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情況就完全清楚了。中方文本產生的過程應該是這樣：23日收到蘇方送來的文本後，周恩來參照中譯本重新起草了條約文本，24日夜中方將這個文本交給蘇方。所以才會出現周恩來起草的文本與俄國檔案中1月16日的俄文本大體相同，而與1月24日收到的中文本（俄譯稿）完全相同的情況。至於對俄文本第七條的刪除，則與中方決定對蘇聯分別起草的旅順、大連及中長路協定和議定書全部推倒重來有關。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1月25日電和周恩來在2月8日電中所說“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我們起草的”，情況雖然屬實，但電報只告訴了事情的後半部分，而沒有提及或有意迴避了蘇聯已經交來最初文本的內情。

　　關於中蘇條約還有一個重要文件，即《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補充協定》。關於這個曾引起研究者關注和爭論的歷史文件，因為當時中蘇商定不對外公開，故始終未曾面世，直到蘇聯解體後才披露出來。不過人們看到的只有俄國檔案中的文本，而且是維辛斯基給斯大林報告的附件。[24]這次《周文稿》借刊登2月14日致胡喬木電，在注釋中第一次全文發表了這個《補充協定》。[25]

　　關於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

　　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關於中共對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和具體安排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歷了1949年10月解放軍登陸金門作戰失利、1950年2月14日中蘇同盟條約簽訂、1950年5月14日得知金日成將要發動解放南方的戰役後，這些設想和安排發生了什麼變化，對於理解、評估中蘇同盟和朝鮮戰爭都有着密切的關係。然而，在以往的檔案文獻——無論是中國的還是俄國的——中，對這個問題沒有提供一個比較清楚的、連貫的說明。新出版的《周文稿》刊登了一些重要文獻，把這些文獻與研究者已經掌握的中俄史料結合起來，就可以對1949年下半年至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共關於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描述出一個大體的輪廓。

　　1949年8月2日，中央軍委在給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的電報中稱，關於進攻台灣的戰役，如有國民黨海陸空三軍大量可靠的內應，便可早日進行，“否則必須推遲到我們空海兩軍（特別是空軍）條件充分具備之時，故具體時間問題目前不能確定”。[26]8 月18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從莫斯科致電中央軍委，提出“為準備攻打台灣，傘兵登陸對從海上登陸作戰可能發生大的作用”，並建議準備組織傘兵和向蘇聯求援。周恩來第二天回電錶示同意，並要求王稼祥和劉亞樓與蘇方具體協商。[27]8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剛剛組建的華東軍區海軍將領張愛萍等人時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也一定可以解放台灣。[28]可以看出，此時中共領導人已經開始考慮並有決心解放台灣，但具體計劃尚未規劃。

　　1949年10月，三野駐福建部隊在未經認真準備的情況下，輕率地發動了金門登陸戰役，結果徹底失敗。[29]此後不久，周恩來在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提到，“在那次不大的登陸戰中，我們喪失了三個半團（7000士兵）”，考慮到這個“慘痛教訓”，中共決定1950年3月開始海南島登陸作戰（那裡有大量游擊隊活動），而解放台灣的計劃是，經過認真周密的準備後，於1950年春季發動海空聯合打擊，夏季進行登陸作戰。[30]12月5日，周恩來又向羅申通報說，解放西藏和海南島不費力氣，這完全取決於解放軍部隊的推進速度，但台灣戰役將會是比較艱巨的。[31]這就是說，金門戰役失利後，中共計劃在1950年春夏發動台灣戰役。這樣考慮的條件之一是希望蘇聯提供海空軍援助。

　　然而，毛澤東的請求在莫斯科遭到拒絕。在12月16日與毛澤東的談話中，斯大林答應為中國培養海軍。毛則提出，由於“沒有海軍和空軍，使人民解放軍難以攻占台灣。鑑於這一點，我們的一些將領主張請求蘇聯援助，希望蘇聯派遣志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以便儘快解放台灣”。斯大林回答說：蘇聯“不會拒絕給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周密考慮。這裡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人提供干預的藉口。至於參謀人員和教官，我們隨時都可以提供。其他問題我們要仔細考慮”。斯大林還建議在台灣戰役中可以利用空降部隊。[32]談話表明，蘇聯不能提供直接的海空軍援助，但答應提供裝備和訓練，以便儘快建立中國自己的海軍和空軍。1950年初，在杜魯門和艾奇遜關於美國將不對台灣提供軍援和保護的公開聲明發表後，關於解放軍將很快進攻台灣的傳言在台灣、香港和韓國不脛而走。人們普遍的猜測是共產黨可能在3月份，至遲也不會超過當年夏天，就將對台灣發動進攻。[33]美國的態度對於中共擬議中的台灣戰役何時發動是否有影響，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與美國的公開表態和社會傳聞相比，對中共進攻台灣計劃影響更大、更直接的是莫斯科的態度，特別是蘇聯對於中國的軍事援助力度。

