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戈：和平、理性斗争的楷模
----兼论和平、理性斗争的空间和前提

（作者）傅申奇

九七年十一月五日晚，著名异议人士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引起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但是大家对鲍戈的情况还是了解得很少，我想在此向大家作一点介绍。

在九三年六月二日，张先樑因打算组织“六四”纪念活动被拘押。六日晚上，马卫、胡可思、张汝隽、鲍戈、杨勤恒等聚集在张先樑家里，鲍戈、杨勤恒、龚星南、王永刚四人决定第二天在市政府门口举行静坐绝食的抗议行动。鲍戈因为从事对日索赔活动而名声在外，在我想象中，他肯定是一位身躯伟岸，有一副横眉冷对都面容。但我那天看到的是一个中等个子的青年人，白净柔嫩的脸上还带着稚气，用清秀两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他忙着准备第二天要用绝食布条，只是简单地对我说：我还是应该去做一做。语气里含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坚定。

九日晚上，绝食两天多的鲍戈被强行送进中山医院的急诊室，我到医院看望他。见到他的母亲，我说：鲍戈给您找了不少麻烦！没想到这位母亲竟坦然地说：我理解他，他对国家、民族的利益尽一份心的想法没错。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是他的选择，我不拖他的后腿。多么了不起的母亲！

鲍戈可以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鲍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出生于上海。父亲是美术设计师，曾担任过一家官方报纸编辑部的负责人，并且是电影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成员。母亲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在中共军队文工团服役。

鲍戈于一九八二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后留校工作。虽然因政治问题多次被捕，但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业务水平出色，每次获释后都被医科大学召回，其组织关系至今没有改变。

一九八五年起，鲍戈提出废除中国政府放弃中日战争赔偿权利的决定。他四处张贴传单，组织演讲，并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门前散发传单，向领事馆提交抗议信，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上海警方为此传讯他，并将他软禁起来。

一九八八年，鲍戈联络了湖北、福建、南京等地的一些活动分子，创建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并于次年二月正式向中国民政部申请登记，是国内第一个对日索赔组织。一九八九年春，鲍戈秘密派人参与声援北京知识界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活动。由于积极投入“六四”运动，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被拘留审查，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免于刑事处罚”，当庭释放。当时，著名律师李国机担任鲍戈的辩护律师，为争取释放鲍戈作出了极大努力。

一九九二年日本天皇访华前夕，鲍戈请一些朋友赴北京、南京、石家庄等地，联络各地对日索赔组织，发起一场要求日本就其侵略罪行向中国道歉和赔偿的运动。鲍戈本人则留在上海申请游行，并向日本新闻界宣布：准备不惜以绝食、自焚来迫使日本天皇在中国谢罪。当局闻讯立即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地严密布置防范，同时还将鲍戈软禁在上海第二看守所疗养院里，直到日本天皇回国。一九九三年三月，鲍戈又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主张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彻底解决对日索赔问题，并宣称要发起一场名为“向北京进军”的情愿活动，促使顺应民意。

鲍戈投入民主运动的活动也同样令人瞩目。特别是他和杨勤恒、龚星南、王永刚等九三年在上海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抗议拘捕异议人士张先樑，更是轰的一时。上海当局为了把九二年以后再度活跃起来的上海民主运动压下去，于六月二十七日以莫须有的理由再次把我投入牢房。许多朋友都趋于沉寂，但鲍戈坚持活动。我对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后，于十一月十七日在江苏省大丰县上海农场开庭。鲍戈与龚星南一起陪同我的家属到法庭门前提出要求出庭作证，并表示了强烈抗议。鲍戈的活动引起上海当局的恐慌，切断电话是家常便饭，他和他的家属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跟踪，只要有外国领导人访问上海，当局都要把他软禁起来，以免“影响”外事活动。

一九九四年三月，鲍戈与五十四人联名发出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呼吁民主修宪，颁布新闻法、政党法，举行“六四”事件全国民意听证会，废除可以随意囚禁无罪公民的劳动教养制度。六月三日，鲍戈不畏强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了一封致民政部的公开信，申请登记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人权组织“人权呼声”，并表示将于次日到基督教堂参加祷告会，为“六四”死难者祈祷。结果，鲍戈被判处劳教三年。

三年里鲍戈被严格隔离，不得与他人讲话。当局甚至不让他参加父亲的追悼会，理由是传闻有人要借追悼会闹事。为此鲍戈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更甚于物质上的痛苦。他母亲和妹妹也经常受到骚扰，动辄被传讯，还因鲍戈而失去工作。

九七年六月四日深夜，鲍戈被释放回家，但当局并未放松对他的监控。然而，经过铁窗生活考验的鲍戈不仅没有改变初衷，反而在斗争艺术上更趋成熟，他以更坚韧的斗争精神展开了一系列合法、理性的斗争。

