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清源《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巴蜀顽石

          共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世人对过去六十年和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的褒贬评议，尤其是对政治层面弊端的批评和渴求改善的党内外期望声中落幕了。人们没有等来一个全党一致，能激起举国上下人心振奋的集众一呼。沉寂之后，面对公众质疑，不是党的公报，也不是总书记的政治报告，更不是全会的一致决议，而是由一个署名郑清源的出面行文几篇以答天下。尽管其口气俨然如君临天下可盖前三者之总和，总算是对公众的期盼有了一点回声。尤其是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是以勿容商磋的口吻，杜绝了天下人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和期盼。

    按郑清源所说，“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这段话非常含糊，既没有说清六十多年前中国人民所选择的是究竟是怎样的政治道路，也没有道明白当时的共产党人又是如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这段历史早已被很多前人忘却甚至带离尘世，而其后人在朦胧中又被另一种说教取代了原本的真缔。正本清源，有必要还原这段真实历史。要揭开这一史实，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翻开共产党人自己的党史文献。六十多年前，是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力图转变为“执政党”的时候。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应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从毛泽东发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讲话开始到他宣读《愚公移山》为闭幕词结束，历时五十天，发出了“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号召。正是在这一政治构架的基础上，共产党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以武装斗争为基础，通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俗称的内战，以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方式，推翻了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作为七大共产党人对历史的交代，宣告成立这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阶段一直维系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止。那是共产党人最得民心，也顺其自然而获取天下的历史时期。客观地说，这段时期是“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的时期，即民间公认的“建国有功”的历史时期。

          当历史的年轮进入五六年底，也就是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原本立国的政治结构发生变更，不再以顺应民心民意为立国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变成为立国根本，“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确立为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立国之后，我们的执政首脑力图迅速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甚至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史所称的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从那个时刻起，“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无形地从共产党上层政治人物的口中消失了。建国前后党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承诺也不复存在。党成为至高无上，凌驾于人民，更高于国家的万物主宰。统称为“党领导一切”。党不在国家宪法的约束之下。党的主席至此也不再接受党纲党章的约束，变为万物之神，要求人民顶礼膜拜，无条件地服从。党也不再靠党员所缴纳的党费来支持其党务活动。党成为国库年年要大笔拨款来养活的“公仆”。而这个“公仆”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从没公开告诉过他的“主人”每年从他们口袋中拿走了多少钱。而“主人”却被反复告知你们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在中国历史上“反党”成为一种罪名也从此开始。党反不得，党的领袖更是反不得。中国人从此被要求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原本为党员遵守的纪律也推及全民，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每个公民的生存准则。这段时期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止。这一历史时期也就是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总结，而为世人简称为 “瞎折腾” 的时期，或称“治国无能”和“文革有罪”的那两个历史时期。其间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民间俗称的“整人”，从整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以至于各个阶层人士开始，最后发展到整“党内走资派”，一直整到“一人之下，数亿人之上”的国家主席。这一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按共产党人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述，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时期。此后，从共产党的九大到十大，党和国家均集于一人之下，任由其“指点激扬”。就连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和开国将帥们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一人喜惡而玩乎于股掌之间，更何况乎天下生灵。民主自由被斥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不再是获得解放的整个民族所应有的追求。后来党内高层有人把这个时代上层建筑领域所出现的政治弊端淡化为“党内生活不正常”。那二十多年，如果说我们原本想的是要开拓另一条比七大召示于天下的建国路线更美好的道路，那么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已证明那二十多年我们并没有能把中华民族引导到那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去。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盲目崇苏开始，转而反目成仇为“反修防修”，继而要建立世界革命的中心；那二十年间的哪一次关于国家命运的重大改变是全中国人民的选择？甚至又有哪一次那样的改变是全党民主抉择的结果？没有，一切都是“伟大领袖一挥手，全国人民跟着走“，“党叫干啥就干啥”。那二十年里，共产党不再以人民希望什么来确立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人民的选择早已被党的决定，甚至是一个人的意志所取代。看看当今的北朝鲜人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地方。现在政坛上的大多数人不应该忘却那些年代，更或说没有那些历史事实。在这一期间，很多问题已发展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尤其是政治不民主，发展到了你死我活，必须以非常手段来解决党内问题的地步，那就是七六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那个时代被证明是人民民主无从谈起，连党内民主也丧失殆尽的时代。按共产党十二大对那个时代末期的结论是“百业俱废，冤案遍地，是非颠倒，问题成山，多少人感叹‘剪不断，理还乱’”。从郑清源的檄文中找不到这样一个答案，不知那个时代所走过的路是不是全国人民的选择，甚或是全体共产党人的选择？其实那一代共产党人到死都没有一个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过那时他们要大家跟随的那条道路相对于中华民族经历推翻满清，继而又废除民国，从血雨腥风中推翻第一次共和，从头所建立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之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尤其是比之共产党人自己的第二次共和之路，后来所选的路好处又体现在哪里？二十多年的实践结果只告诉了全党全国人民，抛弃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原则，国家就要遭殃，人民就会受难，就连共产党自身机体也会由此而千疮百孔。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时被问及他所规划的改革蓝图究竟是什么时，回答是世人皆知的一句四川歇后语，“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算一步”。这句被当作圣旨的四川方言的直白意义是“搞不清楚，到时候再说”。一个成熟的国家体制，尤其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法统，原本不应因执政者的改变而改变。更不应由于信仰，尤其是政治信仰的差异而勿容国体的存在。国家高于政党，政党服从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一个政党是否参与执政应由国民来选择。否则，又如何谈及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比如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还是以打得赢为王吗？有趣的是七大政治纲领早已集中了民族团结的大义，在建国大纲中将“独立”和“统一”并列提出。对外坚持国家的独立，对内强调国家的统一。整个国家机体是“自由”、“民主”加“富强”与前两者并行。从这点意义上讲，改革现有政治体制使其各种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人都会热爱并共同认可这个国家体制是会更有利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团结的。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三权鼎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问题，或者说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东方政治体制模式还是西方政治体制模式的问题。这里大家应该有一个共识：由于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模式依然还是政党执政的模式，所以任何执政党都应是大多数民众选择的结果，执政党必须接受大众监督并对他们负责。如果人民长期选择的是你，那又何来“轮流”一说？相反，如果是你强求大家，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要全民族服从于你的领导，那叫什么呢？那叫统治人民。那样的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吗？同样，一个现代社会的先进政党，一个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并受托与他们的政党又何惧于其他政党的挑战？对此想必应没有异议。

