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十一月，毛澤東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搞“反瞞產私分糧食”運動，並且依靠和縱容一批長期以來靠強迫命令甚至採用法西斯手段完成任務的幹部，去搞 “反瞞產”，才是造成全國範圍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
    　　毛澤東出於政治需要，對“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的事實”深信不疑，並且把對此表示異議的人都叫做 “觀潮派”、“算帳派”和 “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既然肯定是“大豐收”，農村中叫喊糧食緊張就是假象，就一定要弄清真象並把糧食“挖”出來；既然肯定是“大豐收”，增加徵購、減少 銷售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報告說：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輿論的中心，雷南縣一九五八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 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 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中共廣東省委立即肯定了這個報告，表示：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 糧食外調的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毛澤東對此如獲至寶，認為這個經驗“極為重要”，親自擬稿於二月二十二日以中央名義轉發全國，認定“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 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而且必須“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這是毛澤東和中央在“大 躍進”期間作出的又一個災難性的重大決定，其惡果遠遠超過“拔白旗”。
    　　與此相應，自上而下都抓緊布置從農村大量徵購並調出糧食。在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等十五個省已經出現春荒的情況下，一九五九年五月下 旬，中央仍飭令各省區：糧食調出計劃，各地必須堅決完成，不能推遲。七月五日，毛澤東肯定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度全國徵購糧食一千一百五十億斤的高指 標,並指示銷售量要一減再減,要農民“恢復半年糠菜半年糧”。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又以.中央名義批轉.貴州省委的報告，推廣對秋季農作物要“快收、快打、快購、快運”，按時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再指示推廣廣東實行豬、雞、鴨、鵝和蛋品的派購辦法，強令人民公社和社員“履行交售任務”。
    　　各地接到中央的指示後，或按照執行，或有所發揮，不管農民如何叫苦，不管發生什麼悲劇，都堅持“反瞞產”，堅持高徵購，搜刮糧食，以至豬、 雞、鴨、鵝等等，一般農村，都開展糧食問題的“大辯論”，壓制群眾，打擊 “重點批判對象”，以保證“超額完成公糧和購糧任務”。毛澤東縱容幹部整人
    　　毛澤東歷來主張“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由他確定的“左”傾路線和一系列相應農村政策，就主要是依靠一批只知盲目執行上 級指示、不擇手段完成任務和從中謀求私利、卻不顧老百姓死活的幹部帶頭貫徹落實的。毛澤東不僅堅決支持鼓勵執行“左”傾路線的省、地、縣委書記和中央各部 門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人，而且多次表態要保護那些緊跟他的部署而習慣於蠻幹胡來、肆意殘害無辜的農村中下層幹部。
    　　早在一九五七年夏，毛澤東就以要靠農村幹部收糧食為理由，不許對作風惡劣的人“搬石頭”，說只須批評一下，作個檢討就可以過關。
    　　一九五八年秋，毛澤東收到群眾來信，反映安徽省靈壁縣馮廟鄉、楊町鄉、尹集鄉因遭受風災和謊報畝產等原因，已餓死不下五百人，還有許多人臥床 不起。正陷入狂熱的毛澤東，並不立即相信和重視這類問題，只要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去調查“是否屬實”，“酌量處理”。
    　　同年十一月，雲南省委因農村發生嚴重死亡情況而寫出檢查報告，承認對一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說特別是經過“反右鬥爭 ”和“大辯論”，某些幹部有個人主義思想，少數壞份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現，製造混亂。毛澤東雖然表示同意省委對問題分析和處理，卻仍然捨不得懲辦和消除 這批貫徹“左”傾路線和政策的得力基層骨幹。
