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戊戌政變的新解是，榮祿告密在先，袁世凱向榮祿匯報在後，袁的作用不是致命的。

有關21條，並非一個簡單的賣國問題，過程很複雜。這裡有一個文章，說的很清楚。

喪權辱國還是委屈求全：袁世凱和“二十一條”

傳統的觀點認為：“二十一條”的簽訂是袁世凱為了實現自己的皇帝夢而以國家利益為代價爭取日本支持的結果；條約使我國喪失了大量權益，同時也為袁世凱的倒台埋下了伏筆。我認為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對中日綜合國力的差距的認識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袁世凱在雙方交涉過程中，採用多種手段與日周旋，盡力減少損失，挽回利權，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並沒有通過“二十一條”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袁世凱對於“二十一條”的交涉，應是一次不得已而為之的外交妥協。


一、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原因


1、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


袁世凱在簽訂“二十一條”第二天的大總統申令中曾表示：對“二十一條”所造成的損失“創巨痛深，引為慚憾，己則不競，何尤於人。我之積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鮮，有以致之”。袁世凱的這種論調並非全是開脫罪責的虛妄之辭，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所面對的惡劣的國際環境，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巨大壓力。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脫亞入歐”，國家實力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同時大肆擴軍備戰，將侵略矛頭指向朝鮮與中國。甲午戰爭的結果已經證明，日本在軍事經濟等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中國，成為中國在亞洲最大的威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日本創造了絕佳的國際環境，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列強對華權益爭奪的格局。1914年8月，日本元老井上馨向大隈內閣提出的意見書指出，大戰“對日本國運發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保”，主張趁此機會“確立日本對東洋之利權”。日本國內侵華叫囂十分狂熱。


相對於蓄勢待發的日本，此時的中國動亂頻仍。在1914年春天的幾個月裡，“沒有一省能免於匪患、未遂的叛亂、游兵散勇的騷擾和地方性的暴動。湖北、河南兩省由於白狼匪幫的活動，情況最為嚴重”。國內革命黨人的活動更是袁世凱的心腹大患。政府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大量舉借外債，更增加了對列強的依附性。武人獨裁，地方割據，政局動盪，國力貧弱，使北洋政府的外交處於極端不利的境況。


基於對中日雙方實力對比的思考，使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談判決裂可能引發的後果——中日戰爭——心存畏懼。他曾經派人去了解日本憲法中關於開戰的規定，他說：“我現在所欲知者，乃外交真正決裂後，大隈（大隈重信）應取何態度，他能否奏請天皇即日派兵來中國。依日本憲法，天皇必須依他所請出兵呢？還是可以駁回不出兵呢？”在對雙方實力進行權衡後，袁世凱最終選擇了妥協與周旋，委曲求全。


2、對自身地位的擔心


“他長於應付各種人物，但是從未想把才能應用在治理國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這一方面。……他的統治越來越趨向恢復帝制，保持舊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不可否認，袁世凱在本質上終究是專制體制下的舊官僚。他有強烈的權力欲望，野心勃勃，權謀狡詐。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前夕，袁世凱已經成集權一身的終身大總統，對自身地位的維護成為他決策的重心。而當時的國內環境並不安定，革命黨人的活動給其統治造成了嚴重的衝擊。袁世凱的目標主要放在鎮壓革命黨人的活動，維護自己的統治權上，日本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對他進行各種威脅利誘。


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曾經這樣的暗示：中國革命黨人“與許多在野的日本人關係非常密切，他們有辦法、有影響；……日本人無法制止這種人在中國興風作浪，除非中國政府確實能提出某種友好的證明”。日置益建議日本外務省在“二十一條”談判期間提出的威壓條件之一便是“煽動革命黨和宗社黨，顯示顛覆袁世凱政府的氣勢，以威脅之”。脅迫之外，復有引誘。一則是“保證袁世凱大總統及其政府的安全，嚴格取締在日本及其保護下的革命黨員、宗社黨員、留學生及不法日本商民與浪人”。以上威脅利誘，對於一直因以日本為根據地的革命黨人的活動而面臨嚴重政治危機的袁世凱來說，是很有感染力的。他在致百僚的密諭中說：“日人利用我國亂黨，各處滋擾……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拒絕日本就會有失去統治權的危險，相反通過與日本的交涉則可以取得日本支持，徹底根除革命黨勢力，維護其統治。日本的另一利誘手段是聲稱支持袁世凱稱帝。日置益公使曾經提示曹汝霖：“救國以萬世一係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敝國必贊成之。”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無有力之外援


