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很为难：一方面要维护毛泽东的威望，这就不能动三面红旗；另一方面又想把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表达出来，对党内外作一个叫人服气的交代，而这就势必要牵扯到三面红旗。所以报告几经修改，最后一稿让毛泽东认可才算过关。因此那个报告只能说是一个折中的、各方妥协的产物，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深成次的问题。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已属不易了。倒是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脱稿而讲的一席话说到了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比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等。刘的讲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许多学者认为，那是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为刘后来挨整打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