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很為難：一方面要維護毛澤東的威望，這就不能動三面紅旗；另一方面又想把造成大饑荒的原因表達出來，對黨內外作一個叫人服氣的交代，而這就勢必要牽扯到三面紅旗。所以報告幾經修改，最後一稿讓毛澤東認可才算過關。因此那個報告只能說是一個折中的、各方妥協的產物，沒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深成次的問題。不過，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已屬不易了。倒是劉少奇在大會上作報告時，脫稿而講的一席話說到了一些本質性的問題，比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等。劉的講話是冒了很大風險的。許多學者認為，那是毛、劉分歧的轉折點，為劉後來挨整打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