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从道德重塑到道德溃败（上之二）

送交者: chang le 2014月09月10日06:24:01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卸甲一书生：1949—1976，从道德重塑到道德溃败（上之一 由 chang le 于 2014-09-10 05:29:44

共识网 2014-09-10 表现之三：扼制言路，讲假话，搞浮夸。 讲真话，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是一种政治美德。毛泽东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已表现出听不进别人意见，不让人讲话，一棍子打死的倾向。反右运动的展开，不仅把动员起来提意见的民主人士纷纷打倒，同时整治了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青年，无论是议论政治问题，还是议论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提点改进工作的意见等，都成为打成右派的理由，结果自然是“万马齐闇”。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他也越来越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彭德怀给毛写信，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完全符合《党章》规定，只是看法相异，不仅不听，还打成反革命集团，撤职罢官。上行下效。前面提到的各省诸多反党集团案，有不少是因为给上级领导提意见，或仅仅是有不同看法，就惨遭噩运。地市、县区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更加严重。1953年初，时任《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副总编胡绩伟等人安排记者报道官员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案件，但很快就从中央方面传来对《人民日报》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责，采写记者和编辑受到追查和攻击，在“反右派”斗争中大都受到处理。新华社记者戴煌因反对个人崇拜等罪名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一时间，党内外正气下降，邪气上升(参见胡绩伟《党内外好人好同志都一次次被打击和压制》)。回顾大跃进年代的政治生态，刘少奇于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曾沉痛地说：“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情、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刘少奇选集》下卷399页) 堵塞言路必然造成假话盛行，报喜不报忧，甚至大刮浮夸风。搞浮夸首先是从毛泽东开始的。1957年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仅仅过了5个月，他又不满足了，对来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说，用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两个月后，毛泽东于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3年基本超过英国，一天以后又缩短为两年，并以2500万吨钢为主要指标。随着“小、土、群”式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开始了。城市、农村到处建起小高炉群，农村搞起了高产田、相互攀比着放“卫星”。对“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379页)情有独钟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频繁到各省视察，推动大跃进的进程。各级干部为了受到表扬，成为典型，肆意造假，纷纷报捷。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媒体也为这些失真的成绩积极造势。《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回忆说：“那几年，来自中央的一个号召接着一个号召，一个口号接着一个口号，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头脑发热，狂潮汹涌。不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善良，愿望如何美好，结果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族的空前灾难，工厂不冒烟，商店货架没有存货，全民饥饿，浮肿消瘦，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作为党的喉舌，报纸在那几年起了相当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民日报》的元老之一、曾任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刘少奇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相当严厉，也符合事实，并不过分。”(袁鹰《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在那些“头脑发热”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等一系列社论，发布各地所谓“高产”的新闻以鼓干劲，树标兵。为了迎合高指标，各地都把浮夸数量当作政治任务压下去，不照上级的意见虚报浮夸就会被说成右倾保守，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当时把假造的“高产”典型叫“放卫星”，一时间各种稀奇古怪的“卫星”腾空而起，让人目不暇给：1958年6月8日，媒体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亩产小麦2105斤的新闻，亩产最高的，则是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6月26日，有报道说，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04斤，随后《人民日报》于8月13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的消息，最高的则是《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各媒体还报道了玉米、高梁、谷子、蕃薯、芝麻、南爪、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新闻。事后证明，这都是当地干部弄虚作假的结果。中央和各省市媒体的高度肯定，对虚假浮夸者越唱越高的调门无疑起到重要激励作用。相反，对粮食产量低，农民大批饿死的情况却不肯如实上报，或少报瞒报。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说，1960年“粮食问题愈加严重，一些官员的浮夸之风还在通行无阻。他们顺着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口味向上报告说‘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日益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死人等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结果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反瞒产’。