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斯諾的一個說法，即毛信奉‘蘇聯人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是說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一直是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所謂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經典公式”，是說他們“鼓吹毛在與斯大林的關係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聲稱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經和莫斯科保持距離了。（中文序，第3—4頁）

這樣的概括說明可能並不十分準確。首先，斯諾真的與費正清等西方學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列寧主義者或斯大林主義者嗎？西方學者中把毛澤東看作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認定為莫斯科傀儡的觀點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是這樣評論和看待毛澤東與中共的，但這卻和斯諾沒有多少關係。只要多讀一些美國人在中國抗戰期間與中共交往的回憶或研究著述，就能發現，從抗戰中前期美國軍事觀察員卡爾遜，以及羅斯福總統，到戰爭後期美國年輕外交官謝偉思、戴維斯，也包括費正清和戰時不少訪問過中共根據地的英美人士，他們當年大都相信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是不同於莫斯科的，而這種看法主要就源自於斯諾。正是斯諾1937年、1938年在英美報刊上的一系列報道和書籍的出版，影響了他們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看法。斯諾的這類觀點不僅一直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明晰和堅定。1949年4月，鑑於中國大陸國共易手在即，美國政府及輿論界普遍懷疑中共會成為蘇聯傀儡，與美國作對，斯諾為此還曾專門投稿給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發表了題為《中國會成為莫斯科的衛星國嗎？》的長篇文章，明確反對這樣的看法，認為新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揮棒轉的大國”。這也就是說，斯諾的說法和被潘佐夫批評的第二種說法，即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所謂“經典公式”，其實並無太多區別。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認為只能根據俄國新解密檔案並由他這本書來推翻的這兩種傳統“說法”的觀點，也是可以討論的。因為，無論在中國、蘇聯，還是在西方，對於這類“說法”或觀點一直是有爭論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運用俄國未解密或剛解密檔案，人們也一樣得出過和潘書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說法。

有關中蘇兩黨關係，包括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問題的研究，美國學者開展得最早，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有論文和專著發表、出版。蘇聯學者在70年代，中國學者在80年代，也都開始着手研究，並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國學者前期的研究，因為受到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思維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也多半傾向於認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後，受中蘇關繫緊張及中美緩和等影響，美國學者的說法又較多地回到斯諾或費正清的所謂“經典公式”上來了，即認定毛澤東自革命戰爭年代就與莫斯科存在隔閡與分歧，此一情況最終影響到50年代，特別是60年代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走向破裂。

受中蘇關係變化的影響，蘇聯學者的研究也呈現出前後不一的情況。但前期的研究多側重講友好，利用回憶錄較多，運用檔案文獻較少。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對毛的批判達到高峰時，雖陸續有一些檔案文獻的利用，但其強調的仍主要集中在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作用的層面上。直接涉及毛澤東個人史實問題的研究，多採取以歷史當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憶或日記的形式來呈現。這其中雖然也有檔案文獻的運用，但此種形式以及書寫者強烈的政治傾向性，極大地影響了這些回憶，包括其中資料選取的客觀性和準確度。

中國大陸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受到限制，直至改革開放，即20世紀80年代初才逐漸展開。由於最初的研究者多屬傳統黨史學者，再加上當時仍深受中蘇關係惡化的情況影響，故最初階段的研究同樣主觀性較強。多數學者都嘗試證明蘇聯學者的觀點是錯誤的，與此前中共黨史研究或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響問題不同的僅僅在於，新的研究不否認中共革命曾經受到過莫斯科的影響，只是轉而強調這種影響負面多而正面少。研究者當時更側重於想要證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取得了領導地位，改行並堅持獨立自主方針，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導下，只會延續以往的失敗，絕無成功的可能。

中國學者的這一波研究的說法很快就在蘇聯引起了反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方面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體現莫斯科正確指導的檔案資料，其中部分檔案並可直接證明，1935年以後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仍舊受到並依照共產國際的指導調整變動。包括決定着中共統一戰線政策轉變的重大決策，也都離不開莫斯科的正確作用。這一情況不可避免地對中共黨史學者此前的研究和說法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俄國檔案一度大量開放，許多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檔案文獻得以編譯出版，從而進一步帶動了中國大陸方面的討論研究。事實上，還在俄國檔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國學者在斯大林、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關係問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與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問題，蘇聯外交政策改變影響共產國際統戰政策改變，進而影響中共統戰政策改變的問題，也包括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共蘇維埃革命失敗、西安事變、延安整風、戰後國共內戰、朝鮮戰爭，以及台海危機等許多重大事件背後蘇聯因素問題方面，都已經取得了更加合乎實際的新的歷史研究成果，極大地改變了以往傳統的說法，也包括國內外一些流行的說法。像潘書中突出強調的兩大新說法，即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對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澤東的許多思想主張，如新民主主義論等，都受到過莫斯科的直接影響等等，早在潘書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國學者做過較深入的研究，並得出了相近的看法。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讀一下潘書的注釋，也不難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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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定毛的新民主主義說源自於斯大林，主要是基於他對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與中共代表的談話記錄的理解。因為簡體中文本譯者對作者這段文字表述有個別關鍵詞句譯得不準確，故筆者參照2012年版英文本，結合簡體中文本的文字，試提供新的譯文如下：

