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斯诺的一个说法，即毛信奉‘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是说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一直是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公式”，是说他们“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声称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经和莫斯科保持距离了。（中文序，第3—4页）

这样的概括说明可能并不十分准确。首先，斯诺真的与费正清等西方学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列宁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吗？西方学者中把毛泽东看作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定为莫斯科傀儡的观点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是这样评论和看待毛泽东与中共的，但这却和斯诺没有多少关系。只要多读一些美国人在中国抗战期间与中共交往的回忆或研究著述，就能发现，从抗战中前期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以及罗斯福总统，到战争后期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也包括费正清和战时不少访问过中共根据地的英美人士，他们当年大都相信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是不同于莫斯科的，而这种看法主要就源自于斯诺。正是斯诺1937年、1938年在英美报刊上的一系列报道和书籍的出版，影响了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斯诺的这类观点不仅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明晰和坚定。1949年4月，鉴于中国大陆国共易手在即，美国政府及舆论界普遍怀疑中共会成为苏联傀儡，与美国作对，斯诺为此还曾专门投稿给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的长篇文章，明确反对这样的看法，认为新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的大国”。这也就是说，斯诺的说法和被潘佐夫批评的第二种说法，即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所谓“经典公式”，其实并无太多区别。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认为只能根据俄国新解密档案并由他这本书来推翻的这两种传统“说法”的观点，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苏联，还是在西方，对于这类“说法”或观点一直是有争论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运用俄国未解密或刚解密档案，人们也一样得出过和潘书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说法。

有关中苏两党关系，包括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开展得最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苏联学者在70年代，中国学者在80年代，也都开始着手研究，并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国学者前期的研究，因为受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多半倾向于认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后，受中苏关系紧张及中美缓和等影响，美国学者的说法又较多地回到斯诺或费正清的所谓“经典公式”上来了，即认定毛泽东自革命战争年代就与莫斯科存在隔阂与分歧，此一情况最终影响到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

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前后不一的情况。但前期的研究多侧重讲友好，利用回忆录较多，运用档案文献较少。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对毛的批判达到高峰时，虽陆续有一些档案文献的利用，但其强调的仍主要集中在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作用的层面上。直接涉及毛泽东个人史实问题的研究，多采取以历史当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忆或日记的形式来呈现。这其中虽然也有档案文献的运用，但此种形式以及书写者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回忆，包括其中资料选取的客观性和准确度。

中国大陆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受到限制，直至改革开放，即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展开。由于最初的研究者多属传统党史学者，再加上当时仍深受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影响，故最初阶段的研究同样主观性较强。多数学者都尝试证明苏联学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与此前中共党史研究或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响问题不同的仅仅在于，新的研究不否认中共革命曾经受到过莫斯科的影响，只是转而强调这种影响负面多而正面少。研究者当时更侧重于想要证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得了领导地位，改行并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导下，只会延续以往的失败，绝无成功的可能。

中国学者的这一波研究的说法很快就在苏联引起了反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方面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体现莫斯科正确指导的档案资料，其中部分档案并可直接证明，1935年以后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仍旧受到并依照共产国际的指导调整变动。包括决定着中共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重大决策，也都离不开莫斯科的正确作用。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对中共党史学者此前的研究和说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国档案一度大量开放，许多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献得以编译出版，从而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大陆方面的讨论研究。事实上，还在俄国档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国学者在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与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苏联外交政策改变影响共产国际统战政策改变，进而影响中共统战政策改变的问题，也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西安事变、延安整风、战后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以及台海危机等许多重大事件背后苏联因素问题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更加合乎实际的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说法，也包括国内外一些流行的说法。像潘书中突出强调的两大新说法，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对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主张，如新民主主义论等，都受到过莫斯科的直接影响等等，早在潘书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读一下潘书的注释，也不难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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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定毛的新民主主义说源自于斯大林，主要是基于他对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的谈话记录的理解。因为简体中文本译者对作者这段文字表述有个别关键词句译得不准确，故笔者参照2012年版英文本，结合简体中文本的文字，试提供新的译文如下：

