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中共建國後主張“進一步鞏固發展新民主主義秩序”（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劉少奇等黨內高層實權人物，採取了迴避跟毛澤東激進路線正面對抗的方式，而是借用“大躍進”等口號的提出，從“左”的方面推波助瀾地把毛的路線推向極端，比如劉少奇本人就曾公開要求用10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甚至被變本加厲地改成更不切實際的7年、3年）。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2.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盡力避免針對毛，而把矛頭指向當時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實力人物，並要求後者承擔責任。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公開信在擁戴毛劉主流地位的與會者中引起強烈反彈。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公開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3.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沒有出面主動承擔“一線工作”領導責任，卻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4.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2]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着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 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5. 文革前,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當時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4日，劉少奇和鄧小平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進行土改等運動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

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群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