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十一月，毛泽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搞“反瞒产私分粮食”运动，并且依靠和纵容一批长期以来靠强迫命令甚至采用法西斯手段完成任务的干部，去搞 “反瞒产”，才是造成全国范围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出於政治需要，对“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深信不疑，并且把对此表示异议的人都叫做 “观潮派”、“算帐派”和 “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既然肯定是“大丰收”，农村中叫喊粮食紧张就是假象，就一定要弄清真象并把粮食“挖”出来；既然肯定是“大丰收”，增加征购、减少 销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报告说：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中心，雷南县一九五八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 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 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中共广东省委立即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 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毛泽东对此如获至宝，认为这个经验“极为重要”，亲自拟稿於二月二十二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 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在“大 跃进”期间作出的又一个灾难性的重大决定，其恶果远远超过“拔白旗”。
    　　与此相应，自上而下都抓紧布置从农村大量征购并调出粮食。在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十五个省已经出现春荒的情况下，一九五九年五月下 旬，中央仍饬令各省区：粮食调出计划，各地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推迟。七月五日，毛泽东肯定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度全国征购粮食一千一百五十亿斤的高指 标,并指示销售量要一减再减,要农民“恢复半年糠菜半年粮”。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批转.贵州省委的报告，推广对秋季农作物要“快收、快打、快购、快运”，按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指示推广广东实行猪、鸡、鸭、鹅和蛋品的派购办法，强令人民公社和社员“履行交售任务”。
    　　各地接到中央的指示後，或按照执行，或有所发挥，不管农民如何叫苦，不管发生什么悲剧，都坚持“反瞒产”，坚持高征购，搜刮粮食，以至猪、 鸡、鸭、鹅等等，一般农村，都开展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压制群众，打击 “重点批判对象”，以保证“超额完成公粮和购粮任务”。毛泽东纵容干部整人
    　　毛泽东历来主张“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由他确定的“左”倾路线和一系列相应农村政策，就主要是依靠一批只知盲目执行上 级指示、不择手段完成任务和从中谋求私利、却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干部带头贯彻落实的。毛泽东不仅坚决支持鼓励执行“左”倾路线的省、地、县委书记和中央各部 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而且多次表态要保护那些紧跟他的部署而习惯於蛮干胡来、肆意残害无辜的农村中下层干部。
    　　早在一九五七年夏，毛泽东就以要靠农村干部收粮食为理由，不许对作风恶劣的人“搬石头”，说只须批评一下，作个检讨就可以过关。
    　　一九五八年秋，毛泽东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安徽省灵壁县冯庙乡、杨町乡、尹集乡因遭受风灾和谎报亩产等原因，已饿死不下五百人，还有许多人卧床 不起。正陷入狂热的毛泽东，并不立即相信和重视这类问题，只要求.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去调查“是否属实”，“酌量处理”。
    　　同年十一月，云南省委因农村发生严重死亡情况而写出检查报告，承认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说特别是经过“反右斗争 ”和“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少数坏份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现，制造混乱。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省委对问题分析和处理，却仍然舍不得惩办和消除 这批贯彻“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得力基层骨干。
    　　接着，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公社一封群众来信，又送到毛泽东的手中，反映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非常严重，许多被打的人偷跑在外，不打人的 干部反而被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要求上边派人进行调查处理。毛泽东明知农村问题不少，却偏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处理时不要使那些“犯了轻微错误 的同志”“感到恐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对干部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要保护。就是对５％以内的违法乱纪的 干部，也要分别情节，区别对待，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大了，是不好的。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
    　　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有意保护下来，并一再加以纵容的一批无恶不作的干部，在继续贯彻毛泽东“左”倾路线的 “反瞒产运动”、 “反右倾斗争”和 “高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都大显身手，使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主要是农民－－死於非命，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全国典型：河南省信阳地区
    　　全国典型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四月大搞“反瞒产”期间，信阳地区十六个县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第 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固始县、光山县和息县各十万以上，正阳县八万，潢川县五点六万，商城县、汝南县、上蔡县和信阳市各四万，罗山县三点八万，平与县三 万，遂平县二点二万，新蔡县二万多，西平县二万， 确山县一点二万，新县三千六百）；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
    　　初步查出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固始县原有人口九十三点五万多，劳动力三十八万多，到一九六零年春人口下降为八十点零六万多，劳动力下降为二十五点九万多，全县死亡的十多万 人多是青壮年。该县往流公社邓围子大队一千六百六十六人，死亡九百七十人，占60％；七一公社上元大队谢老庄小队一百三十二人，死了一百二十人，
    剩下十二个人， 其中只有三个劳动力。 该县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来计算死亡比例，多者为90％，少者也有10％。全县无人烟的村庄四百多个，孤儿五千多个，房屋毁坏约50％以上。全县患浮肿病的三 万多人；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妇女有一半以上（有的生产队达70％－90％）子宫下垂和闭经。该县段集公社赵岗托儿所，三百九十个小孩死了七十八个，患浮肿 病的九十三个；一个敬老院五十个老人，死了三十人，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到固始县公安局哭诉：“共产党为人民，我父母都饿死了，你们为什么不管？” 公安局长李克武正在打扑克，他叫人把这个小孩关了起来。