　　1月11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說：“根據粟裕報告，如果沒有空軍的協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軍協助，要進行渡海的兩棲作戰，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島及金門的報告也證明此點；參謀部近日正在研究這些問題，研究完畢後，即將材料帶來莫斯科。大概這些作戰都不能性急，都還要有相當長時間的準備”。[34]第二天，毛澤東便向蘇聯通報說，幾天后劉亞樓將攜帶有關進攻台灣的計劃來莫斯科，並要求斯大林批准在華在4位蘇聯軍事顧問與劉同行。[35]後來，中蘇領導人是否討論過台灣戰役的計劃，討論的結果如何，目前都沒有任何史料——這裡的歷史鏈條又是斷裂的。至此，對於中共來說，台灣戰役的發動時間就主要依據蘇聯提供海空軍裝備和培訓中國海空軍的速度而定了。

　　3月2日，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的一封電報稱：關於海軍和空軍在蘇聯的裝備定貨，均分兩年交付，空軍新增加的兩隊轟炸機和一隊驅逐機的定貨則推遲至1951年1月交貨。[36]3月22日周恩來致電布爾加寧，感謝蘇聯政府準備按照軍事定貨單向中國提供空軍和海軍所需的顧問人員及器材。周告知，中方打算在1950年內購入絕大部分的海軍和空軍器材，“因為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達中國，才能使台灣戰役的準備來得及”。周還談到，中方決定將各航校預定於4月畢業的84名飛行員“立即編成航空部隊，並準備參加定海作戰”，故要求蘇方將此前定購的60架驅逐機和24架轟炸機及全部彈藥提前交付，於5月1日前運至滿州里。[37]所謂“定海作戰”，指的是解放舟山群島的戰役。這兩個文件表明，此時中共已決定將台灣戰役分為兩步走，先解決沿海島嶼問題，而把攻占台灣推遲到1951年。

　　周恩來在4月13日給布爾加寧的兩封電報中，把事情講得更清楚了。周恩來再次強調所有軍事訂貨務必保證按時交付，所請軍事顧問亦請同時派來。為了說明事情緊急，周恩來明確告訴蘇聯政府，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預定在1950年發動兩次戰役，即6月奪取舟山群島，8月奪取金門島。除上電所說84架飛機可推遲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飛機，1951年2月再交付190 架飛機。周恩來還通報說，為了參加對台灣作戰，中國決定在1951年春夏組建魚雷快艇隊、掃雷艇隊、護航艦隊、水魚雷航空團和三個海岸炮團。周一再強調，“上面所列舉的這些東西，為進行登陸作戰所十分需要”；由於中國的海軍力量薄弱，推遲了解放沿海諸島的戰役；“台灣占役要求我們需有強大和很好的海軍艦隊，方能有把握渡過海峽，保證數十萬軍隊的登陸和保障海上運輸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定貨“在我們所要求的時間內取得之”。[38]4月14日周恩來電稱，空軍訂貨還要增加。至此，中國要求蘇聯提供的空軍和海軍定貨1950年共8800萬美元，1951年4500萬美元，加上新增貨單，約為1億美元。[39]這些武器裝備，將用於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島戰役、金門戰役和1951年夏季以後的台灣戰役。

　　5月6日，周恩來致電駐蘇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蘇方履約。為了儘快建立空軍，中國需要大量的軍事顧問。2月15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派205名軍事顧問，其中164名為航校教官，41名為空軍陸戰師顧問。2月21日毛澤東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 12名空軍司令部所需顧問和氣象專家。然而，這批已經蘇聯軍事部審查過的顧問卻遲遲不來中國。此外，2月11日毛澤東為航校訓練定購的一批彈藥，直到射擊訓練時間臨近，仍未見到貨。周恩來“等得着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發來，否則將耽誤教育計劃完成，影響作戰”。顯然是因為蘇方對不斷增加的訂貨表示疑問，周恩來在電報中解釋說：在最近送去的新定貨單中，“第一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定海戰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金門戰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台灣戰役用的，因此並不重複。”[40]

　　到5月中旬，預定的定海戰役即將開始，而海空軍的定貨還未到來。5月13日周恩來再次致電布爾加寧：為奪取舟山群島，陸軍的準備工作可於6月中全部完畢，而“空軍及海軍的準備工作，則完全依據於向蘇聯定購的空、海軍器材何時到達為轉移”。考慮到8月雨季和颱風將至，且武器裝備到貨後試驗和練習尚需時日，戰役的發動時間最遲不能晚於7月中旬，所以，周恩來要求所有定貨和聘請的顧問應“加速起運和派出，並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達上海地區”，“否則仍然不可能開始戰役行動”。[41]所幸的是，5月13日，駐守舟山群島的國民黨軍隊開始主動撤退，19 日解放軍占領了舟山群島。[42]然而，定海不戰而勝的結局並不能使中共領導人高興和寬心，因為此時他們隱隱猜測到了莫斯科一再推遲交付海軍和空軍定貨的原因。

