡人數是240萬──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蘭史學家馮克根據他接觸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發現，中國農民在4年期間因過度勞動、受飢或遭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有4500萬，而二戰全世界死亡人數為5500萬。大躍進饑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最大的三大人類災難，等於是波爾布特的殺人紀錄乘以20倍以上。馮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開放文件以來，唯一曾翻閱過這些文件的史學專家。他從這些文件中發現，共黨只是將農村公社的社員看做數字或沒有個性的勞動力，任何人若有不服從的表現，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會受到嚴重懲罰。馮克甚至毫不諱言毛是“世界歷史上的頭號屠夫”。

一般來說，沒有人否認這三年中確實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自然災害，只是人們不相信這3年發生的自然災害是全國性的，且是極其嚴重的——以中國之大，東邊日頭西邊雨，總會有自然災害發生，但全國每一處都遭遇災害，而且是置人於死地的巨災，那大概只能說是中國人不幸遭遇到了一個共同的魔鬼。

從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開始，永遠偉光正的中共當局義無反顧地將罪惡進行到底，在“三年困難換來永久幸福”的謊言下，繼續向蘇聯大量輸出糧食。《中國統計年鑑(1989)》記載，1959年糧食淨出口量為4155.5千噸，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出口量的兩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一個黃河邊的陝西農民侯永祿從民國29年開始記日記，這就是《農民日記》。他在1961年1月15日記載了幾條民諺：“王書記想升官，打一石報兩石，把社員餓得怪叫喚。”“人民公社好，頓頓吃不飽。”“鼓足幹勁，一天半斤。”“毛主席萬歲，喝糊糊站隊。”同年1月24日寫道：“社員的口糧標準每月平均只有15斤，3歲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隊半年來共死亡50人，其中因營養極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雲、侯武舉、侯堂弟、侯妙才、侯獅子、侯喜錢、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知名財經作家時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記錄了他母親在大饑荒的遭遇：1959年，所有家庭的鍋碗瓢盆被沒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於幹部虛誇，虛報糧食產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糧，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裡都沒有糧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湯。人們飢餓難忍。舅舅餓得端着碗不鬆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葉在鐵杴上面煮，駐隊幹部看見誰家生火就闖進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這樣，母親才兩歲的妹妹在哭聲弱下來的時候，餓死了。

母親說：“村里誰家死人，都不會說，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瞞着多分一碗稀湯……XXX的娘，就是把家裡死掉的孫女吃掉活下來的，她吃了7個人。”想到小時候見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母親說：“才兩歲的妹妹死了，家裡的人也都餓得不行了……一個親戚來家，就勸把妹妹吃掉，皮包骨頭，也沒有什麼可吃的，就是把肝什麼的掏出來吃掉……我怎麼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說，我怎麼能吃自己的閨女!寧餓死也不……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湯……我家族餓死6個，全村餓死100多人。”

50年前的中國大饑荒對中國影響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諱言地說，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尋求水稻高產之路，就是深受那場慘絕人寰的饑荒刺激。“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悽慘!”他認為糧食多了就不會餓死人，我們常常也認為房子多了，我們就有房子住了。在中國一代作家中，都具有一種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於煽情的路遙寫了《在困難的日子裡》，那場政治饑荒的萬般悲苦催人淚下。閻連科、劉震雲、莫言、賈平凹等無不是為了能擺脫飢餓才走上寫作之路——聽說當了作家國家就會像養豬一樣給養起來，那個豬圈叫做作協。

在這場發生在沒有戰亂，甚至沒有大災時期的曠世饑荒中，死亡越是嚴重的地區越是地方暴政最為殘酷無情的地區。雖然面臨同樣的北京壓力，一些地區死於饑荒的人數要遠遠少於另外一些地區，諷刺的是，死亡最嚴重恰恰是一些糧食主產區和產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東等。相對而言，關中和整個陝西雖然也遭遇饑荒，但並沒有釀成類似“民國十八年年饉”那樣的高死亡率。當時陝西政府發現餓死人現象後，果斷地將原先高徵購的過頭糧返銷給各公社大隊，並及時撤銷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腫者的病人灶，將可憐的救命糧食分到各戶，恢復自留地和集市……事實證明這些應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陝西成為饑荒嚴重的甘肅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肅是這場饑荒的重災區之一。無數甘肅饑民不顧政府的層層阻攔，如同民國31年的河南饑民一樣，沿着隴海鐵路逃難到關中。在饑荒壓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隻身逃過來，又與陝西男人結婚生子。饑荒過後，甘肅男人帶着孩子找過來，請求女人回“老家”。這種人間悲劇成為那場饑荒留給陝甘兩省持續多年的傷疤。據說胡耀邦主持陝西期間，被遣返甘肅的這種“甘省客”達數百萬。可以想象那種生離死別的悲傷和痛苦，絕不亞於饑荒本身之殘酷。

很多年以後，我們村裡的甘肅媳婦還是有很多，幾乎占了1/3，她們大多是因為那場饑荒遠嫁過來的。我小的時候，幾乎每天都可以看見甘肅乞丐挨家挨戶乞食。他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扒火車東下關中，只討食物不討錢，而且不計生熟粗細。他們總是謙和悲切的樣子，不偷不搶，不出惡語，令人大動惻隱。我們孩子們看見衣衫襤褸的乞者，就前呼後擁地領着他(她)逐戶化緣，甚至不用他(她)下話，我們就跑進人家，去麵缸里用小手抓了滿滿一把面出來，放進他(她)的口袋。那時農村可以說是晝不閉戶，但乞者是堅決不會進人家裡的。鄉親對他們既同情也尊重——人都會有難處。如果有孩子戲耍羞辱乞丐，會被大人嚴厲責打的。值得玩味的是，這種乞食現象隨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後走街串巷的多是些來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們只要錢而不要食物，這已經與飢餓沒有關係了。

補一花絮：1960年中國大饑荒，青壯年每天定量3兩米(150克)，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廠無米釀酒，相國周恩來聞訊，特批2200噸糧食給茅台酒廠釀酒。此期間，中國數千萬人餓死，但茅台酒廠1959年到61年的產量並沒有減少，且更有收藏價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萬元創中國白酒最高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