    　　接着，河南省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公社一封群眾來信，又送到毛澤東的手中，反映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非常嚴重，許多被打的人偷跑在外，不打人的 幹部反而被扣上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要求上邊派人進行調查處理。毛澤東明知農村問題不少，卻偏要.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處理時不要使那些“犯了輕微錯誤 的同志”“感到恐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明確提出：“對幹部和勞動人民的積極性要保護。就是對５％以內的違法亂紀的 幹部，也要分別情節，區別對待，進行教育，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如果把這個問題擴大了，是不好的。結論一定要做得恰當，不然要犯錯誤。”
    　　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有意保護下來，並一再加以縱容的一批無惡不作的幹部，在繼續貫徹毛澤東“左”傾路線的 “反瞞產運動”、 “反右傾鬥爭”和 “高舉三面紅旗”的過程中都大顯身手，使數以千萬計的無辜百姓－－主要是農民－－死於非命，製造出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全國典型：河南省信陽地區
    　　全國典型河南省信陽地區的情況，最能說明問題。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四月大搞“反瞞產”期間，信陽地區十六個縣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第 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固始縣、光山縣和息縣各十萬以上，正陽縣八萬，潢川縣五點六萬，商城縣、汝南縣、上蔡縣和信陽市各四萬，羅山縣三點八萬，平與縣三 萬，遂平縣二點二萬，新蔡縣二萬多，西平縣二萬， 確山縣一點二萬，新縣三千六百）；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
    　　初步查出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
    　　固始縣原有人口九十三點五萬多，勞動力三十八萬多，到一九六零年春人口下降為八十點零六萬多，勞動力下降為二十五點九萬多，全縣死亡的十多萬 人多是青壯年。該縣往流公社鄧圍子大隊一千六百六十六人，死亡九百七十人，占60％；七一公社上元大隊謝老莊小隊一百三十二人，死了一百二十人，
    剩下十二個人， 其中只有三個勞動力。 該縣以生產小隊為單位來計算死亡比例，多者為90％，少者也有10％。全縣無人煙的村莊四百多個，孤兒五千多個，房屋毀壞約50％以上。全縣患浮腫病的三 萬多人；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婦女有一半以上（有的生產隊達70％－90％）子宮下垂和閉經。該縣段集公社趙崗托兒所，三百九十個小孩死了七十八個，患浮腫 病的九十三個；一個敬老院五十個老人，死了三十人，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到固始縣公安局哭訴：“共產黨為人民，我父母都餓死了，你們為什麼不管？” 公安局長李克武正在打撲克，他叫人把這個小孩關了起來。
    　　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左傾”路線和“反瞞產”方針，把一九五九年農業歉收硬說成是豐收年景。全區一九五九 年實產糧食約四十億斤，他們謊報為八十三億斤，並按此數來加大徵購任務和安排各項工作。光山縣一九五九年秋糧實收一點八億斤，卻虛報為四點九億斤，硬要征 購一點五四億斤。當徵購到一點二億斤的時候，群眾就沒有糧食了。
    　　路憲文的基本觀點和邏輯是：“產量不能動搖，誰否認一九五九年的產量不如一九五八年，誰就是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誰就是反對社會主 義。”他還認為：“社社有餘糧，隊隊有餘糧”；“糧食問題，是當前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表現”；“對農民的鬥爭，比打日本鬼子還難，誰打不上去，就把誰拉下 來。”
    　　各縣對此都有具體的發展，如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就說：“農民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敵我矛盾，因此要開展政治攻勢；決心打好這一仗，只准前進，不准後退。”
    　　信陽地區的“反瞞產”運動，不僅時間長，規模大，而且做法很毒辣：
    　　一、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雞公山公社召開假現場會，從國家倉庫中運去一批糧食，搞了一個假糧食屯，上面是糧，下面是草，只准遠看，不准動手。參觀 的人問附近的群眾“好不好”，群眾說，“好是好，我們就是餓肚子。”當時雞公山公社的食堂已經停火斷炊，全社躺倒八百多人，死了二百六十五人。但路憲文 說：“雞公山公社是個千斤公社,不能動搖”;“搞不出糧食不收兵”。這樣的假現場會各縣都照樣召開，僅固始縣就開了一百九十五次，參加的幹部有五萬人次。
