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洪門史研究的新體系
讀《清代洪門史》
蔡克驕



洪門史的研究,是一項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課題,百餘年來,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和探索。但就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而言,並不盡如人意。清代的洪門,作為秘密結社,由其本身的性質,其所留下的資料真偽混雜。因此這個課題留下的疑難問題很多,尤其是一些重大問題,如它的起源、性質和作用等,使得今天在研究了解時,常常會感到撲朔迷離,難以解釋。

胡珠生先生的《清代洪門史》（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出版）,對洪門發展的歷史,對洪門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對洪門史資料的評價,對洪門內部各派系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作用,都作出了細緻的分析。對一些學術界有爭議的事件和人物,根據第一手材料作出了新的評述,對記載歧異,或隱諱,或失實的史料進行考訂排比,作了去偽存真的工作,書中頗有創新之處,是迄今為止同類著作中最為全面系統的學術力著。

有關洪門的起源歷來說法不一,最早出自洪門內部流傳下來的一些抄本、傳說。三四十年代,會黨中人也相繼出版了一批會書和會史,如劉師亮的《漢留史》、陳培德的《海底》、李子峰的《海底》、劉聯珂的《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張�吹摹督鸩粨Q》、朱琳的《洪門志》和戴洪光的《洪門史》等。由於其所用的材料在代代相傳、輾轉抄錄過程中,顛倒錯亂之處在所難免,多半失真,其中還附會了不少離奇的神話。後雖經史學界多年的考證,仍沒有統一的說法,有人認為是康熙甲寅年（１６７４年）創立的,其主要根據為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反清復明根苗第一》的記載。有人認為應是雍正甲寅年（１７３４年）創立的,主要根據是依據英國倫敦博物館所藏的《西魯敘事》和《西魯序》（見蕭一山《天地會起源考》）。有人認為是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由漳浦縣洪二和尚,即萬提喜首創（見蔡少卿《關於天地會的起源問題》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６４年第１期）,其主要根據是北京故宮有關天地會的檔案資料。台灣有學者認為,天地會是繼承了以往民間秘密結社的傳統,是由各異姓結拜組織及地方性械鬥集團發展而來的,其初興時不必一定立有會名,起源實早於康熙初年（莊吉發《清代天地會起源考》）。而在胡著《清代洪門史》出版之前,學術界傾向於乾隆二十六年說,認為該說史料根據比較充分。

胡著考證洪門創立,以其獨特的眼光,從洪門會書入手。會書是洪門內部文獻的總稱,或稱會簿、秘書和文書,內部隱語為“衫子”、“海底”或“金不換”。它包括圖象、根由、誓章、規條、聯對、詩歌、手語、腰憑、暗號及茶酒杯碗格局等多方面內容。是洪門成立後用以發展組織、聯繫內部人員的基本依據,也是區別非洪門會黨的標誌。現存的洪門會書出於不同的歷史時期,它都是與洪門在特定時期的狀況相聯繫的。繁複的內容、駁雜的體系、隱晦的文字,令人眼花繚亂,如讀天書,但它第一字句又都有確定的含義。其敘述洪門創始人均用化名,更為後人解讀帶來困難。胡氏試圖通過各種會書的內在聯繫,參以檔案材料,證以歷史事實,對會書的形成、傳播、發展、流變作了開拓性的研究,填補了洪門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胡著對洪門會書所作的創造性研究,是根據各種會書的因襲和變異規律,對現有會書的“輩份”進行排比,提出判別會書原始程度的五項標準:一是直接或間接的年代記載;二是足以自明的原始內核;三是內容結構的嚴整性;四是各本比較中所處的位置;五是是否使用起源地區的語言和地名。通過縱向和橫向多角度的對比,考證出現存最原始的會書是《姚大羔會簿》。