斯大林着重强调了以下问题：“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基本任务是投身到全民族的洪流中去并取得领导地位。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不适宜进行理论的讨论，把理论问题往后放放，留到战后去吧。和过去比，现在不是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好时机（毕竟，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着！）。”换言之，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66—467页）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这段谈话，毛自然不可能听到，作者虽无史料依据，但合理推测“中共代表团成员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和毛本人转达这一指示”（第468页），且猜想“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他似乎掌握了1937年11月11日这位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对中共领导人谈话中表述的，这一斯大林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髓”。（第476页）

这一“真髓”是什么呢？作者还是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做了大胆的推断和概括。称：

斯大林对共产党的要求是……大力宣传这个国家在战后所应选择的新的发展道路，即温和的民主道路，以此来取代并不为多数人民所支持的左翼的激进道路（即“非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道路”）……换句话说，需要用战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完整的民主发展阶段的思想来取代不间断地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这一策略能够把诸中间阶级的代表们吸引到共产党这一边，进而帮助共产党大大扩充其群众基础，因为中间阶级反对任何专政，不管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国民党的专政。（第476页）

对照前引斯大林的说法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概括与斯大林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出入。斯大林说的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作者却偷换成了战后中国也应排除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激进选择，而走“温和的民主道路”。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主张战后中国也应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者的解释是，“斯大林的策略一直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政策其实“是一个精心掩饰了的战术手段，其目标不仅在于团结全中国的所有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还在于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奠定基础”。（第476页）

问题是，如果采取温和政策的目的“在于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奠定基础”，那么，说战后中国也应排除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激进选择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经过抗战，中共取得了领导权，随后顺利地战胜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也要走“温和的民主道路”吗？

作者相信这就是斯大林的想法：中国不应急于走社会主义的或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因是，按他的推断，斯大林的目的有二：一是争取“中立美国，使华盛顿及其盟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方案的字面意义信以为真，支持中共！那样一来，中共就将能够把蒋介石及其支持者逐渐地‘挤出’权力部门，然后通过争取国民党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最终夺取政权。”（第519页）二是“身为俄罗斯民族的共产主义者，他十有八九会为一个新的、强大的共产主义权力中心在未来的崛起而担忧。遵循苏联模式并通过专政手段迅速完成经济现代化的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对他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构成威胁，如能设法把毛的抱负限制在‘民主’的目标上，斯大林就有可能使毛作茧自缚，并使中共的策略路线服从于他本人的政治行动路线”。（第536页）

不论这一大胆想象是否合理，作者的结论显而易见，即毛泽东利用1937年11月斯大林的指示，于1940年年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说，不过是在贯彻落实斯大林的夺权计划。用作者的话来说，“他做的这些工作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他的新政策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地缘政治战略”。（第500、502页）在作者看来，一心想要把中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对建立在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上的这类方针不感兴趣。（第536页）因为“毛泽东比斯大林更激进”。他清楚地知道，新民主主义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斗争手段。因此，抗战一结束，毛就打算要抛弃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了。到1949年春天之前他之所以还“在正式表述中一直沿用这个提法，是为了避免触怒莫斯科的那位领袖”。（第536页）一旦“伪装成新民主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管斯大林喜欢不喜欢，他就改提“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从毛的讲话和文章中消失了”。（第543页）

历史史料和史实是否能够印证作者的这样一种判断呢？恐怕很难。

简而言之，第一，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谈话涉及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一句话：抗战期间不要搞也不要去讲过去苏维埃那一套，一切等战争结束再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1940年前正是按照斯大林这一指示精神做的，这也是为什么从1937年战争爆发到1939年年底，毛及中共始终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建立“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三民主义共和国”。

第二，毛的新民主主义说不同于斯大林要求的关键之处，在于斯大林坚持抗战期间一致对外，战争结束再来解决国共两党“怎么打的问题”。（第467页）毛从1940年起就认定，抗战中就要准备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要努力争取创建一个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第三，1949年毛并没有因为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政策和方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公报都明确肯定，胜利后的中国将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他同样解释称：“人民民主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据此，由中共中央负责起草，并经全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更是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义的国家。”

因此，说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抗战中毛贯彻斯大林夺权阴谋过程中创造的一种宣传策略，恐怕未必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