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被扣上‘小彭德怀’的帽子，进行‘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处境异常困难，一些地区逃难的、乞讨的、浮肿病泛滥，几致十室九空。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灾及饿死人的情况陆续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视。我到苏皖调查，沿途时常遇见结队逃荒要饭的、扒火车的。徐、淮地区的几个收容站住满了逃荒要饭的乞丐、盲流。看着这些饥馑的老人、目光呆滞的妇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绞。我向柯庆施汇报时，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现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烦，说：‘华东的情况我们清楚，淮南没有问题’。”(赵发生：《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大跃进中这种浮夸与瞒报共生状态下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中央做出错误决策的重要诱因之一。 表现之四：迷恋造神运动，提倡个人崇拜。 195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4个多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抨击了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当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谈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个报告无疑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但可能毛本人并没有把内心想法说出来。果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而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在后来陈伯达发言时，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毛还说：“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第249-251页，东方出版社中心2008年)。其实在1950年代，毛泽东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最高权力，拥有独一无二的个人威望，并对任何分散其权力的细节症候保持充分的警惕。1953年5月，他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行为严加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0页)其时，他在党内外的形象已被“神化”到相当程度：“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人人会唱;他的画像到处悬挂;他走到哪里，群众都围得人山人海，不停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他要打倒谁，谁必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莫不如此;他个人的意见可以比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决定更管用，刚刚通过的中央全会决议，他的一番讲话便推翻了。难怪一直称毛泽东为“主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说：“主公震怒，整个中央委员会等于零。”但毛泽东并未止步。他赞扬个人崇拜的话，显然否定了刚刚举行不久的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定下的基调，不满足于在实际工作形成最高地位，而希望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心理上、思想意识上树立起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一些善于揣摩领袖心理并积极逢迎的人摸准了这一脉门，纷纷为大搞个人崇拜推波助澜。1958年春，事实上主持华东和上海工作的柯庆施率先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当年夏天，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次年底，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意见进行反击，称毛泽东“才是大英雄”;刘少奇也认为：“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农民人数较多的地方，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甘肃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张仲良都站出来大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柯庆施、陶铸表现也很积极，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除曾希圣、张仲良因故被撤职外，大多数人后来的政治地位都有显著提升。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柯庆施于1964年升任副总理，排名在多年在中央担负重要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之前。1966年陶铸调到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三、通过政治运动实施道德教化 通过政治运动给民众灌输新的道德观念，是毛泽东特有的道德教化方式。 一是土改。新政权建立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土改运动，既带来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刻变动，也引起伦理思想上的剧烈振荡。千百年来乡村中奉行的“财产私有”、“佃地交租”、“欠债还钱”等传统理念，被干部们所宣传的“阶级斗争”理论，地主、富农“剥削压迫”穷人的说法彻底颠覆。如今是“富人有罪”，“越穷越光荣”，干部们号召贫农要理直气壮地“打土豪分田地”。乡村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毛泽东要求以阶级成分论人划线，农民们则多以好与坏、善与恶为标准来评价人。所以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一开始必然遭到农民群体的排拒与抵抗。如江苏省开阳县朝阳乡六村在斗争地主金福昌时，台下的数百群众便齐声叫喊：“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而对那些平时游手好闲，称霸诈骗的二流子，即使没有多少地，也不为乡民所容。安徽临泉县田桥乡大朱庄的朱应科，两口子仅有一亩地，理应划归贫农成份。但其一辈子不好好劳动，凭着给别人管闲事混吃喝。两口子又都霸道、懒惰，仅有的一亩地都不亲自耕种，而是想叫谁种叫谁种。因为其爱骂人，村里人可能也不愿惹他，所以一般都会帮其种了。在划阶级时，他自报贫农，却没有任何人出声，都怕再挨其骂。