胡珠生先生以會書作為認識洪門歷史的鑰匙來揭開洪門創立的謎底,指出康熙甲寅年創立是洪門內部比較一致的說法,並佐以“甲申始,必以甲寅變”的“星命學”與吳三桂有關的“西魯根苗”、“浙閩總督禁止結盟”的時間以及對“天地會根由”:“三姓結萬李桃紅,九龍生天李朱洪”和《水先成》詩的解讀,坐實了天地會產生的確定時間、確定地點和確定創始人。在其一環扣一環的考證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各派眾說紛紜、次序紊亂的前中後五祖問題上,胡著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認為“五祖”應是原始會書姚本中所記的吳天成、洪大歲、李色地、桃必達和林永招。如果我們將其這一研究成果和《天地會錦囊傳》（洪順堂編,台灣古亭書屋版）中的圖像作一對照,便可知這一問題已不辯自明。《錦囊傳》圖１４—１８蔡德忠、方太洪、馬興超、胡德帝、李式開,這通常被認為是前五祖的,在圖中作站立、手持短兵器狀;而圖１９—２３吳天成、洪太歲、桃必達、李式大、林永超則是盤腿穩坐,手持拂塵。兩者在洪門中的地位孰高孰低,孰先孰後已是很明顯的了。

儘管對五祖的解讀,還帶有一些破謎的性質,是否定論還可商討。但胡著一出,洪門創始於清初說再一次被肯定,而乾隆二十六年說相對黯然失色。這還要歸功於胡氏對乾隆初以馬朝柱為首的洪門活動的研究。乾隆十二年四月,自幼出家,以後還俗,原籍湖北蘄州,移居江南霍山的馬朝柱和結盟兄弟霍山護國庵僧正修策劃反清起義,其所用的輿論宣傳、組織形式都是典型的天地會形式。胡書指出:一、反清起義的主要表現:１、擁戴明裔幼主朱洪錦,號召反清興明;２、詔書以“天運”紀年;３、髮辮外圈蓄髮為記;都是天地會特有的。二、盟誓入會方式:１、歃血吞符,結盟上名;２、出銀入伙;３、有盟神表文和敘文;４、“每次拜盟,拿出雙刀擺上”;５、“露了機關,用桃符釘死”;也都是天地會特有的。三、使用的特殊詞彙,如“萬山”、“三關”、“日月”、“公主”、“軍令”、“丹鳳朝陽”和“興復明朝”等,均見於原始會書。乾隆十七年四月馬朝柱的起義遭清軍鎮壓,僧正修等“從逆黨羽”均被捕獲,惟馬朝柱逃脫,始終未獲。後有嘉慶十九年江西崇義縣以鐘體剛為首的天地會結拜時,均設立祖師馬朝柱牌位。

馬朝柱案是對天地會創於林爽文起義前不久說的一個有力的否定。因為堅持乾隆二十六年說者認為:“如果說天地會果真是康熙十三年創立的話,那麼從其創立到林爽文起義,相距一百多年的時間,而中間沒有活動,這是很難想象的。反之,如果林爽文起義之前天地會已有活動,那麼天地會的名目長期不被清朝統治者發覺,似乎也不大可能。”（《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第４９頁）天地會名稱是否林爽文起義首次使用,這還有待研究,但作為洪門組織,在此之間便已存在,並多次開展反清活動則已無庸置疑。