　　也是5月13日這一天，金日成秘密來到北京，聲稱斯大林已經同意了他解放朝鮮南方的軍事計劃。毛澤東對此表示懷疑，因為就在去年11月斯大林還來過電報，明確表示贊成中國的意見——目前在朝鮮不宜採取軍事行動，而在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也沒有提出不同看法。周恩來連夜召見蘇聯大使，請莫斯科對此事予以確認。14日斯大林回電說，“鑑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同意了朝鮮同志的主張，並要求金日成徵求毛澤東的意見。[43]無可奈何的毛澤東只得向金日成表示，中國原計劃解決台灣問題以後再幫助朝鮮解放南方，但既然已經決定現在就採取行動，為了共同的事業，中共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幫助。[44]不過，朝鮮的事情並沒有讓中共停止解放台灣的步伐。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敵委員會下達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個意見》，確定部隊轉入渡海登陸作戰準備。海軍和空軍部隊也全力進行人員培訓、部隊組建和裝備購置工作。根據華東軍區頒發的訓練大綱：1950 年7月至1951年3月，各軍兵種部隊分別訓練；1951年4月至5月，進行陸海空協同登陸進攻合練，然後三軍協同解放台灣。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向中央匯報了攻台作戰的基本設想，並建議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或派劉伯承、林彪主持攻台作戰。毛澤東出於對粟裕的信任，明確指示：攻台戰役，仍由粟裕負責指揮。[45]然而，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跟着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徹底中斷了中共解放台灣的戰役，儘管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共具有攻占台灣的能力，並且可能提前採取行動。[46]7月初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東北邊防軍，並調粟裕出任司令員兼政治。[47]這就預示着台灣戰役已經退出了中共領導人的議事日程。8月26日周恩來在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提出“推遲解放台灣”。[48]9月29日毛澤東指示胡喬木，以後不要再提何時解放台灣了。[49]於是，“解放台灣”就只能成為鼓舞人心的口號了。

　　由此看來，推遲台灣戰役發動有兩方面的因素。首先是解放軍實力不夠，特別是缺乏空軍和海軍力量，而蘇聯的援助不力和不及時助長了這方面的因素。其次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美國的軍事干預，從根本上阻礙了台灣戰役的發動。但是這裡應該指出的是，早在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後不久，美國就逐步改變了對台灣的政策，不僅開始增加對台軍事援助，而且制定了種種防止台灣陷落的計劃或預案。[50]朝鮮戰爭爆發不過是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公開宣布其改變台灣政策的機會和藉口。

　　關於斯大林決定蘇聯空軍參與朝鮮戰爭的時間問題

　　最近幾年，隨着俄國檔案的解密，蘇美兩國空軍曾在朝鮮戰爭中對陣廝殺的問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51]在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歷史中，這是美蘇之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對面的戰爭行為，儘管雙方都心照不宣地把這一事實隱瞞了40多年。[52] 在十幾年前人們已經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但那時檔案文獻的缺乏給人造成了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就連接歷史過程的鏈條來看，斷裂的地方頗多。最近幾年，中俄兩國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進一步披露出來，特別是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檔案的大量出現，使得研究者可以對這段歷史過程進行比較完整的描述了。筆者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是對蘇聯空軍參戰問題的重新考察。現在已經清楚的情況是，7月5日斯大林許諾，一旦中國軍隊入朝作戰，蘇聯將派遣空軍協同作戰。8 月中旬戰爭進入僵持階段，特別是9月15日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後，毛澤東急於派兵援助朝鮮，金日成請示莫斯科，而斯大林對此不置可否。直到10月1日三八線已被敵軍突破，北朝鮮危在旦夕，斯大林才要求中國立即出兵。經過幾番討論，中國領導人於10月5日決定組成志願軍部隊趕赴朝鮮作戰，同時派周恩來去蘇聯與斯大林協商出動空軍和提供軍援的問題。在10月11日的會談中，斯大林答應給予中國軍隊所需的一切武器裝備，但聲稱蘇聯空軍尚未做好準備，要求中國陸軍先行出動。周恩來沒有接受斯大林的意見，最後雙方商定放棄朝鮮。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和周恩來，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結果是同意中國先行出兵，但要求2個月到2個半月後蘇聯空軍務必出動。10月15日斯大林明確答覆，蘇聯空軍即使出動也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願軍入朝作戰。10月18日毛澤東決定中國志願軍仍照原計劃出動，寧願孤軍奮戰。10月25日中國軍隊與美韓軍隊遭遇，第一次戰役打響。11月1日，早已做好戰鬥準備的蘇聯空軍米格戰鬥機出現在安東-新義州上空，並投入作戰，擊落了2架美國F-82飛機。[53]

