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的個人命運的確夠悲劇悲情，特別是作為一個文人卻去當什麼革命領袖，又沒有革命領袖那種殺人不眨眼的冷酷特質，落得被拋棄的下場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最後遺作《多餘的話》就包含了對此的反思，可惜他的作為（也就是共黨割據搶掠殺戮的那些賬都算到他頭上了）已經無法得到寬宥，加上他還算有文人氣節，不肯為蔣介石所用，自然只有上刑場了。可嘆解放後毛澤東看到他的文章，還勃然大怒，定性為叛徒，文革中墳墓被毀挫骨揚灰，加重了他的人生悲劇意味。
可是既然是共產黨，也就信奉“共產共妻”的理念，至少對所謂封建倫理是不屑一顧了，才不僅有了師生戀，更有奪人妻之事。何況還是好友的老婆，實在有點為人不齒。正因這荒唐的瞿楊戀，雖然前夫大方讓妻了，可沈的父親，曾經的老共產黨員，也是資深的國民黨元老、開明鄉紳，卻不能接受，這才看破了共產黨的本質，憤然退黨並成為堅決的反共人士。從這點來說，似乎主義、事業在瞿心中的分量並不如女人重要了。或許魯迅與他相惜，也有浪子情懷的呼應在裡面吧（魯也是有偷看弟媳洗澡、和學生戀愛結婚的風流逸事的情種哦）。
最後更正一點，葉挺之死並非在西安事變後，而是在抗戰勝利國共重慶談判之後。當然，瞿若能在牢中待到抗戰爆發，放出恐怕也是有望的。但他如在中共繼續混下去，一定死得更慘，可參照的例子有李立三。只有王明、張國燾等徹底覺醒逃出中共陣營的，才勉強得到善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