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共成立90周年。這兩個“周年”在中國大陸的不同待遇，很耐人回味。其實7月1日只是中共的“黨慶”，而十月十日這一天是一百年前武昌起義的紀念日，它是中國從幾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歷史轉折點。這次革命使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因此它理所當然地成為全世界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光榮節日。然而中國大陸，卻把自己一個政黨的生日弄成驚天動地的全民節日，不惜勞民傷財曠日持久，而把整個國家從帝制走向共和這個關乎每個中國人的重要節日放到一旁，顯得冷冷清清。


對於中國大陸執政黨來說，當然說得過去，因為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叫作“中華民國”，那是“舊中國”；而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如果高規格地紀念辛亥革命，豈不是變成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豈不是自己在搞“兩個中國”？其實，中國大陸官方大可不必緊張，因為地球上的中國只有一個，但國號卻有兩個，這是中國內戰的結果，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不必害怕“中華民國”這個國號。連中共在1949年以前都是中華民國轄區內的一支反政府力量，也並沒有降低了這個黨的身分。中共在內戰中打敗了中華民國的政府軍，占領了中國大陸，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才起了一個新的國號。中華民國的政府退到台灣，它雖然在內戰中失敗，但並未滅亡，只是轄區小了，而國號依舊。於是台灣海峽西邊就出現了兩個“中國”，有了所謂的“舊中國”和“新中國”，但本質上一個中國並無改變。


其實，台灣還是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人手中收回的。正是由於這個政府一直堅持“中華民國”的國號，這個島嶼才和大陸一樣，都是中國的領土，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獨立出去，成為“台灣國”。中國大陸官方對“兩個中國”怕得要命，實際上是在國際上爭個名份，即誰是“正統”，誰能代表中國。而這“名份”，其實也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封殺台灣的一切國際聯繫，逼它收起中華民國的國號，像香港一樣成為北京直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先是“一國兩制”，然後“一國一制”。於是內戰的遺留問題就完滿地劃上句號，“舊中國”完全消滅，“新中國”取得完全的勝利。


眾所周知，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朝代更替，已是家常便飯。光是辛亥革命以後這一百年，入主北京、南京的執政者就像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歷史都是勝利者寫的，老百姓對於“城頭變幻大王旗”也都司空見慣，嘴裡雖然不說，心裡卻有個比較。包括國共內戰的是非曲直和“新中國”與“舊中國”的方方面面，雖然紙上的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事實總歸是事實。


中國大陸不僅將中華民國稱之為“舊中國”，官方還歷來喜歡將1949年大陸建政後稱為“解放後”，整個大陸人習慣成自然，就是在海外的大陸人士，也這樣稱呼。但也有頭腦清晰的人士對此強烈質疑；比如著名博客作者汪園斐就是一個。在文章中，他問“解放”到底解放了誰？1949年後，大陸人民有沒有得到解放？作者做一個簡單的檢視：


1，工人得到解放了嗎？“解放”前，工人可以自由組建工會、自由組黨和加入不同政黨，可以依靠自己的工會維護自己的權益，一個工人的薪金往往可以養一大家子人。“解放”後，工人沒有組建工會的權利，只能被迫面對共產黨一手操控的偽工會，沒有任何實質的參與權，更不用提組建政黨和自由入黨了。工人不但受到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並且沒有任何實質的維權渠道。工人的薪金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本無法養家糊口。在21世紀的今天，在大陸就連富士康這樣着名的廠商都頻頻被曝虐待工人，其他小企業更不用提了。敢於反抗的工人，要麼被老闆威脅甚至毆打，要麼被當局“維穩”、監控甚至抓捕、判刑。


2，農民得到解放了嗎？“解放”前，農民如果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耕種，也可以租給別人，自己當“地主”。如果沒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租種別家的土地謀生。如果上述情況都不適合自己，可以去當工人。農民只是一種職業，不是一種身份的標誌，也沒有所謂的戶籍制度，想遷徙到城市或別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十分簡單的。“解放”後，有地的農民被毛澤東以“公有制”的名義把土地給搶去了，而“改革開放”後，農民雖然“分”到了土地，但所有權居然不是自己的，自己不過是“承包”而已，說白了就是：土地是黨的，大家只能從黨手裡租地來種。農民有時候連想種什麼都不是自由的，黨和政府命令你種什麼就得種什麼，但虧錢了他們卻不負任何責任。所有的農民都被黨的戶籍制度綁在土地上，無法自由遷徙，“農民”成了身份的標誌，成了下等人，去哪裡都要看所謂幹部和城裡人的眼色。