胡著提到吳三桂餘黨對洪門創始的影響,是發前人所未發。洪門內部傳說中有“西魯根苗”,它的內容近乎神話。說的是康熙十一年,西魯和清兵發生戰爭,清兵屢被西魯打敗,清廷懸榜招賢,廣求將才,少林寺和尚揭榜應募的故事。對這一問題,人們習慣於以少林寺為主線,從閩浙抗清力量出發,着眼於萬祿、萬義等人叛清以至響應吳三桂起事的過程。胡先生認為這並不全面,西魯根苗應還有另一更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反映吳三桂祖孫反清復明的歷史。吳三桂迎清兵入關,擊敗李自成,有大功於清,而康熙削藩逼反,終於在甲寅年大舉反清。這一史實遠較少林寺主線重大得多。之所以暖昧不明,在於吳三桂絞殺永曆帝,其生平為亡明遺老所不齒,故有所隱諱。於是“西虜”李自成也轉為“西虜番”。胡珠生先生根據洪門會書中有關記載,指出:洪門號布上有“參太洪化”,而“洪化”即為吳世璠的年號;洪門詩句有“松柏林中是我家”,而吳三桂安福園王府之左,“松柏高三丈許者移種皆活,歷三年園成,與吳復庵等彈琴賦詩,徜徉其間”。乾隆十七年馬朝柱天地會起義提及“吳三桂子孫吳承雲”,起義後所發紙牌提及“甲申年”、“甲寅年”、“大明山”、“石城府”,並兩提“吳明王”。洪門內部長期流傳的《江湖原由》提到:“李自成逼明主命喪幽冥,吳三桂、洪承疇心懷不忍,龍開文、左文明共起義兵;遵香規,立山堂,由此而盛”等,都足以表明吳三桂在洪門內部是有影響的。

胡著在洪門史研究中的又一突破,是哥老會的起源以及和天地會之間的內在聯繫問題。哥老會名出很晚,在清代官方文書上最早出現是同治四年。在雍乾之際川陝一帶有嘓嚕活動。最初人們以為“哥老”原名“角腦”,即“龍頭”。後轉為嘓嚕、哥老。胡珠生先生原也贊成哥老會即嘓嚕之說。著文《哥老會起源初探》（《新史學通訊》１９５２年第１２期）認為二者同發生於四川;二者發音異常相似; 嘓嚕有“紅線”、“黑線”,哥老也分“紅幫”、“黑幫”。“哥老會”名稱出於同治之後,此前稱“嘓嚕”。此說自五十年代初發表以來,海內外學者研究哥老會問題,大都和嘓嚕聯繫在一起。隨着對資料的不斷積累,認識的深化,胡先生在新著《清代洪門史》中毅然對舊說作重大修正。他說從嘓嚕奉崇張獻忠為先輩祖師來看,其和哥老會的宗旨格格不入;再者從嘓嚕和哥老會在清末並存的事實來看,兩者也是不同的組織, 嘓嚕的活動並未因哥老會的盛行而消失。因此,雍乾間活躍於川陝地區的嘓嚕不能和哥老會相等同。他在《清代洪門史》第六章《哥老會的形成過程》中認為哥老會是洪門系統,其直接前身是“邊錢會”,它是天地會發展到四川雲貴以後,以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廣西的添弟會、湖南帶有青蓮教色彩的添弟會,都曾對以貴州為中心的哥老會的出現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這些獨到的見解,令人信服。作出這樣的修正,除需掌握歷史事實根據外,還需要有面對真理的理論勇氣。

從中可看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尊重科學的精神。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尊重科學的精神,還表現在作者在對已有的洪門史研究成果所持的客觀態度。胡著在天地會創立時間問題上是持康熙說的,與持乾隆說者在學術上是對立的。但是胡先生在書中如實地分析了持乾隆說的諸先生的學術業績,推崇他們“在洪門史研究中作出重大貢獻”。肯定他們首先利用歷史檔案,“把洪門史研究轉到以檔案史實為基礎的軌道上,使得會黨內部湊合附會之作黯然失色,從而洪門史研究才能擺脫主觀猜測,真正成為科學”。同時又針鋒相對地指出該派學者在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擺事實,講道理,旗幟鮮明地展開學術爭鳴。

此外,在辨別傳會統系,重視地域特色,有秩序地闡述洪門在各省的發展,也是該書區別於他著的成功之處;在剖析洪門本身特點,闡明其組織形式、階級基礎以及歷史作用和局限性方面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洪門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必須從會書入手,這是正確的方法。但如何正確地認識會書,解讀會書,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清代洪門史》在這一領域作了初步嘗試,它必將推動洪門史的研究更深入的發展。





（資料來源：《浙江學刊》１９９９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