    　　二、搞萬人“反瞞產”大會。在潢川縣召開的萬人大會上，演出《劉介梅》的戲，批評農民“忘本”。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在會上以打、推、踢等方 法，鬥爭了六十多人，並從監獄中提出四人公開審判，威脅群眾。但到會六千代表，都是面黃飢瘦的農民，其中有40％患浮腫病。在當天的大會上，就餓死一個 人，抬走屍體後繼續開會“反瞞產”。會議結束後，又有十九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這樣的大會各縣都開，固始縣就開了四十次。固始縣在郭陸灘公社開了三次萬人大會，第一次要每人帶五斤糧向大會獻禮，糧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 帶雞、鴨、鵝、豬向大會獻禮，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帶一些其他東西向大會獻禮，結果，大門的銅環、破衣服、棉被連稍微值一點錢的東西都交給了大會。有 四個農民，在會上被逼把身上破棉襖的舊棉絮挖出來上交。
    　　三、推廣羅山縣依靠五類份子“反瞞產”的經驗。路憲文很讚賞這種做法，叫普遍推廣，說：“這樣搞，不僅可以搞出糧食，而且可以搞出槍枝子彈來。”
    　　四、固始縣還以輪訓班的形式搞“反瞞產”，共輪訓四次，三千多幹部參加。該縣甚至在學校中也搞“反瞞產”鬥爭， 縣高中就為此鬥爭師生二十餘人，搜查沒收學生糧票二千餘斤。
    　　五、.信陽地委還學習中央和省委的辦法，規定一日三報，每次上報生產為名，宣布“殺牛的一律法辦”；原地委的幾個書記和公安處副處長韓仁炳， 凡報來宰牛的都批准法辦，他們走到哪裡就批到哪裡，就法辦到哪裡，有些壞份子就藉此更加胡作非為。平與縣向陽店公社有的幹部罰宰殺牛的群眾穿上孝衣哭牛 爹；有的把殺牛的人用鐵絲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還把殺牛的人脫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爛，然後把鮮血淋漓的牛皮貼在人身上，待幹了以後，就揭牛皮，連人皮一 起撕下來！牛肉則被這些殺人兇手沒收，大吃大喝。
    　　當群眾走投無路，啃樹皮、吃草根、烹野菜的時候，路憲文說：“這是富裕中農搞的鬼花樣，他們故意這樣，挨家挨戶搜查。”下面就逐家逐戶地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
    　　當群眾向外逃荒的時候，路憲文說：“好人不外流，外流無好人。”他們把外流的叫做“流竄犯”,各縣都組織民兵把關、守路,打擊所謂“流竄犯 ”。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就下令把在店裡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來，全送進監獄、勞改農場。公社也有勞改隊，立功隊，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把扣留的所謂“ 流竄犯”放進監獄中，餓死了二百多人，卻把剋扣的九千斤口糧拿出來向縣委報喜，說是公安機關節約的糧食。
    　　在這樣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人吃人的悽慘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 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潢川縣有一個小孩快死時，對他母親說： “媽媽，我死了你不要吃我！”當這個孩子死了之後，媽媽為了活命，還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固始縣兩個生產大隊統計，就吃人二百多具屍體。但地委、縣委又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快要餓死的群眾。信陽縣五里店公社有一家人，父母、弟弟都餓死了，剩下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縣公安局又以“破壞屍體”的罪名，把她關在監獄裡餓死了。
    　　在這種毒刑打殺和斷絕糧食之下，廣大群眾成批死亡，全村毀滅，全家毀滅，死在哪裡臭在哪裡，就埋在哪裡，大人是薄土一層，小孩就拋在荒山里。 光山、潢川、固始縣的許多水塘里都有死屍。但地委還繼續搞“反瞞產”。他們把省委撥下來的救濟糧發下去，一邊發口糧，一邊又“反瞞產”，今天發下去，明天 收回來。潢川縣黨委第一書記梁德柱說，這是“以糧引糧”、“拋磚引玉”。該縣城郊一個生產大隊，把發給群眾的口糧，分裝在二百個罈罈罐罐里，當做 “反瞞產”的成績向公社報喜， 群眾說：“這不是報喜， 這是報命！”
    　　信陽地區人民除了死於“反瞞產”鬥爭之外，還大量死於各種工程建築的勞動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縣白果沖水庫、百里大堰、 東幹渠的三大水利工程。 在三大工程中， 被扣飯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開除飯籍八百五十九人， “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冷的風地里罰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腳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毒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罰挑雙挑子一萬七千二百二十 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六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一萬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隊去了二百多精壯勞動 力，結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