3，知識分子得到解放了嗎？“解放”前，知識分子享有充分的輿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可以自由創辦各種報刊、雜誌，可以自由發表各種文章，可以自由組黨、結社等等。知識分子德高望重，是人民的表率，是最受尊重的人群之一，知識分子的收入在社會當中也處於上層，享有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解放”後，知識分子先是被羅織各種罪名進行屠殺和迫害，而後剝奪自由創作、自由出版、自己辦報、自由發表的權利，沒有任何實質的政治自由，舉手投足都要看黨的臉色，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收入處於社會中下層，難以養家糊口。大部分知識分子失去了靈魂，有的成了犬儒，有的成了“叫獸”，甚至有的成了“五毛”……，都得不到社會的尊重。


4，商人得到解放了嗎？“解放”前，商人為國也好、為民也好、為己也好，興辦實業、走南闖北、自由交易、經營家業……，一切都安然自在，辛辛苦苦積攢的財產也得到充分的保護，可以安安然然的世代繼承、擁有和享受，也可以自由舉辦慈善事業，扶殘濟困。“解放”後，商人財產被迫“充公”（實際上落入黨的口袋），商人被禁止經商做生意，商人的地位處於社會最底層。“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可以經商了，但能賺錢的行業都被紅色貴族壟斷，商人只能去干最苦、最累、利潤最微薄的行業。而且還要被紅色貴族榨取重稅，商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而辛辛苦苦積累的財產也得不到保護，隨時存在被紅色貴族強行“徵收”甚至羅織罪名“沒收”的風險。在21世紀的今天，功夫巨星李連杰的“壹基金”居然只能掛靠在官方慈善機構下面才能運作，並且還有簽約期限，出現慈善義舉可能無法繼續進行的荒唐局面。


可見，所謂的中國大陸人民的“解放”，只不過一種徹頭徹尾的謊言和欺騙，得到“解放“的不是工人、農民，也不是知識分子、商人，“解放”的僅僅是殺人成性、荒淫無度、專制戀權、貪污墮落的權貴暴政集團成員及其子女。人民不單沒有得到“解放”，反而被奴役更深了。和“新中國”相比，“舊中國”反而擁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尊嚴。1949年“新中國”後，中國大陸人失去了哪些自由和權利？列舉如下：


一、言論自由。民國時期，人們談論國事非常踴躍，一般情況下不必擔心僅因言談而帶來嚴重後果。而“新中國”，從一開始的人們相互檢舉、人人自危乃至家人反目，直至今日人們動不動就會因為幾句所謂的敏感言辭而被“國保”、“國安”請“喝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謾罵、毆打、拘留；連官媒記者都因正常報道“河南洛陽性奴案”而泄露國家機密遭警告。


二、遊行、示威自由。民國時期，人們因不滿政府而舉行的各種抗議、遊行、示威活動比比皆是，就連大陸官方美化自己所謂“革命”歷史的各類影視作品中，都少不了各種大規模遊行、示威的畫面，可見當時人們是享有充分的遊行、示威自由的。許多遊行、示威活動都在當時的總統府附近舉行，並且受到總統蔣中正的親自接見和對話。反觀“新中國”後，除了官辦官許的遊行、示威，人們從未有過真正的遊行、示威。就連60餘年後、21世紀的今天，遊行、示威對中國大陸人而言，仍然是多麼遙遠的夢想。“新中國”由於自知其非，深怕人們的抗議活動會導致自己的垮台，向來對任何形式的遊行、示威活動都嚴厲鎮壓。“新中國”一直不遺餘力的推行“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別說遊行、示威的舉行，就算是有任何遊行、示威的傾向而已，相關人員都可能遭到抓捕。