          近三十年，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后，整个民族又一次振奋起来，那个时刻一批老一辈共产党人在经历了文革痛定思痛后，回头认识到民主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党以及自身个人是何等重要。民主自由原本也是他们自己一生奋斗，不惜献身争取的东西。把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理想对立起来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更违背人类普市价值规律。这个反思也包括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一批共产党人在内。由此，到了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历史在那样一批共产党人领头下，从剖析自身开始，拨乱反正，顺应党心民心，正式提出“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共产党八二年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也以“机构改革”和整党的方式被提上日程。胡耀邦在自己讲话的末尾以“让党心，军心，民心，对我们每个人作再一次的鉴定吧”作为结束语。到了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升华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时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那时政治层面上的一系列弊端已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被暴露出来。到了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共产党的十三大，面对当时改革开放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党内外呼声，由赵紫阳代表全党讲话向世人发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三大作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的政治承诺。十三届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坦承“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适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这种状况，要做历史的分析。这种体制，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形势发展了，党的事业前进了，必须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多少年一晃而过，后来者对这一如此重大的承诺不应忽略，更不能说这一项比建国更难的治国政治工程已经大功告成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史上政治上的失误远大于经济上的拖欠，政治改革从开始启动就受到巨大的阻力。尤其是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让共产党重又回到一人说了算的年代，政治改革的承诺也被人为地搁置起来。就连共产党好不容易恢复的党内民主也重又倒回到由一人指定，甚至是隔代指定执政党接班人的承袭模式。这在中华民族史上，尤其是共产党的历史上，可谓又开了先河。郑清源回避了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如此重要的历史环节，那就是检视一下改革开放过程中全党全国人民举国一致所认同的政治改革任务究竟都逐条兑现了多少？如果我们将前人视之为开拓者，那么希望后来人在继承他们遗产的同时不要只捡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好处而忽视被“稳定压倒一切”所搁置起来的政治改革遗产，更不要让其成为共产党对民族所欠下的最大债务。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应紧跟社会进步的潮流，力改旧的积习，从新赢得民众自发的拥戴。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打开国门面对全世界的多方位开放。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现代化，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一场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时的重大变革，那就是现代社会国际化趋势的出现，有人称之为国际潮。国际潮引发的最成功的一个结果就是资本国际化。这种国际社会新格局是百年前的马克思没有遇到，更没有研究过的。这几十年全人类的社会变革让资本跨越国界，不再受任何国家或政治地域的限制。中国三十年经济上的改革，恰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进步潮流，从中获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人们常把这种改变称之为“与国际接轨”，比如引进外资和技术，参加WTO，G20等等，等等。在谈到经济改革三十年的成绩时，极少看到有人提及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更没人承认它对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当然也更不去关注国际资本对未来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好坏都会有。是的，中国赢钱了，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工厂。“中国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买到。可是扪心想想，在这众多的商业产品中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是中国自己的发明创造？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新近发展中，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内，中国在三十年中的贡献比例又是多大？不能不指出，现任领导层中对此也有清醒的，也有人不断在为这个民族的振兴和共产党的前途奔走呼号，那就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此想必应没有异议。对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所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谈话。党内外不少人为其喝彩并担心其孤掌难鸣，郑清源的文章却对此采取了忽略不计的态度。共产党现任领导层对政治改革持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如何评价和遵循改革开放历届中央对全民族庄严的政治承诺，这原本也是世人检视他们和他们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应作的述职交代。如果现任领导层还是民主的，还是以背靠人民为自己的依托的，象改革开放初期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把对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情况公之于众，实事求是地面对舆论，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的功过得失，那样会使这个党更能获得民心民意的拥戴的。

人们仍寄希望有为天下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党能勇敢地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问题，更要求他们能以天下人的共识和希望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代在急速向前，不容我们有半点犹豫蹉跎。希望执政高层能从现代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科学角度认真研究一下自己正面临的问题。留给本届当权者的时间不多，能不能像前人中被人千古称颂的那些社会改革者一样为民族留下重彩一笔，人民正翘首以待。执政党重任在肩，在这个新的换届时刻，请拿出一个自身先进和民主的典范，让民众能真心拥护并把管理国家的重任放心地托付给你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