袁世凱認識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侵略要求，勢必損害歐美列強在遠東的利益。所以他希望通過列強的干涉，迫使日本讓步。但是歐美各國從自身利益和力量出發，對日本的侵華沒有拿出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甚至採取綏靖的態度。


袁世凱對英國的外交干預抱很大幻想，但英國關注的僅限於英國在華利益是否受到影響，對於日本在南滿之權益，則持同情態度。在1914年8月3日，英國決定參加對德作戰的第二天，曾通過駐日大使格林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如果戰鬥波及遠東、香港及威海衛遭到襲擊，英國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將予以援助。”由於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持，最終對日本的在華擴張採取了綏靖政策，甚至勸告中國政府不宜做武力之爭。英國公使朱爾典在日本最後通牒規定的最後時限前匆匆趕到中國外交部，勸告外交總長陸征祥：“日本因各國忙於歐戰，不逞東顧，提出最後通牒，意在挑釁，並非恫嚇……目前只能暫時忍辱，只要力圖自強，埋頭苦幹，十年之後，即可與日本一較高下。”英國公使的這番談話徹底破滅了袁世凱的英援幻想。


英國之外，袁世凱對美國也抱以厚望。早已察覺日本野心的袁世凱在1914年10月就曾向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求援，“請求芮恩施要求威爾遜總統同英國政府會商，進行斡旋，以便說服日本按照原來給中國政府的保證，把它在山東的軍事行動限於攻占青島所需要的行動”。但是，為避免引起日本的惡感，美國的態度是謹慎的。1915年2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給芮恩施的信中寫到：“直接對中國進行任何勸告，或者代表它直接干涉目前的談判，實際上都將對它害多利少，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會引起日本的妒忌和敵意，而日本的這種妒忌和敵意會首先對中國發泄。”2月20日，日本隱匿的第五項條件已被各國普遍獲知，美國向日本指出：“第五號要求歧視第三國並威脅中國的獨立與主權，對此極為關注”3月16日，美國國務卿布賴恩向日本送來長篇備忘錄，抗議第五號有關警察、武器及福建省的要求，違背尊重中國主權和工商業上機會均等原則。但另一方面由於滿蒙和山東問題並不直接與美國利益相牴觸，所以布賴恩說，“對此暫不置可否”。美國希望用軟硬兩手使日本讓步。但這並沒有改變日本的高壓姿態。美國對此束手無策，只在5月6日日本已經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之後，指示駐華公使芮恩施向中日兩國提出“相互忍耐和寬容”的勸告。對此，連芮恩施本人也說：“我認為，這個勸告等於在人家已經把門砰的一聲關起來之後，我們才通過門上的鑰匙孔悄悄的說上幾句規勸的話。”這樣，袁世凱的美援幻想破滅了。


二、袁世凱在談判過程中的努力


作為一國總統，對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條款，袁世凱是很激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見其軍事顧問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時說：“日本國應以中國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還，緣何動輒視中國如狗彘或奴隸？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樣要求條件，我國固原儘可能予以讓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無辦法。”在外交部送交的“二十一條”卷宗的封皮上，他批示：“各條多有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開議。”各條之下均附有其表示駁詰的批文。可見，袁世凱


最初對於“二十一條”的抵制表現得相當堅決。但是，袁世凱畢竟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他不僅深知中國的貧弱，也洞悉日本的擴張政策，更害怕激怒了日本威脅到自身的統治地位，故不惜委曲求全，忍辱與日本談判，希望在不激怒日本的前提下，儘可能地將損失減少到最小。他所做的積極努力有以下幾點。


1、談判中據理力爭


在談判之初，中國外交總長陸征祥就提出，“將來對於各條款討論之時，中國政府擬每條提出一修正案”。且討論一條，提出一條。在實際談判中，中方確實逐條提出修正案，步步為營。所以，“頭幾次會議時間很長，除了程序問題外，沒有什麼進展”但是事理上的優勢不能彌補實力上的差距，日本公使日置益步步進逼，反覆勒索，甚至以直接出兵相威脅，“三月八日，日置益討晤曹汝霖，謂若於數日之內無滿意之承認，恐生不測之事。中國因決定，旅大南滿安奉問題完全照日案同意，其他各條亦擬相當讓步”。如此反覆，“溯自二月二日開議至四月十七日，前後會議共二十四次……綜計在二十四款要求中，中國已表示同意者凡十五款，其中有大體承認者，亦有照原文允定者，並有六款早經雙方簽字”。