三、結社自由。民國時期，中國政黨林立，包括當時身為叛亂組織的中國共產黨都能得以存在，其他各類組織更是不勝枚舉，可見社會有充分的結社自由。然而“新中國”後，除了幾個花瓶組織外，不允許有任何其他組織。但凡民間一出現結社傾向，“新中國”就大為緊張，迅速出動警察對相關人士進行抓捕、判刑。可是，就算是那幾個掩人耳目存在的花瓶組織，許多成員甚至領導人都“舊中國”的“地下黨員”。


四、出版自由。民國時期，文人辦報、出版書籍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也是那個時候，中國出現了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胡適、魯迅都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他們可以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公開出版各種“異見”書籍並公開發售。作為“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新華日報”，都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在當時的首都南京和陪都重慶公開發行，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事！“新中國”後，所有的自由出版物均被取締，無一倖免。包括當初的“革命”文人在內的大批文人，歷經“新中國”各類整人運動後，自殺的自殺、槍斃的槍斃、發瘋的發瘋……，總之非死即傷，少量倖存的也都奄奄一息、苟活圖存。綜觀今日“新中國”，可有哪家不受黨操控的報紙和雜誌？可由哪本“禁書”可以自由發行？就算是體制內記者、編輯，因說話“不小心”而被整肅的比比皆是。


五、學術自由。民國時期，大學不是由政府控制，而是由教授、學者甚至學生控制，政府除了撥款，其他方面管的不多。因此才出現了學術爭鳴的局面。甚至在8年抗戰時期，學術界仍然取得許多重大成果。那時候，教授、學者秉持學術良心，廣受各界尊重。如對政府部門不滿，教師、學生還會罷課抗議。此外公民還可以自由辦學，所以那個時候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私立高校、中學、小學。“新中國”後，教授學者被批鬥，被罵“臭老九”。學生在校期間除了接受洗腦教育，毫無其他可為之處。在“新中國”宣稱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今天，教授學者不是自甘“犬儒”在為“新中國”塗脂抹粉，就是在忙着跑項目、拉贊助，或者在忙着評職稱、跑官位。學生被嚴密控制在校園內，無法組織真正的學生會和其他真正的社團，也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不是在談戀愛就是在忙着入黨，更談不上擁有其他政治權利和自由和想法。


六、信仰自由。民國的時候，人們信佛、信道、信教，無人干涉、限制。國內古寺、名剎、道觀、教堂到處都是。“新中國”後，在物質上毛澤東通過“破四舊”、“文化大革命”等手段，將各類宗教場所破壞殆盡；在精神上，通過強制推行“無神論”教育，讓人們只知馬列，不知如來耶穌。“新中國”還通過“宗教管理局”等無神論職能機關和通過成立所謂的“佛教協會”和“三自愛國教會”等，來控制宗教信徒。對於不接受“新中國”宗教控制的信徒，“新中國”就會予以制裁。


七、永久擁有土地和房屋，私有財產受到保護。民國時期，人們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私有財產都是受到政府和社會保護的，只要自己不賣、不送給他人，就永遠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可以世代繼承。“新中國”後，將所有的私有土地以“國家”的名義予以搶奪，對有利用價值的房屋也明目張胆的強行予以“徵收”，人們的其他財產也不同程度的被“新中國”以各種名義搶奪、沒收。時至今日，老百姓傾其一生所得去購買的房屋亦僅僅是“70年產權”。不但如此，“新中國”任何時候想要國民的房子，國民都不能拒絕，否則將面臨強征、強拆的命運。人們的其他財產亦沒有充分的保障，“新中國”盯上國民的財產時，就會給國民構陷各種罪名，然後以各種貌似合“法”的手段對財產進行沒收。此刻，正在發生的新移民潮，就是人們對自己的財產尋求保護的結果。


八、自由買賣，沒有城管。民國時期，人們擺攤設點，利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換取生計，從來不受任何部門的限制，更沒有所謂的“城管”存在。即使在今日的民國台灣，路邊攤還是吸引無數遊客的一大亮點。然而“新中國”後，為了掩蓋百姓生活艱難的事實，為了防止自由商業的發展會威脅到“新中國”的統治，為了從商販的身上榨取更多的稅收油水，“新中國”就成立各種機構，養着一群稱為“城管”的流氓土匪，對老百姓賴以生存的自由商業活動百般阻撓甚至任意毆打百姓、砸毀設備、搶奪財物。


