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按：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一次20分钟的讲话中恭维了斯大林32次， 可是斯大林死后他们把斯大林说的一钱不值。 真相是： 斯大林一件10月革命穿的皮袍穿到死。 死后家里只有900卢布。 二战时， 希特勒俘虏了他的儿子， 要和斯大林交换苏军俘虏的德国将军， 斯大林以他的儿子只是上尉为由， 不同意交换， 结果是他的儿子死在德国集中营。

   这是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在《居安思危，苏共二十年覆亡纪》研究中得到的事实 （网上可以看到）。

   赫鲁晓夫的做法将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斯大林时代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我们从她在当时足以和美国在任何领域中抗衡可以看出，引向覆灭。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文革主要的理由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中国共产党牺牲了千万烈士， 目的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年说明了文革的这一理由不仅成立， 还绝对英明远见。 邓小平这个“不读书， 不看报”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于在文革的漏洞中， 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荒原。

    他们卑鄙的做法就是彻底妖魔化文革。 实际上文革到1969年九大后基本完全停止了武斗。 本文作者王力身为文革重要成员被关起来， 也说明文革并非人们想的要十年动乱。王光美和儿子在文革结束后， 写刘少奇，说其死前头发一尺多长。 事实是， 他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刘少奇医疗小组顾英奇同志有一个回忆。 以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当时的治疗是完全正规的，是得到毛主席， 周总理的特别指示的。  他说：“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在“红墙内外”中， 医疗组的护士也充分说明刘少奇在北京的1年8个月中是严格治疗的， 离开他们不到10天， 死在开封。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到处是刘少奇如何如何死的。10天内头发可以长一尺长？

    他们妖魔化文革的真实目的是为他们的反革命行为制造理由。 但历史是无情的。 本文的作者理论和实际上并没有必要为康生说假话。康生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可能象他们说的那样， 如果真的那样， 怎么去造别人的反？ 这铁一般的事实， 给了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家伙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力反思：文革后对康生的栽赃(图)
文章来源: 书摘 于 2011-10-06 20:49:48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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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力反思：文革后对康生的栽赃(图) 书摘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