但中國在某些方面，則態度堅決，不肯讓步。如5月1日，中國提出最後修正案，並且聲明為最後的決定。“該案雖承認日人在南滿之居住營業及土地租界權，但不允永租，並要求日人服從中國警章，與華人納同樣之各種稅課，且關於土地之爭訟，無論中國人與日本人，或日人與日人，均歸中國官吏審判；於東部內蒙，則拒絕我合辦農業及經營附隨工業之提案，且不但要求膠州灣之無條件歸還，及參加日德講和會議，更要求日本政府負擔中國因日德戰役所生損失之全部，並即時撤廢日本因戰事之軍事設施，先行撤退占領地之守備兵；而對於第五項之各條，則全行拒絕”。到5月1日，雙方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談判，但中國的最後修正案仍然堅持對日本所提出的諸多條款的修改和拒絕，使日本很難通過談判手段迫使中方做出讓步，以至於最後惱羞成怒，於5月7日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對其4月26日的修正案全盤接受。最後通牒的方式是對中國的極大侮辱，但是也證明了中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的積極努力及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最後通牒的形式違背了國際公理，使世界人民認識到了日本外交的蠻橫無理，也使日本在國際上愈加孤立。


2、拖延談判時間


袁世凱雖然被迫同意與日本就“二十一條”展開談判，但是並沒有放棄通過歐美列強外交干涉而迫使日本收回條款或做出讓步的想法。所以，談判過程中，袁世凱指示中國外交總長陸徵祥要儘量的拖延談判時間，以尋求轉機。


陸徵祥遵從袁世凱的指示，與日置益展開周旋。在談判時間上，日本公使日置益要求天天談，全天談，以儘快結束，免得引起國際干預。陸征祥以事務繁忙、身體不好為由，堅持把日本的天天談變為每周會議三次，每次下午二時至五時。並在每次會議的開場白後，既命上茶獻煙，侍從們穩步慢走，又是點煙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獻完畢，三個小時的談判時間已變成了二小時了。在談判中，陸征祥容顏和氣，時常發些模稜兩可的長篇議論，使日本代表既抓不到把柄，又不便發作。這樣，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自２月２日正式開始談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止，歷時84天。政治會議25次，會外折衝不下20餘次。


從談判時間之長，我們可以看出交涉的艱辛和難度。


3、泄露條約內容，尋求國際援助


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曾要求中國嚴格保密，但是為了能取得外國援助，袁世凱還是決定把“二十一條”的內容泄露給駐華英、美、俄公使。陸征祥剛上任外交總長就走訪沙俄駐華公使，將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消息泄露給俄國。1月30日中國外交部密電駐英公使施肇基，讓他“以個人名義，作為緊要風聞，向英國外交部密探”。中國駐美大使顧維均“每天在外交部開完會後，如不是當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和英國公使朱爾典”。這樣，就使各國對日本後來向各國所提供的“二十一條”刪減本提出質疑，使日本不得不承認“二十一條”第五號條款的存在，使他在和華盛頓、倫敦的關係上感到很難堪，在外交上也比較被動。只好採用最後通牒的方式對中國施加壓力，以求從速結束談判。


4、刺探日方情形，制定讓步底線


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袁世凱在談判過程中，多次派人了解日本各方面對“二十一條”的態度，以便知道他們可能在那些方面做出讓步，確定中國能夠在哪些方面予以拒絕，在那些方面需要做出適度的讓步。


袁世凱派他的日本顧問有賀長雄為特使，前去東京和與日本政府，特別是對日本外務省有影響的元老聯絡，因為日本的各項政策都先在天皇主持的元老院決定。他希望從元老們的私人意見中得知在迫使中國接受第五項條件上，日本要走多遠。後又派政事堂參議金邦平去日本活動，再次走訪松方正義（日本元老），進行幕後交易。“幻想利用日本元老派與大隈重信內閣在侵華手法上的某些意見分歧，妄圖在外交談判中討價還價”。袁世凱還利用間諜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館的內部情況和日本商民的動靜，從而了解如何在不激怒日本的前提下，把對中國權益的損失降到最小。
三、“二十一條”的簽訂及影響