九、公平致富、自由選擇經營行業。民國時期，只要勤勞肯干，人們發財致富的機會相對是均等的，人們通往上層社會的道路並沒有堵塞，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經營行業，不受各種名目繁多的控制和審批。“新中國”後，先是搞大鍋飯，富人變成窮人，窮人永遠是窮人、永無翻身機會，大家都吃不飽飯。後來“新中國”搞了“改革開放”，但“改革開放”最大受益者都是“新中國”特權階層，普通百姓甚少有機會。此外，“新中國”為了牢牢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社會上的經營者進行各種各樣的限制，經營者沒有自由選擇經營行業的權利。能賺錢的好行業都被“新中國”特權階層把持，普通人只能去做賺錢少而且又苦又累的行業。


十、自由行善。民國時期，教會、寺廟、富豪、名人、鄉紳舉辦的各種慈善機構比比皆是，窮人走投無路時，都可以尋求他們的各種幫助。“新中國”後，深怕各類慈善機構搶了“黨和政府”的光，對各類慈善機構趕盡殺絕。在21世紀的今天，一個個有心慈善的富豪在“新中國”想創辦一個慈善機構比登天還難，大部份的捐款捐物只能通過“新中國”各級政府和“新中國”把持的官方慈善機構。在“新中國”統治下，行善都成了舉步維艱的事情。


十一、遷徙自由、就業自由。民國時期，人們擁有自由遷徙的權利，不用辦暫住證，沒有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之分。農民只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身份的標誌。“新中國”後，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監視人民，炮製了戶籍制度，將公民分為三六九等。農民不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身份的標誌，農民及後代飽受各種歧視。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腐朽制度依然存在。在民國時期，人們在就業方面十分自由，可以自由流動，沒有監視公民的檔案制度，沒有變態的檔案託管，沒有所謂的組織關係轉進轉出。“新中國”如果沒有所謂“組織的安排”，要想調換工作難於登天，另外所謂的“檔案”跟着人一輩子，永遠也別想逃出“新中國”手掌。就在21世紀的今天，高校畢業生還面臨着變態的“檔案託管”，除了給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每年還要搭上幾百數千元的血汗錢。


十二、組建工會、罷工的自由。根據歷史檔案，民國時期，包括共產黨策動的罷工在內，工人罷工事件十分平常，正如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國家，工人罷工是很平常的事。那時候，工人可以自由組建工會等自己的組織，不必有任何政府的背景涉入。“新中國”後，在各級單位廣泛設立了“工會”，但此“工會”非彼“工會”。“新中國”所謂的“工會”除了作為統治的一個工具，存在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混淆視聽、欺騙工人和外界。因為這個工會從來沒有真正的工人參與，也從未聽說過有此類工會主動出面真正為工人爭取權益的事例。在“新中國”，工人罷工更是遙不可及的“浮雲”，想罷工的工人恐怕還沒有行動，就已經全數被抓捕、拘留了！領頭的工人或推選出來的工人代表更是會面臨重判和酷刑的待遇。“新中國”在還沒有奪取政權的時候，用謊言和欺騙獲得了工人的支持，但奪取政權後“兔死狗烹”，對工人的壓迫和控制從未緩解過。……


以上不過是隨手列舉的一些方面，其實與現在相比，“舊中國”老百姓享有的權利並不止這些。列出這些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60多年前有多麼美好，而是讓人們看到，60餘年前，中國或許並不完美，但至少那時候人民擁有上述的權利。另外，“舊中國”立法、行政、司法是相互獨立的，公路是沒有收費站的，學校和企業是沒有“黨委”和“黨支部”的，政黨是不能凌駕於國家和民族之上的，豬肉是不會有瘦肉精的，飯店是沒有地溝油的，大米是沒有石蠟的，養魚是不放避孕藥的，豆芽是沒有尿素的，米酒是沒有甲醇的，饅頭是沒有染色劑的，……。