    　　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左倾”路线和“反瞒产”方针，把一九五九年农业歉收硬说成是丰收年景。全区一九五九 年实产粮食约四十亿斤，他们谎报为八十三亿斤，并按此数来加大征购任务和安排各项工作。光山县一九五九年秋粮实收一点八亿斤，却虚报为四点九亿斤，硬要征 购一点五四亿斤。当征购到一点二亿斤的时候，群众就没有粮食了。
    　　路宪文的基本观点和逻辑是：“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一九五九年的产量不如一九五八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 义。”他还认为：“社社有余粮，队队有余粮”；“粮食问题，是当前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对农民的斗争，比打日本鬼子还难，谁打不上去，就把谁拉下 来。”
    　　各县对此都有具体的发展，如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就说：“农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我矛盾，因此要开展政治攻势；决心打好这一仗，只准前进，不准後退。”
    　　信阳地区的“反瞒产”运动，不仅时间长，规模大，而且做法很毒辣：
    　　一、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鸡公山公社召开假现场会，从国家仓库中运去一批粮食，搞了一个假粮食屯，上面是粮，下面是草，只准远看，不准动手。参观 的人问附近的群众“好不好”，群众说，“好是好，我们就是饿肚子。”当时鸡公山公社的食堂已经停火断炊，全社躺倒八百多人，死了二百六十五人。但路宪文 说：“鸡公山公社是个千斤公社,不能动摇”;“搞不出粮食不收兵”。这样的假现场会各县都照样召开，仅固始县就开了一百九十五次，参加的干部有五万人次。
    　　二、搞万人“反瞒产”大会。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在会上以打、推、踢等方 法，斗争了六十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四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六千代表，都是面黄饥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 人，抬走尸体後继续开会“反瞒产”。会议结束後，又有十九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四十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五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 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一些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连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 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三、推广罗山县依靠五类份子“反瞒产”的经验。路宪文很赞赏这种做法，叫普遍推广，说：“这样搞，不仅可以搞出粮食，而且可以搞出枪枝子弹来。”
    　　四、固始县还以轮训班的形式搞“反瞒产”，共轮训四次，三千多干部参加。该县甚至在学校中也搞“反瞒产”斗争， 县高中就为此斗争师生二十余人，搜查没收学生粮票二千余斤。
    　　五、.信阳地委还学习中央和省委的办法，规定一日三报，每次上报生产为名，宣布“杀牛的一律法办”；原地委的几个书记和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炳， 凡报来宰牛的都批准法办，他们走到哪里就批到哪里，就法办到哪里，有些坏份子就借此更加胡作非为。平与县向阳店公社有的干部罚宰杀牛的群众穿上孝衣哭牛 爹；有的把杀牛的人用铁丝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还把杀牛的人脱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烂，然後把鲜血淋漓的牛皮贴在人身上，待干了以後，就揭牛皮，连人皮一 起撕下来！牛肉则被这些杀人凶手没收，大吃大喝。
    　　当群众走投无路，啃树皮、吃草根、烹野菜的时候，路宪文说：“这是富裕中农搞的鬼花样，他们故意这样，挨家挨户搜查。”下面就逐家逐户地把小锅打烂，不让人家冒烟。
    　　当群众向外逃荒的时候，路宪文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他们把外流的叫做“流窜犯”,各县都组织民兵把关、守路,打击所谓“流窜犯 ”。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就下令把在店里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来，全送进监狱、劳改农场。公社也有劳改队，立功队，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 流窜犯”放进监狱中，饿死了二百多人，却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粮拿出来向县委报喜，说是公安机关节约的粮食。
    　　在这样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无路、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人吃人的凄惨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 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潢川县有一个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 “妈妈，我死了你不要吃我！”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後，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就吃人二百多具尸体。但地委、县委又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快要饿死的群众。信阳县五里店公社有一家人，父母、弟弟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县公安局又以“破坏尸体”的罪名，把她关在监狱里饿死了。
    　　在这种毒刑打杀和断绝粮食之下，广大群众成批死亡，全村毁灭，全家毁灭，死在哪里臭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大人是薄土一层，小孩就抛在荒山里。 光山、潢川、固始县的许多水塘里都有死尸。但地委还继续搞“反瞒产”。他们把省委拨下来的救济粮发下去，一边发口粮，一边又“反瞒产”，今天发下去，明天 收回来。潢川县党委第一书记梁德柱说，这是“以粮引粮”、“抛砖引玉”。该县城郊一个生产大队，把发给群众的口粮，分装在二百个坛坛罐罐里，当做 “反瞒产”的成绩向公社报喜， 群众说：“这不是报喜， 这是报命！”
    　　信阳地区人民除了死於“反瞒产”斗争之外，还大量死於各种工程建筑的劳动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县白果冲水库、百里大堰、 东干渠的三大水利工程。 在三大工程中， 被扣饭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开除饭籍八百五十九人， “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冷的风地里罚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脚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毒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罚挑双挑子一万七千二百二十 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个病人被强迫劳动。初步查出在六万人中，被打死、饿死、冻死、累死的即有一万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队去了二百多精壮劳动 力，结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