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章按：     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一次20分鐘的講話中恭維了斯大林32次， 可是斯大林死後他們把斯大林說的一錢不值。 真相是： 斯大林一件10月革命穿的皮袍穿到死。 死後家裡只有900盧布。 二戰時， 希特勒俘虜了他的兒子， 要和斯大林交換蘇軍俘虜的德國將軍， 斯大林以他的兒子只是上尉為由， 不同意交換， 結果是他的兒子死在德國集中營。

   這是社會科學院的同志們在《居安思危，蘇共二十年覆亡紀》研究中得到的事實 （網上可以看到）。

   赫魯曉夫的做法將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斯大林時代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我們從她在當時足以和美國在任何領域中抗衡可以看出，引向覆滅。 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文革主要的理由是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 中國共產黨犧牲了千萬烈士， 目的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三十年說明了文革的這一理由不僅成立， 還絕對英明遠見。 鄧小平這個“不讀書， 不看報”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終於在文革的漏洞中， 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荒原。

    他們卑鄙的做法就是徹底妖魔化文革。 實際上文革到1969年九大後基本完全停止了武鬥。 本文作者王力身為文革重要成員被關起來， 也說明文革並非人們想的要十年動亂。王光美和兒子在文革結束後， 寫劉少奇，說其死前頭髮一尺多長。 事實是， 他們並不知道當時的情況。 劉少奇醫療小組顧英奇同志有一個回憶。 以鐵一般的事實說明：劉少奇當時的治療是完全正規的，是得到毛主席， 周總理的特別指示的。  他說：“我可以代表當時的醫療組負責任地說：我們所做的搶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經得起組織的審查和歷史的檢驗，自己也問心無愧”。在“紅牆內外”中， 醫療組的護士也充分說明劉少奇在北京的1年8個月中是嚴格治療的， 離開他們不到10天， 死在開封。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到處是劉少奇如何如何死的。10天內頭髮可以長一尺長？

    他們妖魔化文革的真實目的是為他們的反革命行為製造理由。 但歷史是無情的。 本文的作者理論和實際上並沒有必要為康生說假話。康生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怎麼可能象他們說的那樣， 如果真的那樣， 怎麼去造別人的反？ 這鐵一般的事實， 給了這些走資本主義的傢伙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力反思：文革後對康生的栽贓(圖)
文章來源: 書摘 於 2011-10-06 20:49:48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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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力反思：文革後對康生的栽贓(圖) 書摘

由於對文物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黨內許多對文物有興趣的收藏者、鑑賞家成了朋友。鄧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還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對康生同文物的關係，我有必要說清幾個問題。

我在秦城的時候，中紀委曾問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麼問題，我寫了材料，說在我和他接觸的年代裡，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沒有什麼大問題，也沒有什麼值得揭露的罪狀。康生收藏文物，愛好文物，是我們黨內在這方面的傑出的專家。我同他曾在相當長的時期朝夕相處，了解他的生活情況和性格特點。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國的最高工資，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資，每月收入超過七百元。那時物價很低，文物價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國，不用自己花錢買衣服，加之生活儉樸，吃的簡單，所以他手頭總是很寬裕。另外，康生有一種怪思想，說存錢是骯髒的，他從不存錢，多餘的錢全部用在購買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購買兩類文物：硯台和善本書。他不藏字畫，偶爾碰到喜歡而便宜的才買一些，買了後多半是送給鄧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康生每天工作很長時間，睡覺時間很短，只有幾個鐘頭，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並用硃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稱“今聖嘆”。工作閒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賞文物。他會加工、雕刻硯台，常跑琉璃廠。他的司機李存生也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會拓片，會製作硯台，能做細木工。

黨內高層領導中收藏文物的人，與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陳伯達、郭沫若、田家英、鄧拓、陳老總。陳老總喜愛文物，但他從不逛琉璃廠。他常在郭沫若家鑑賞。郭沫若請客吃飯，特別是吃陽澄湖螃蟹的時候，康生、郭沫若夫婦、陳伯達、陳老總都要即興揮毫。