6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人本應在原有的基礎上隨着人類社會的進步而獲得更多，就如同今日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台灣一樣。然而“新中國”硬生生的把老百姓給禁錮了，60多年來，社會不單沒有進步，反而嚴重倒退了。人們不得不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里，“人民”和“共和”是假的。在這個國家，人民既不能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也不能自由選舉人民代表。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不但是個橡皮圖章，而且對它所“代表”的人民怕得要命，每逢開會都如臨大敵；軍警傾巢出動，像拉網一樣肅清一切上訪冤民，絕對不能有一個漏網之魚跑出來，以免嚇壞正在領會首長講話精神的“人民代表”，或是打擾了他們欣賞專場文藝演出的雅興。


在這個遍地掛滿“人民”招牌的國度，一切政務，黨早已全部包辦，老百姓就不必再去瞎操心了，這叫“堅持黨的領導”。不光政治上壟斷一切，經濟資源也是中國大陸執政黨一手操控。現在雖然有條件地“允許”民營經濟存在，“允許”農民包產到戶，但所有的自然資源，國家經濟命脈和獲利最豐的產業，則完全操在國家手裡，而國家機器是由官員運作的，官員又是由執政黨任命的，其實一切有實權的官員全是黨員，所以全部國家資源無不掌握在執政黨手裡，這叫“堅持社會主義”。如今中國大陸的全部國土和水面以及地下礦藏，已經百分之百地“官有化”。任何人所居住的房屋和死後埋葬的墳地，全是黨租給他的，沒有一平方厘米的土地屬於個人私有。所以如果從所有權來說，“新中國”的居民不但是“上無片瓦遮身”，而且還“死無葬身之地”。對全國居民如此徹底的剝奪，不但和“舊中國”不同，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


當年起兵反對中華民國政府時，毛澤東把那場革命叫作“新式農民戰爭”，也用“打天下，坐天下”這種農民口號來鼓舞士氣，並且在打進北京，以後進入中南海“坐”起天下來了。“坐天下”者，就是把“天下”當作自己私產，也就是“家天下”。現在由黨來實行“家天下”，自然就是“黨天下”。儲安平在1957年把此事一語道破，結果“人間蒸發”。其實毛澤東進城以後，就把“新中國”當作自己“家”一樣，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愛怎麼幹就怎麼幹，毫無顧忌，也毫無節制監督，若異議，就算國家主席和黨章接班人，照例“人間蒸發”。


辛亥革命以前，各個朝代的帝王雖然都實行“家天下”，並且大修陵寢，但都把陵寢修在遠郊，而不是把棺木放在都城。這當然是追求“風水”，但也未嘗不隱含這種考慮：萬一改朝換代，他還能在都城享受香火嗎？然而“黨天下”卻比皇帝的“家天下”更加牛氣，從蘇共開始，就把黨領袖葬在首都。中國大陸執政黨也特地把毛澤東的墳墓放在首都的心臟。這，是有史以來中國任何皇帝都不能望其項背的。


“新中國”還有一個特色可以說舉世無雙：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中國的領土上雖然有幾百萬大軍，卻歸黨所有，是黨衛軍。全世界文明國家的軍隊都是屬於國家的；只忠於憲法，絕不屬於任何黨派。文明國家的政黨，都是靠自己的政見去爭取人民授權，然後上台執政。而“新中國”實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先是用暴力“打天下”，然後用暴力“坐天下”。“舊中國”不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不曾有過“新中國”這樣空前絕後的黨禁報禁，這樣空前絕後的信息封鎖和思想箝制。


更發人深省的鮮明對比是，同屬於一個中國的台灣海峽兩岸，即被中國大陸執政黨用武力打敗而退到台灣的“舊中國”，經過1980年代解除黨禁報禁和自由普選，已經遠遠走在海峽對岸這個“新中國”前面，實現了憲政民主。雖然在民主生活中還有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它已經走過了決定性的一步，進入人類現代文明的共同歸宿──自由民主的殿堂了。


這，是辛亥革命之後經過百年的風風雨雨，中國人至今所得到的最寶貴的成果。現在兩岸交往日益密切，但願大陸的中國人也能儘快享受到這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