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前期能够配合得很好，可谓“君唱臣随”，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们在这段时期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是同步的，意见是一致的。1953年下半年，促使毛泽东思想大变化的原因有二。在国内，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并非农民志愿，很多地方带有强制性。这好理解，如果我是农民，我也不愿把自己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财产去归公，毕竟这些东西是农民的命根子。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产生不满情绪相当普遍。这也好理解。毛泽东却把这种情况视为资本主义势力的抬头，一向充满革命理想的毛泽东认为必须对这股“逆流”迎头痛击，必须加快合作化的步伐，破除农民的私有观念。在国际形势方面，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萌生了要在社会主义世界出头的思想，为此，他认为必须加快中国的工业化步伐。他看到了国家工业化和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相容这一点。工业化离不开农村提供的食物、原料和资金。毛泽东想通过实现农业合作化，使农业的发展服从工业化的需要，毛泽东看到这个矛 盾，想要解决这个矛盾。应该说他的想法并不坏，但他简单化了，想用尽快合作化的办法全部解决矛盾，急于把私有制一下子扭过来，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历史证明是急躁了。当时中国的确是一穷二白。毛说穷就要革 命，白就是一张白纸好写文章，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要走一条笔直的道路，一步就迈入社会主义，办法就是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来个大跃 进，一下就进入纯粹的社会主义，就像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一样，一下子解决问题。因而在农村中就以大批判开路，掀起合作化高潮，不断实行变革，搞各种运动， 想迅速把小农经济变成纯粹公有的发达的农村。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小农经济落后的现实状况和改变这种状况的艰苦长期的过程。

毛泽东的思路有时是跳跃性的。他自己定了的，往往又会改变，使别人难以跟上。
邓子恢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农业专家，他长期搞农村工作，接触实际，接触农民，比较了解农村情况。当他按照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作出的决定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的时候，毛泽东的思想 又已经走到了他的前头了。毛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也是他急于求成的结果。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争论也是这样。新民主主义义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刘少奇也是按照毛泽东以前 的《论联合政府》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表述的思想提出的，结果这时毛泽东已经走到前面了，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刘少奇就急于跟着赶上去，但 在很多地方还跟不上。到了60年代，“文革”开始，刘少奇就被划入了“右”的、“修正主义”的一边。在和邓子恢的争论中，同样也表现出了毛泽东思维的这种跳跃特性。

　今天回头来看，就这场争论来说，是毛泽东错了，他只考虑到了集体的优越性，忽略了个体的积极性，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其实个体积极性也是不可缺少的， 没有个体，集体是空的，人的积极性不调动起来，集体的优越性怎么显示出来？邓子恢看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要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他当时探索的方向和 路子是对的。以后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邓子恢的想法和做法都比毛泽东高明。

我劝您冷静点，仔细想想不同观点的意见对不对，不要动辄给别人扣上“御用文人”的帽子！有理说理，扣帽子不解决问题。试问，不分青红皂白，拼命为毛泽东的错误遮掩的文人，又是什么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