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上海市郵政局從英國購買100輛自行車，開始用自行車投遞郵件。這是自行車作為一種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了公用，自行車自此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也標誌着自行車的普及程度進入更加大眾化的層面。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自行車已成為上海中產階層所擁有的經濟便利的交通工具。郵政局、電報局、電話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眾多機關，為提高辦事效率，紛紛為職員配備自行車。私用作代步工具的自行車消費者逐漸擴展到各洋行里的職員和洋學堂里的學生，當時的“貴族女校”墨梯女校中，自行車已成為流行的代步工具。上海街頭上的自行車漸行漸多起來。

當時《新聞報》、《申報》等各大報紙中遍布着自行車的廣告，售賣廣告語中也由“商紳樂步”的玩物轉變為“大眾樂見之代步工具”。

得利車行兜售的英產“海格利斯自行車”，其廣告語為：“構造特殊、起乘安全、風行全球、到處歡迎、用以代步、經濟便利。”自行車提升了人們的行動能力，擴展了人們的生活空間，在上海人生活中起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洋學堂里上學的學生、洋行里上班的職員，當然也有送外賣的夥計、投遞信件的郵差，總之，自行車已經在上海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了。

老上海周仲英先生回憶道：“假期或者是周末，我們約些朋友一起到公園裡去玩或到郊外去旅遊的時候，就騎自行車。一人一部，都有的。‘三槍’、‘飛利浦’多數，‘蘭苓’最最多

——上海人最喜歡‘蘭苓’。

大家許多車子一起鬨出去。”

戰時上海的自行車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汽油供給受到了嚴重限制，汽車數量大幅度縮水。電車也因為戰爭破壞關係，縮減了大部分線路。上海市的交通任務除人力車外，幾乎全部由自行車和由其改裝的三輪車來承擔。

自行車作為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無阻的輕便交通工具的優勢顯露無遺。不僅如此，自行車可以馱物的運輸功能此時也被開發出來。同昌車行在《申報》的廣告寫道：“各商店經理先生注意：寶號每逢收賬送貨，既覺麻煩又恐危險。此兩難題惟用同昌飛人牌腳踏車可解決之，用以收賬不獨事半功倍，又免種種意外；用以送貨則手續簡便、時間節省。同昌飛人牌系純鋼國貨腳踏車，堅固耐用，經濟便利，誠各商店之需要品也。”不僅是市內商號收賬送貨，因戰爭關係上海本市與郊區遭受封鎖，各地單幫商販都是依賴自行車以運輸物資。自行車需求更是與日俱增。



解放戰爭打響後，上海人口數量持續猛增，至1949年已達545.5萬人，比1945年淨增208.5人。大量移民成為自行車銷售的新增市場，自行車也隨之大量增加。根據上海市公用局的統計，1946年上海有自行車108,226輛，1947年有191,907輛。一年內上海就淨增自行車83,681輛，人均自行車保有量1947年也已達25人一輛。

巨大的市場空間刺激下，上海自行車廠家也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

但這四年中上海物價一直處於異常不穩定的狀態下，自行車廠商也乘機作祟，自行車的物價是一天一變，嚴重影響到自行車的銷售。

新中國成立後，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努力下，通過公司合營、統購包銷等措施，自行車工業和價格才告穩定。


1955年6月，《國營商業牌價掌握分工制度》規定：商業部掌握自行車零售價；中國百貨總公司掌握進口自行車零售價。到1962年3月，國務院批准自行車在上海實行高價政策之前，上海自行車廠及三廠出產的“永久”、“鳳凰”牌各型自行車價格都是維持在150元上下。由於建國 實行低工資制，上海人民的收入普遍在100元上下。自行車對一般上海市民來說又變得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