最后在工作队员的主持下将其定为地痞流氓(参见满永《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在运动中，干部们采取诉苦，串连贫农，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等一系列办法发动群众，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等分给贫农，从政治和经济上为确立新的道德评判标准开辟了道路，以往用以维护乡村宗族、姻亲、邻里、朋友关系的伦理共识被摧毁。正如郭于华、孙立平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至此农民从道德化的个体转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员。在这样的转化过程中，农民的社会分类价值观也从“道德”转变为“阶级”(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第12辑)。比较一下土改前后的中国农村，人们会发现，勤劳、诚实、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信条皆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重新定位。尽管从来没有人公开否定勤劳，但勤劳的实际结果——致富，必然会使勤劳者成为下一次土改中“分地分财分老婆”的对象，对前景的忧虑不能不助长“不劳而获”、“小富即安”思想的扩散。凭借辛勤劳动致富的农民在生活过好一些后害怕重蹈地主富农复辙，故不愿意把钱物投入再生产，主张吃光喝光(参见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讲真话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因不符合政治运动惯常的策略需要而被抛弃。土改中工作队干部经常用“诉苦”的办法发动群众，在诉苦大会上精心安排积极分子发言，激发农民的斗争热情。据一篇研究1948年到1951年山东临沭县土改的文章披露：土改工作组在进行“诉苦”动员后，先搞小组诉苦，培养典型，再转入大会诉苦。主要是叫群众明确了解地主封建势力是穷人的死对头，只有打倒地主，穷人才能翻身。诉苦后，雇贫小组回去讨论如何出苦、报仇。主要是搞些对象，明确阶级敌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饭长大的。”诉苦人都是工作队安排好的;事先要开会，让大家先演练一遍，有的诉的实在不像个样，不符合激发对地主仇恨的标准，就直接给弄下去了，不让他(她)诉了。不合格。在诉苦斗争会上，诉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队不仅要发掘村庄里的“苦主”，而且还要寻找善于把“苦”说得催人泪下、能煽动起穷人对地主仇恨的人才，并在诉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叙事技巧。在诉苦的现场，诉苦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喊口号”，以煽动现场的氛围(纪程《“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诉苦人所说的并非全是事实，有的甚至是在撒谎，大家明知错了，也不敢纠正，不敢讲话(参见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土改“诉苦”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往往伴随着大量过火行为甚至充斥暴力。土改也是一样，以暴力方式对地富分子用刑，捆人，打人、吊人及其他各种残酷手段随处可见。以苏北高邮县某些乡 1950年12月份的情况为例，地主被罚“站冷水缸”、“洗冷水澡”、“剥掉衣服冻”、“剥掉衣服就地拖”等行为比比皆是。在靖江县宜和乡的典型斗争会上，不少地主被斗得“浑身乱抖”，其中“最坏的地主”不仅被罚下跪“恭听控诉”，还要自己打耳光。六合县个别乡“每斗必跪”，江都县个别乡“每斗必打”。土改运动的高潮是根据上级指示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从1950 年 10 月至 1951年 2 月，泰州地区共计逮捕“地霸现行反革命份子与历史罪犯”1982 人。为了“及时有效”地清理反革命案犯，地委决定简化“不必要的烦琐手续”，实行“侦审判合一”，4 个月内批准处决了 266 人。在此基础上，公安部门进一步搜集材料，又在外地逮捕了逃亡“地霸反革命分子”137 名，另有 966 人被列入追捕名册(参见刘握宇《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这一现象并非孤例，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据泰维斯估计，整个建国初的土地改革中，应该有100万到200万人被处以死刑(泰维斯《巩固与重建》，第91页)。血腥的斗争场面和镇压行为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农村中通常较为温和的人际关系。尽管这些激烈场面使妇女流泪，不忍目睹的乡民纷纷走散，政治高压下的乡村社会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道德评判从此不再是看具体人的言行良恶，而是看其阶级身份。一些带“穷根”游手好闲者因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受到工作队重用，随后大批涌入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他们身上固有的以强迫命令为能，打骂惩罚为荣的观念，成为后来农村基层干群关系长期紧张甚至尖锐对立的重要因素。多年后，有研究者在安徽临泉做口述访谈时，人们还屡屡提及当年的顺口溜：“二流子、懒汉，毛主席的宝贝蛋”(参见满永《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 二是“五反”。1952年初，毛泽东发动了 “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这是继毛泽东亲自推动和指挥的一场以反对党及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化为中心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三反”运动而掀起的又一场政治运动，对象是中国资产阶级。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及广泛采取的“逼供信”手段，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运动过程中传递给毛泽东的许多错误信息却使其坚信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与资本家们的勾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952年1月26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向全党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搞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自己有解释：“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可见与土改一样，是从道德上把一度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盟友、建国初期受到刘少奇肯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搞臭。毛泽东从运动一开始，便把北京5万工商户划成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规定了他们的比例为百分之10、60、25、4、1。