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鄧子恢在農業合作化前期能夠配合得很好，可謂“君唱臣隨”，歸根結蒂，是由於他們在這段時期對農業合作化的認識是同步的，意見是一致的。1953年下半年，促使毛澤東思想大變化的原因有二。在國內，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並非農民志願，很多地方帶有強制性。這好理解，如果我是農民，我也不願把自己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等財產去歸公，畢竟這些東西是農民的命根子。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出台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產生不滿情緒相當普遍。這也好理解。毛澤東卻把這種情況視為資本主義勢力的抬頭，一向充滿革命理想的毛澤東認為必須對這股“逆流”迎頭痛擊，必須加快合作化的步伐，破除農民的私有觀念。在國際形勢方面，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萌生了要在社會主義世界出頭的思想，為此，他認為必須加快中國的工業化步伐。他看到了國家工業化和分散的小農經濟不能相容這一點。工業化離不開農村提供的食物、原料和資金。毛澤東想通過實現農業合作化，使農業的發展服從工業化的需要，毛澤東看到這個矛 盾，想要解決這個矛盾。應該說他的想法並不壞，但他簡單化了，想用儘快合作化的辦法全部解決矛盾，急於把私有制一下子扭過來，納入社會主義的軌道。歷史證明是急躁了。當時中國的確是一窮二白。毛說窮就要革 命，白就是一張白紙好寫文章，他想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純粹的公有制，要走一條筆直的道路，一步就邁入社會主義，辦法就是搞階級鬥爭，搞政治運動，來個大躍 進，一下就進入純粹的社會主義，就像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一樣，一下子解決問題。因而在農村中就以大批判開路，掀起合作化高潮，不斷實行變革，搞各種運動， 想迅速把小農經濟變成純粹公有的發達的農村。他沒有估計到中國小農經濟落後的現實狀況和改變這種狀況的艱苦長期的過程。

毛澤東的思路有時是跳躍性的。他自己定了的，往往又會改變，使別人難以跟上。
鄧子恢是中共黨內著名的農業專家，他長期搞農村工作，接觸實際，接觸農民，比較了解農村情況。當他按照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作出的決定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的時候，毛澤東的思想 又已經走到了他的前頭了。毛的大躍進和三面紅旗也是他急於求成的結果。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爭論也是這樣。新民主主義義要不要鞏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需要多長時間？劉少奇也是按照毛澤東以前 的《論聯合政府》和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表述的思想提出的，結果這時毛澤東已經走到前面了，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劉少奇就急於跟着趕上去，但 在很多地方還跟不上。到了60年代，“文革”開始，劉少奇就被劃入了“右”的、“修正主義”的一邊。在和鄧子恢的爭論中，同樣也表現出了毛澤東思維的這種跳躍特性。

　今天回頭來看，就這場爭論來說，是毛澤東錯了，他只考慮到了集體的優越性，忽略了個體的積極性，脫離了中國農村的實際。其實個體積極性也是不可缺少的， 沒有個體，集體是空的，人的積極性不調動起來，集體的優越性怎麼顯示出來？鄧子恢看到了農村的實際情況，要調動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他當時探索的方向和 路子是對的。以後農村改革的實踐證明鄧子恢的想法和做法都比毛澤東高明。

我勸您冷靜點，仔細想想不同觀點的意見對不對，不要動輒給別人扣上“御用文人”的帽子！有理說理，扣帽子不解決問題。試問，不分青紅皂白，拼命為毛澤東的錯誤遮掩的文人，又是什麼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