　　由於俄羅斯國防部大量的檔案解密，這一過程基本上是完整的，但還是有一處斷裂的環節，即斯大林是何時決定改變主意，同意蘇聯空軍參戰的。是10月18日中國決定單獨出兵之後，還是10月25日中美之戰開始之後？這有助於研究者判斷斯大林10月中旬拒絕出動空軍的內心考慮。《周文稿》刊登的一條史料填補了這一環節。10月29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一封信中報告，駐華蘇聯顧問沙哈諾夫當日通報，斯大林已同意派蘇聯空軍的噴氣式飛機“至安東擔任防空，並可超過中國邊境數里”，還說，蘇聯飛行員“須學會幾句中國話的口令聯絡”，如此，11月10日左右蘇聯的空軍基地便“可由瀋陽移安東”。[54] 這就意味着蘇聯空軍不僅可以越過中朝邊境作戰，而且有可能向南深入數十公里。後來的情況果真如此，眾所周知的“米格走廊”就是明證。不過，這個決定是在中國軍隊已經與美韓軍隊真槍實彈地交火以後才做出的。

　　以上所舉各例，僅為筆者在研究中比較關注的問題，其實這次《周文稿》刊印的檔案還有很多值得研究者去深入分析和解讀。譬如關於美國間諜案的處理，關於英國“紫石英號”軍艦問題的處理，關於周恩來對志願軍第三次戰役發動時間的意見，關於中方接受停戰談判的原則和條件，關於中朝聯軍的指揮問題等等，《周文稿》中都有許多新的材料。其中有些文件和函電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前編寫的《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中雖有披露，但都是摘引的隻言片語，而這一次則是全文刊載。此外，《周文稿》的注釋特別值得重視，因為其中不僅有解釋性條文，還大量引用原始文檔，且多為首次發表。[55]這些都是應當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總之，只有經過歷史研究者細緻地對他們所得到的檔案文獻進行考證和分析，並耐心地等待和發掘尚未被發現的檔案資料，人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幅越來越接近於真實的歷史畫面。恰如愛德華·卡爾所說：“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56]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二、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以下簡稱《周文稿》。

　　[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The Far East：<i style="mso-biChina，Washington D.C.：GPO，1978；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被遣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尤存、牛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約翰·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

　　[3] 黃華：《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幾次接觸》，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一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第23-32頁。黃華的回憶錄《親歷與見聞》直到2007年才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4] 相關的研究著作很多，可參見：Gordon H.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愛德溫·馬丁：《抉擇與分歧——英美對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反應》，姜中才等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華慶昭：《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1945-195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О секретном демарше Чжоу Эньлая и неофициальным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КПК сstyle="mso-bidi-font-size: 9.0pt">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в июн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3，c.133-138；迪特·海因茨希：《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歷程》，張文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5] 《周文稿》第一冊，第21頁。

　　[6] 《周文稿》第一冊，第21-22、19頁

　　[7] 《周文稿》第一冊，第22-23、19-20頁。

　　[8] 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宮工作日誌，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с.68；斯大林與劉少奇的會談記錄（1949年6月27日），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5-6，с.56。

　　[9] 美國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拒絕去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的電報是7月1日發出的，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04頁。同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論人民主專政》一文。所以，毛澤東的表態並不是對美國立場的反應，同樣，白宮的決定也不是看到毛澤東的表態才做出的。

　　[10] 見NSC 6，關於美國對華短期援助的立場（1948年3月24日），FRUS，1948，Vol.8，The Far East: China，Washington D.C.：GPO，1978，pp.44-50；NSC 34/1，美國對華政策（1949年2月4日），FRUS，1949，Vol.8，pp.474-475。

　　[11] NSC 48/2，美國對亞洲的立場（1949年 12月 30日），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PD00138。

　　haracter: footnote">[1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 Truman，1950，Washington D.C.：GPO，1965，pp.11-12.

　　[13] 詳見沈志華：《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頁。

　　[14] 迪特·海因茨希：《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歷程》，第511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219頁；維辛斯基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0年1月6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5；T6332，с.257-259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35-236頁。

　　style="mso-special-character: footnote">[17] 《周文稿》第二冊，第38-40頁。

　　[18] 毛澤東的態度大概與1月12日艾奇遜的演說以及莫斯科的敏感反應有關。在17日與莫洛托夫談話時，毛澤東主動報告了上述情況，並明確表態：“對美國人的這種試探，我們是不會理睬的。”莫洛托夫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0年1月17 日），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1-7，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263-266。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