斯大林着重強調了以下問題：“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基本任務是投身到全民族的洪流中去並取得領導地位。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戰爭，不是土地革命、沒收土地……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不適宜進行理論的討論，把理論問題往後放放，留到戰後去吧。和過去比，現在不是談論中國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好時機（畢竟，資本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着！）。”換言之，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條新的政治路線，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都不去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第466—467頁）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這段談話，毛自然不可能聽到，作者雖無史料依據，但合理推測“中共代表團成員有義務向中央委員會和毛本人轉達這一指示”（第468頁），且猜想“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他似乎掌握了1937年11月11日這位克里姆林宮獨裁者在對中共領導人談話中表述的，這一斯大林式統一戰線政策的真髓”。（第476頁）

這一“真髓”是什麼呢？作者還是在沒有史料依據的情況下做了大膽的推斷和概括。稱：

斯大林對共產黨的要求是……大力宣傳這個國家在戰後所應選擇的新的發展道路，即溫和的民主道路，以此來取代並不為多數人民所支持的左翼的激進道路（即“非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更準確地說，社會主義道路”）……換句話說，需要用戰後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個完整的民主發展階段的思想來取代不間斷地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理論。這一策略能夠把諸中間階級的代表們吸引到共產黨這一邊，進而幫助共產黨大大擴充其群眾基礎，因為中間階級反對任何專政，不管是共產黨的專政還是國民黨的專政。（第476頁）

對照前引斯大林的說法不難發現，作者的這一概括與斯大林的說法存在着很大的出入。斯大林說的是：“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都不去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作者卻偷換成了戰後中國也應排除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激進選擇，而走“溫和的民主道路”。

至於斯大林為什麼主張戰後中國也應該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作者的解釋是，“斯大林的策略一直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的，這一次也不例外”。這一政策其實“是一個精心掩飾了的戰術手段，其目標不僅在於團結全中國的所有力量抵抗日本侵略，還在於為抗日戰爭結束後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奠定基礎”。（第476頁）

問題是，如果採取溫和政策的目的“在於為抗日戰爭結束後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奠定基礎”，那麼，說戰後中國也應排除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激進選擇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經過抗戰，中共取得了領導權，隨後順利地戰勝了國民黨，取得了政權，也要走“溫和的民主道路”嗎？

作者相信這就是斯大林的想法：中國不應急於走社會主義的或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原因是，按他的推斷，斯大林的目的有二：一是爭取“中立美國，使華盛頓及其盟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方案的字面意義信以為真，支持中共！那樣一來，中共就將能夠把蔣介石及其支持者逐漸地‘擠出’權力部門，然後通過爭取國民黨左派和自由主義者，最終奪取政權。”（第519頁）二是“身為俄羅斯民族的共產主義者，他十有八九會為一個新的、強大的共產主義權力中心在未來的崛起而擔憂。遵循蘇聯模式並通過專政手段迅速完成經濟現代化的共產主義中國可能會對他在共產主義世界的霸權構成威脅，如能設法把毛的抱負限制在‘民主’的目標上，斯大林就有可能使毛作繭自縛，並使中共的策略路線服從於他本人的政治行動路線”。（第536頁）

不論這一大膽想象是否合理，作者的結論顯而易見，即毛澤東利用1937年11月斯大林的指示，於1940年年初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說，不過是在貫徹落實斯大林的奪權計劃。用作者的話來說，“他做的這些工作原則上並沒有什麼新意。他的新政策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地緣政治戰略”。（第500、502頁）在作者看來，一心想要把中國引上“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毛澤東，從抗戰開始就對建立在統一戰線政策基礎上的這類方針不感興趣。（第536頁）因為“毛澤東比斯大林更激進”。他清楚地知道，新民主主義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鬥爭手段。因此，抗戰一結束，毛就打算要拋棄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了。到1949年春天之前他之所以還“在正式表述中一直沿用這個提法，是為了避免觸怒莫斯科的那位領袖”。（第536頁）一旦“偽裝成新民主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軍事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管斯大林喜歡不喜歡，他就改提“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實際上就從毛的講話和文章中消失了”。（第543頁）

歷史史料和史實是否能夠印證作者的這樣一種判斷呢？恐怕很難。

簡而言之，第一，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談話涉及中國發展道路問題的核心內容，其實就是一句話：抗戰期間不要搞也不要去講過去蘇維埃那一套，一切等戰爭結束再說。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在1940年前正是按照斯大林這一指示精神做的，這也是為什麼從1937年戰爭爆發到1939年年底，毛及中共始終主張與國民黨“共同建國”——建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第二，毛的新民主主義說不同於斯大林要求的關鍵之處，在於斯大林堅持抗戰期間一致對外，戰爭結束再來解決國共兩黨“怎麼打的問題”。（第467頁）毛從1940年起就認定，抗戰中就要準備與蔣介石分庭抗禮，要努力爭取創建一個區別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由共產黨領導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第三，1949年毛並沒有因為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概念，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的提法、政策和方針。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公報都明確肯定，勝利後的中國將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時，他同樣解釋稱：“人民民主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據此，由中共中央負責起草，並經全國政協會議一致通過的《共同綱領》，更是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義的國家。”

因此，說新民主主義論只是抗戰中毛貫徹斯大林奪權陰謀過程中創造的一種宣傳策略，恐怕未必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