康生在別的方面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文物上沒有什麼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對中紀委說過，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說他賣過一個銅錢。有一次他裱字畫，榮寶齋結賬時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時拿不出來，就把一個南北朝時期皇帝玩過的銅錢賣給了慶雲堂，作價三千元，支付了裱畫費用，剩下的錢存在店裡，作為日後支付買文物的用費。我看這也不違背政策，因為收購者是國營文物店，他們還可以賺大錢。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鄧拓事件。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幹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後，斷定畫是假的。後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跡。後來賣畫人以三千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並說，我不求錢，只求有人識貨。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面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後傳到康生，他用硃筆批示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現任榮寶齋香港分店總經理）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志後，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當時領導層中只有康生才有這樣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琉璃廠在四清中得以正常運轉，也是因為康生，鄧拓和田家英的保護。

文革開始後，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為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贊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動亂的年代裡，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為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作了報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別是善本書和部分字畫都很值錢。據谷牧同志介紹，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樣的圖章，並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獻給國家，一分錢沒要。可現在卻有人說，康生是文物盜竊犯。例子是康生把一個人家中被沒收的一個有百根柱子的硯台據為己有，還說硯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並收入《西清硯譜》，邊上刻有乾隆的題字，康生把乾隆的題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會那樣幼稚無知嗎？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寶貴嗎？這個人以為一百個眼做成柱子的硯台就名貴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說的這種造型的硯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見過這塊硯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硯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長王治秋還在紅樓展覽過。然而就憑着這個人的這一番話，有關方面竟然就把這塊硯台給了他，他又把這塊硯台捐獻給國家，又得到了一筆錢。真可謂是名利雙收。更嚴重的是他通過這件事，達到了誣衊共產黨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時至今日，中國文物報、人民日報還有津津有味地寫這件事，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別的事情上犯了錯誤，在這方面究竟犯沒犯錯誤？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沒有錯？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後，為什麼還要盜竊別人的東西？這些人真可以說是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通，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的無知，馬克思講：“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願這些人僅僅是無知，而不是在偏見或比偏見更卑鄙的東西驅使下這樣做的。上面講到的這一作法在我們國家竟習以為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惡劣的作風必須改變。

還有一件怪事，人民日報上載文說康生不會寫字。我讀了哈哈大笑。康生不會寫字，誰會寫字？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國最大的文物鑑賞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陳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商務印書館的老闆，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而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他家從明清時就是大地主，家裡有很多文物，他們從小就有臨寫真本真跡的條件。他參加革命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開的職業是開藝術照相館，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閉門寫字。他在第三國際當執行委員時，閒暇時也是寫字。他寫字寫了一輩子。在延安時他騎快馬摔了一跤，損傷了腦神經。解放後，腦病發作，就覺得四周都是嘩啦啦的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治病的同時，他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以集中精神有利於治病。一字一句，一連寫了十幾本，居然就治好了腦病。後來他把這些抄本都進行了裝裱，我估計至今尚存。按陳叔通的說法，真草隸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開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陳叔通家中就有康生書的真草隸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寫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欽佩。但毛主席不是書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隸篆皆通，毛主席讀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書和草書。毛主席不臨帖，只是讀貼、看帖。他是絕頂聰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東西自創一體，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法家。

在文物問題上，我特別提到了康生。因為許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在內部都把康生說成是盜竊文物的罪犯。這是不負責任，違背事實的，也是不講良心的。康生在別的問題上有錯誤，特別是在傷害幹部上有重大錯誤，包括對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為他曾經迫害過我，就不顧事實，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罵康生。看到一個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顧法律的、道義的任何責任，無理地辱罵他從娘肚子裡起就是壞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壞，這種風氣很不好。康生在別的方面所做的事，在這裡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問題上，我是最有發言權來評判他的。我的結論是：康生在文物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還很大。此外，文物和藝術品是要受歷史考驗的，作為書法家的康生，歷史永遠不會把他磨滅，他一定會得到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