回家没几天，鲍戈便向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控告劳教所违反劳教法规，侵犯他的基本人权。徐汇区法院对此无法处置，只能发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书，进行逃避。但鲍戈紧追不舍，针对这一裁定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又迫使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区法院原裁定的终审裁定。据此，鲍戈又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控告中级人民法院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高院回复：收到申诉，交行政审判厅处理。但行政审判厅逾期没有作出处理，鲍戈又要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整个案子进行司法监督。就这样，他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面前把中国所谓的法制权威和司法独立的假面具撕得一干二净。

释放之后，鲍戈以无畏的精神，向世界揭露了上海第一劳教所与上海制球联合公司合作，生产了部分世界杯赛将要用的Adidas足球这一事实。

六月二十五日，鲍戈写信给香港特首董建华，呼吁他在香港回归日不要镇压游行示威的香港民众，回归后不要对曾经支持过大陆民主运动的香港公民进行报复。特首办公室专门复信表示：收到信，非常感谢，祝他身体健康！

八月十四日，鲍戈与著名作家冯英子联名上书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中国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

九月八日，“十五大”前夕，鲍戈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及江泽民的公开信。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不要把人民排斥在公共权力之外。”他明确表示：要以合法的方式创建“公民大会党”。

联合国大会讨论日本的常任理事国问题时，鲍戈和冯英子再次联名上书江泽民。他们在信中认为：如果日本不对战争受害国进行赔偿和道歉，中国就应该抵制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必要时中国应当行使否决权。

十月二十六日，当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上签字时，鲍戈又代表“人权呼声”组织写信给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也在联合国的另一个盟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上签字。在十一月五日，离开中国的当天上午，鲍戈还向全国人大发出了公开信，他呼吁人大代表运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同专制势力作斗争，迫使中共进行政治改革。

鲍戈从八五年起到他出国，在国内从事了十二年社会活动。他所有活动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和平、理性，面对蛮横无理的专制势力，进行有礼有节的斗争。从他活动的广度、时间长度和影响面来说，是卓有成效的。把他誉为和平、理性斗争的楷模，是恰如其分的。

现在，民主运动正处于低潮，专制势力运用最后的余势，竭尽全力封杀不同的声音和崛起的各种社会力量。由此，在民运的朋友中引发了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认为国内已没有和平、理性斗争的空间了，只能等待，所以在精神和行动上都趋于松弛涣散的状态。另一种情绪是：与专制势力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逮到机会就和它真打实干，哪怕用恐怖的手段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的看法是：手段是服务于目标的。民主运动的目标是：结束专制、开创民主的新纪元，建设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中国，把中国引向二十一世纪的辉煌。这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充满和平、理性的社会，而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最有利于这个目标的达成。毫无疑问，专制势力对我们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但是，如果仅仅借助民众的仇恨、报复和破坏性情绪，而不是更多地依靠民众的和平、理性和建设性努力，那么在扫除旧的专制势力的同时就可能产生新的专制势力。因为，专制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还存在。以和平、理性的方法与专制势力作斗争，是艰难的，是需要韧性和付出沉重代价的，但是最后的收获却是甘美的、持久的。因为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专制主义的基础被不断地扫除，而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在不断地建设。如果中国的民主力量以和平理性的斗争战胜了专制势力，中国才能真正走上民主建国、法治立国的不归路，中国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因此，我仍然要大声鼓吹和平、理性的斗争方式，我要向广大民众大力推荐鲍戈这样一位和平、理性斗争的楷模。从鲍戈的斗争经历中可以看到：在专制势力依旧畅行无阻的中国，和平、理性的抗争还是有着辽阔的空间。

有人以“六四”为例想说明，和平、理性的斗争，哪怕是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斗争在中国都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以为：这些朋友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六四”虽然具有很大的规模和声势，但是其组织化的力量还是非常微弱的。我们从“六四”得出的教训是：和平、理性的斗争必须以统一的组织为前提。曼德拉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是有一个统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存在和不断的抗争。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进行连续的持久的抗争，出现了断代。“四五运动”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组织，“民主墙运动”虽然形成过全国性的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但组织规模太小，一次大镇压之后便失去反弹能力，又形成断代。“六四运动”也没有形成统一组织，再次出现断代，“六四”之后没有全国组织进行持久、不断的抗争。

我认为：与专制主义进行和平、理性的斗争要取得成功，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件。一、要有一个统一的全国组织，一面战旗；二、要有一大批有献身精神、大无畏精神和活动能力的活动分子以某个组织名义，进行坚韧的、持久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活动；三、有一个或几个有威望的领袖人物。

（摘自《新闻自由导报》1998年1月2日 第三版）

By Fu Shenqi
Bao Ge: The Model of Peaceful Struggle
Press Freedom Guardian (Newspaper)
January 2, 1998

Biographical sketch of Bao Ge written by Fu Shenqi, which also appeared in the World Weekly. See World Weekly, November 16,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