为了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比例，各地普遍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清算资本家们的行贿、偷税漏税等罪行，一时间人人自危。短短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只是当地工商户较少，自杀规模没有上海那么大。最著名的自杀者是被毛泽东称为4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的民生实业公司老板卢作孚。1952年2月8日，他在参加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后自杀。为了在运动中过关，资本家们不得不违心地夸大偷漏税行为。例如上海全市303户中上层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被集中起来学习，进行背靠背的斗争。徐令娴的丈夫钱家镖师、广大药房的经理，每天晚上都为写材料而发愁，“不管写偷税漏税多少，都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交代”(吴琪《上海1949～1956：民族资本家的转折年代》，《三联生活周刊》第528期)。运动的另一个效应是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内心深处摧毁原先引以为荣的“办实业振兴振兴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丑化贬损自身形象。无锡大成纺织染公司负责人刘国钧在检查书中说，“我从一个穷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纱厂的大股东和总经理的一段发展过程，我感觉十分满意和骄傲。对人说起来，我办纱厂是为了国家社会，是为了振兴实业”，但在“五反”运动中“检查了过去的非法行为，自己像大梦初觉，认识了这么多的罪恶，方才相信资产阶级的本质有腐朽的一面，这真是千真万确”。他把自己的本位主义和暴利思想归结为“重走旧资本主义的恶路，是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引自李昌玉《“五反运动”的谜面与谜底》)。几年后，他写的《自述》一文谈到，当时，有一次，刘国钧在工厂饭厅吃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面前，高声问道：“刘国钧，你吃谁的饭?”刘国钧板板眼眼地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饭。”或许正是由于脱胎换骨、洗心涤肺的刘国钧从不避讳这顶政治原罪的剥削阶级帽子，又肯主动从道德上矮化自己，才能够顺利过关，后来还因“五反”运动中表现较好而被任命为浙江省副省长。 三是反右。反右运动最初是因为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指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肃反扩大化，杀了自己的同志、战友几百万人，流放劳改上千万人。毛泽东等人受到很大压力，在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上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办法是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欢迎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打消各界人士的思想顾虑，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不久，毛泽东又认为提意见的党内外人士猖狂向党进攻，于是部署各级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打击。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这些右派分子(假如是党员和干部的话，大多被开除党籍公职)被劳教劳改，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为生存挣扎，许多人悲惨死去。1978年，除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名右派外，其余全部改正(参见闫桂勋《反右派斗争五十五年祭》)。 四是批判电影《武训传》及胡风“反革命”集团。土改、“五反”和反右运动毕竟以政治斗争为主旨，颠覆旧道德仅仅是其副产品之一。而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及历史上的武训其人，顺便掀起批判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浪潮，则直接关系到对善举义行的道德评价问题。事情起因是1950年导演孙瑜摄制影片《武训传》拍摄完毕。该片讲述了山东人武训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故事，公映后引起轰动。就武训这个历史人物而言，他做善事，行义学，无疑是中国传统道德充分肯定的行为。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武训不讲暴力革命，“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评论》)。1951年6月，他在审阅杨耳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时，加了一段文字：“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连一度赞扬过武训精神的陶行知也成为批判对象。这次有组织的批判浪潮也宣示了新的道德评判标准：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同样一件事儿，过去认为是义举，是善行，在今天则是丑行，关键是看你站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这种新的道德评判思维早在1949年以前就普遍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使用了。1946年山西土改时，山西晋城马坪头村长工李海水认为地主不错，还为他娶媳妇，一番争论后，李“恍然大悟”：人家不是为他娶媳妇，而是要用个老妈子和做饭的!同时也拿这栓住他，让他死心受一辈子!(《一个诉苦大会———太岳通讯》，《人民日报》1946年6月5日)地主为长工娶媳妇这事在农村并不少见，邵燕祥在《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一文谈到他所在的皋兰县水川区白茨滩乡的高兆华也属这种情况。在引入阶级斗争观念前，无论是李海水，还是高兆华都对东家心存感激，如今恍然大悟，原来是地主“收买人心”的卑鄙阴谋!还有一件控诉资本家虐待劳动者的事例，说的是糕点铺老板怕新来的工人(包括学徒)在做点心时偷吃，就在他刚来的几天内，让他敞开吃新出炉的点心，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据说今后他再看到点心，从此心里恶心，不想再吃。在这个问题上，老板防止雇工偷吃点心的手段固然不光彩，但雇工在工作中偷吃点心有违中国传统美德，则无人顾及了。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主要在文艺界开展的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后转为政治运动，与道德问题无关。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依据是根据其好友舒芜提供的私人往来信件，断章取义编辑而成的言论集，《人民日报》发表言论集时还配上了长篇按语。舒芜本人没有受胡风牵连定罪入狱，逃过一劫。但他的积极表现是建立在出卖旧友，公布私人信件基础上的。对这种行为的鼓励沉重打击了追求信义的传统道德信仰。 