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上海市邮政局从英国购买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了公用，自行车自此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也标志着自行车的普及程度进入更加大众化的层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所拥有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工具。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众多机关，为提高办事效率，纷纷为职员配备自行车。私用作代步工具的自行车消费者逐渐扩展到各洋行里的职员和洋学堂里的学生，当时的“贵族女校”墨梯女校中，自行车已成为流行的代步工具。上海街头上的自行车渐行渐多起来。

当时《新闻报》、《申报》等各大报纸中遍布着自行车的广告，售卖广告语中也由“商绅乐步”的玩物转变为“大众乐见之代步工具”。

得利车行兜售的英产“海格利斯自行车”，其广告语为：“构造特殊、起乘安全、风行全球、到处欢迎、用以代步、经济便利。”自行车提升了人们的行动能力，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在上海人生活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洋学堂里上学的学生、洋行里上班的职员，当然也有送外卖的伙计、投递信件的邮差，总之，自行车已经在上海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了。

老上海周仲英先生回忆道：“假期或者是周末，我们约些朋友一起到公园里去玩或到郊外去旅游的时候，就骑自行车。一人一部，都有的。‘三枪’、‘飞利浦’多数，‘兰苓’最最多

——上海人最喜欢‘兰苓’。

大家许多车子一起哄出去。”

战时上海的自行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汽油供给受到了严重限制，汽车数量大幅度缩水。电车也因为战争破坏关系，缩减了大部分线路。上海市的交通任务除人力车外，几乎全部由自行车和由其改装的三轮车来承担。

自行车作为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无阻的轻便交通工具的优势显露无遗。不仅如此，自行车可以驮物的运输功能此时也被开发出来。同昌车行在《申报》的广告写道：“各商店经理先生注意：宝号每逢收账送货，既觉麻烦又恐危险。此两难题惟用同昌飞人牌脚踏车可解决之，用以收账不独事半功倍，又免种种意外；用以送货则手续简便、时间节省。同昌飞人牌系纯钢国货脚踏车，坚固耐用，经济便利，诚各商店之需要品也。”不仅是市内商号收账送货，因战争关系上海本市与郊区遭受封锁，各地单帮商贩都是依赖自行车以运输物资。自行车需求更是与日俱增。



解放战争打响后，上海人口数量持续猛增，至1949年已达545.5万人，比1945年净增208.5人。大量移民成为自行车销售的新增市场，自行车也随之大量增加。根据上海市公用局的统计，1946年上海有自行车108,226辆，1947年有191,907辆。一年内上海就净增自行车83,681辆，人均自行车保有量1947年也已达25人一辆。

巨大的市场空间刺激下，上海自行车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但这四年中上海物价一直处于异常不稳定的状态下，自行车厂商也乘机作祟，自行车的物价是一天一变，严重影响到自行车的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努力下，通过公司合营、统购包销等措施，自行车工业和价格才告稳定。


1955年6月，《国营商业牌价掌握分工制度》规定：商业部掌握自行车零售价；中国百货总公司掌握进口自行车零售价。到1962年3月，国务院批准自行车在上海实行高价政策之前，上海自行车厂及三厂出产的“永久”、“凤凰”牌各型自行车价格都是维持在150元上下。由于建国 实行低工资制，上海人民的收入普遍在100元上下。自行车对一般上海市民来说又变得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