在“二十一條”交涉之初，日置益就曾指出：“（‘二十一條’交涉）成功與否，不僅關係我在對華政策上國運之隆替與國力之盛衰，亦關係帝國在全世界之威信與名譽。萬一談判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勢必影響外交前途與對內關係，甚至因此而不斷造成政局之不穩，或給國家帶來極大損失。”中日有關“二十一條”交涉的最終結果是簽訂了“民四條約”，比較“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就會發現，中國並非將“二十一條”全部接受，“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存在很大的差異。日本所提出的有關東部內蒙古的條款在最後決案中基本刪除，有關山東和南滿的很多條款也作了相應的變動。二十一條交涉，日本並沒有達到其預期的目的。結果如日置益所料，日本國內掀起一片責難之聲，繼政友會提出大衛內閣彈劾宣言後，眾議院亦將內閣不信任案列入議程。


日本的“二十一條”交涉，由於其條款的侵略性和中方的故意泄密，在國際上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其中，反應最強烈的莫過於美國。美國人大多指責“二十一條”要求將“一舉使日本立於統治中華民國之地位”。5月中旬，“民四條約”簽訂後，美國向北洋政府連致兩篇電文。其一稱：“凡關於損害美國之條約權利，與中華民國之政治權利或領土權，並關於在華之國際政策（即世人所認為門戶開放主義）等結約允許，無論已成未成，美國政府決不承認。”另一電提出：“現在（日中）交涉之條約，（即‘二十一條’），其中任何條款經中國政府承認而對在華外國人之地位有變動者，在最惠國待遇之下，美國政府亦將享有其利益”。美日的利益之爭使兩國在遠東的對立益趨尖銳，日本在國際上的外交前途因而受到深刻影響。


在具體落實過程中，“民四條約”遭到了中國政府一定程度的抵制。袁世凱在日本的最後通牒的脅迫下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的最後修正案後，將抵制“二十一條”的希望由公開的外交交涉轉到了幕後的消極的行政破壞。


允許南滿、東蒙地區中日雜居，以及所謂的雜居地的商租權問題，聘用日本顧問等是“二十一條”的重要內容。袁世凱則加強了對中方的土地買賣、出租的政府限制和對日本顧問的排擠。他曾經對國務院參議兼大總統秘書曾叔度說過：“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買不到手。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即遇危險。至於警察、顧問用日本人，用雖用他，月間給他幾個錢便了，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壞條約，用法律手段破壞不了。又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之法”。曾叔度又記日本友人言：我等被囚禁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另據梁士怡記載：“條約成立之後，關於南滿、東蒙農工商業各點，因張作霖於事實上不同意，始終極少施行。”雖然袁世凱的消極抵制並不會真正使“二十一條”形同廢紙，但在抵制日本對華侵略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無論袁世凱怎樣解釋，都難逃與簽訂“二十一條”的賣國罪行的干係。“二十一條”激起了中國人民對袁世凱及其政府的強烈不滿，動搖了袁世凱的統治，種下了滅亡的禍根。在中日談判過程中，中方故意泄密，國內外報紙爭相報道，日本提出的原稿廣為人知，其囂張的氣焰和明顯的侵略意圖，極大的激怒了中國人民，國人反對“二十一條”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這種反對並不是在分析國內外形勢之後做出的理性思考，而是出於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這種強烈的民族情緒又被日本的只許回答諾與否的最後通牒的強硬方式進一步激化。情緒化的愛國熱情是狂熱的，人們不能理智的關注“二十一條”交涉的過程，認為中日簽約就意味着對日本“二十一條”提案的承認，看不到袁世凱政府的外交努力。尤其是過了不久，袁世凱復辟帝制公開化，余怒未消的國人，很自然的認為簽訂“二十一條”是袁世凱為了當皇帝，尋求日本支持的賣國行為。歷史本來就是各種合力作用的結果。本已遭人唾罵的袁世凱，更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隨着帝制活動的失敗，最終走向了滅亡。

“二十一條”並不理想的交涉結果，使日本對袁的態度發生大的逆轉，由扶植轉向破壞。日本的這種出爾反爾的態度，加速了袁世凱政權的崩潰。日本支持袁世凱稱帝的許諾使袁世凱對列強的態度深信不疑。他曾自信地說：“此事（恢復帝制）在外交一面，我已辦妥”。但是日本對“二十一條”交涉的結果不滿，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10月14日上任後，日本政府的態度漸轉強硬，聯合英俄對中國帝制問題提出警告。“甚望中華民國大總統聽此忠告，顧念大局，而行此延緩改變國體之良機，以防不幸禍亂之發作，而鞏固遠東之和平”。此後，日本曾多次聯合英法俄意等國干涉中國帝制問題，甚至不惜以出兵相威脅。日本的這種反對態度對袁世凱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陷於四面楚歌中的袁世凱終於鬱鬱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