无言的舆论提倡和榜样引领比媒体宣传更有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不同的社会群体饱尝了政策多变、出尔反尔、“引蛇出洞”及残酷暴力手段的苦头。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搞“阳谋”的行为令其诚信度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急剧下降。活生生的现实扭曲了是与非的传统认识，说真话、重然诺被视为“缺心眼”，“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为达到目的甚至可以公然撒谎则是为人世故、明哲保身的好办法。有了这些教训，成年人在家里无不悄悄嘱咐不谙世事的孩子慎言谨行，不要随便谈论政治或领导是非，要“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与老师们多年的教诲完全相反。至此，社会各界不得不认同受到充分肯定的检举、揭发、偷记别人言行以便在政治运动到来时揭发批判的行为(即“打小报告”)，并对这些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保持高度警惕。即使有一些“讲良心”的人不屑于干此卑鄙勾当，也不敢公开非议。1951年天津《新生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甚至想从政治上肯定告密行为的正确性。该文说：“在旧社会里，‘发人阴私’是被认为不道德的，大家都信守着‘自扫门前雪’的信条。”“在人民当政的今天，发坏人之阴私是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以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标准。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我们更好的明天，任何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把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违背祖国与人民利益的事情向人民政府告发。”(邓可红《略论“告密”》，天津《新生晚报》1951年3月27日;转引自老蛰《告密》，《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8期)普通百姓无从判断谁是好人坏人，只能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领导说要揭发检举谁，大家就去揭发检举谁。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为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被揭发检举的人都是无辜的。但通过这些现象却可以看出世道人心的变迁。 五是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土改、“五反”、反右运动乃至批判武训都主要是从思想改造的角度发动起来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树立新的道德准则;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则着眼于建设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实体，通过制度上的安排对道德风尚施加影响。毛泽东对“一大二公”的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偏爱，孰不知该所有制体制恰好是腐败的最大温床。换句话说，如果腐败之手伸向每一个个体，比如拥有工资和私房的工人，拥有私有企业和财产的资本家，私有土地、住房和财物的农民时，必然遭致对方或强或弱的抵制。而当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一夜之间化为公共财产之后，掌握它们的干部便不必再担忧以权谋私还有什么障碍。不仅各级干部，就连仓库保管员、公共食堂炊事员这些基层管理人员也都拥有了或大或小的权力腐败空间。“三年大旱，饿不死厨子”这条千古明训在新社会仍然管用，且与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权力相结合，发挥了更大的效能。利益决定立场。干部们以极大的热情力图让公有制占领每一个角落：在农村大搞公共食堂，搜走农民家所有的饭锅炊具，不许农民自家烟囱冒烟，点火做饭;对社员和生产队的生产生活资料无偿调拨，包括土地、农具、房屋、家具，等等。湖北一个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958年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私人的东西也不分你我，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河南新乡兴宁人民公社干脆建立兵营，4000户2万人，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15个营50个连，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礼拜六回原家度周末(参见孙业礼《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大刮“共产风”之时，干部接管了原属农民个人的土地财物乃至人身的全面控制权，且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权力的高度集中加速了道德滑坡现象的蔓延。在只有“一碗白菜汤”家当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干部们很少能抵御住物质的诱惑，生理愿望逐渐战胜道德操守，讲究吃喝享受成为一时风气。目前所见到的回忆资料中，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三年困难断粮时期尤多。如1960年山西平遥双口大队在太原搞副业，十队队长柳起元用大队的车拉了500斤高粱，以每斤3元的高价卖掉，社员却都没有吃的(马维强《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在学者张乐天所做的底层调查的一个事例中，1960年饿死人特别严重的时候，干部还可以开小灶。有的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了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上去捡(郑诗亮、丁雄飞《张乐天：几十年来中国民众是怎么过日子的》，《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5日)。乡村中农民和基层干部群体之间因干部道德败坏而出现深刻裂痕。 即使在公有制的国营企业里，大跃进也严重损害了工人群体的道德良心。与在粮食统购统销被挖得很惨的农民相比，工人每月有工资可领，有粮食可供，无饿死之虞，无异于生活在“九天之上”(梁漱溟语)。但大跃进运动使他们对工作从热情参与变为弄虚作假，劳动态度愈加消极。据对广州一家国营重要企业的研究说明：1959年广东省为了达到工业大跃进的指标，省长陈郁亲自到厂，下达生产大炼钢铁用3吨自由锻锤的任务。该厂没有相应设备，不具备生产条件，但工人又不能提不同意见，于是把一个个铁块扔到模具里，浇铸出内部空心的铸件，完全是浪费(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的政策与对策》，《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在上级“蛮干”、“瞎指挥”行为的高压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主人翁精神严重扭曲。（未完待续）

0%(0)

0%(0)

	标  题 (必选项): 内  容 (选填项):

	实用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