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 2014-10-24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時，已經四十三歲。

一年前，我還在酒泉五七幹校勞動。半年前，剛“歸口”到蘭大哲學系。李澤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美學室當副主任，主編《中國美學史》。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邀我一同參加。我被“借調”到社科院。

但我對不起他：去了，沒給美學史寫一個字，卻寫了許多自己想寫的文章。我說我骨鯁在喉，難得他表示理解。後來出書，還白掛了我一個虛名，白給了一份稿費。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們的交往，始於五七年。那時全國圍剿《論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學研究》上發表《關於當前美學問題的爭論》一文，歸納了四種看法：

一，高爾泰的主觀論；

二，蔡儀的客觀論；

三，朱光潛的主客觀統一論；

四，自己的客觀性和社會性統一論。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說它值得重視。沒抓辮子，沒打棍子，沒說主觀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動，很特殊。我給他寫了個信，謝沒落井下石，贊有學者風度。他回信說，這是最起碼的。那時候，我們都年輕(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過這幺個茬兒，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後沒再聯繫，“新時期”恢復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見面，相識雖新有故情。說起敦煌，他示以長詩一首，“快馬輕車玉門關，萬里風塵談笑間……”，是五七年去參觀路上寫的。那年我去酒泉勞教，走的是同一條路，也有幾句東西給看。末尾是“無限行程無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說我這兩句，和你那兩句，象徵着兩種不同的命運。他說我是不了解情況，他也歷經坎坷。

說起三十年來家國，同感古國之古。那時的他，絕對是專制制度的敵人(告別革命當人大代表是後來的事)。作為學者，他的優勢在於人文精神，道義感和抽象地思維的能力，和錢鍾書先生那種技術性活動圖書館不屬於一個類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種理論性和指向性(要說明個什幺)。至於對與不對，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處是工地。特別是社科院所在地東長安街建國門一帶，直到永安里大北窯，腳手架林立，推土機起重機日夜轟鳴。大卡車往來穿梭，捲起團團黃雲。空氣污濁，一股子煙塵的氣味。

社科院是幾棟三層樓房，據說原先叫海軍大廈。已很老舊，有寬闊的樓梯和走廊。走廊兩旁塞滿了書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紙袋。沒人動它，罩着一層灰。都是些陳年資料，有用沒用，誰都不知道。留下的過道，狹窄而曲折。清潔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條發亮的淡綠色水磨地面。

哲學所美學室，在前一棟二樓走廊的盡頭。裡面住着矮個子韓玉濤。他年過四十無家，又沒分到房子，住在辦公室。煙癮很大，滿室雲霧。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藥。我來所後，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臨小院。院內有枯樹一株，殘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橫斜，貓腳印如墨梅，濃淡疏密錯落有致。

韓君健談，言語不俗。國學基本功紮實，寫稿子慣用毛筆。字極好。小楷鐵畫銀鈎，狂草雷奔電馳，變古而有唐風。治書法美學，見解獨到。發表在《美學》雜誌上的文章，擲地有聲。詩、詞俱佳，雖亦歌功頌德，都鏗鏘可讀。可惜當時沒有抄下，現在記得全的，祗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誰是，大寨秋高，大慶秋高，大纛飄飄在九霄。

金風爛漫紅兒鬧，亦有長矛，亦有羊毫，雲外驚飛是大雕。

室內有辦公桌八張，晚上我們各用四張，拼起來睡覺，早晨再還原。不還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學習”，一般沒人來。韓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煙斗。有時用煙斗敲着桌子，問是誰派我來監視他的。說他沒反黨，沒反社會主義，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過藥，又向我道歉，說那是病，請不要見怪。據說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記得。

三

去後第一次政治學習，是聽副院長鄧力群做報告。那口氣，象小學教師上課。我至今記得其中的兩句：“首長們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貢獻，難道不應當照顧一下嗎?”這是駁斥一種錯誤言論：社科院不是安置高乾子弟的地方。當時我很驚訝，因為聽眾不是兒童。但別人都不在乎，習慣了。也沒人真的“學習”，討論無非閒談。罵特權，罵腐敗，甚至罵毛，都沒顧忌。我又很驚訝。因為“新時期”的這種寬鬆氛圍，北京先有。外地還死氣沉沉。而我，剛來自邊遠的省份。

我們的室主任齊一是老幹部，但很開明。他後來當了哲學所的黨組書記，兼副所長。仍兼任美學室主任，常來美學室參加政治學習，同大家一起，笑罵先皇廟裡的“那個萬壽無疆”，說“廣場變成了聖地”。他說朝聖者圍着“那個東西”打轉，就像當年紅衛兵參拜芒果。領導人如是說，更使我目瞪口呆。總之初到那時，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齊先生對我特好，常把我介紹給這個那個，說我是“傳奇人物”、“難得的人才”。常帶我到他家吃飯，給他的夫人和女兒誇我。親自下廚炒菜，叫我嘗嘗這個嘗嘗那個，愛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許客氣。說苦了那幺多年，該補一補了。我感動莫名，對他披肝瀝膽，無話不說。甚至告訴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來用很小的字，寫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紙片上的秘密手稿。為怕暴露，永遠隨身帶着。

他很吃驚，連聲說帶在身上太危險了，建議我交給他的女兒小雨代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館美術室工作，讀了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說是非常喜歡。把它們分類整理，裝在一本塑料像冊裡面。說這樣方便閱讀，也可避免損壞。她說她那裡絕對安全，我可以一百個放心。

在當了二十多年的階級敵人，陷落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敵國的俘虜之後，我感受着這一切，就象一個逃亡者窮年飄泊，來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發現它竟然就是故鄉。

四

歷史似在拐彎，發出卡卡的聲音。北京城裡更響，如同五月的冰河。街頭巷尾，層層迭迭大大小小張貼着各種字紙，有油印的，有手寫的，也有鉛印的。論政，說理，訴苦，伸冤……五花八門。蒸發着腥熱的人氣，和苦寒的地氣。許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憤怒、悲哀和疑問，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積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調不定的號角。

特別是有些油印的民辦刊物，淒紅駭綠，異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見，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論壇》和《北京之春》也是。聽說外地也有類似刊物，可惜沒能看到。一直以為群眾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沒想到鐵鉗子稍一放鬆，就一下子激射出那幺多智能和靈氣的光芒。

長安街上車水馬龍，中南海里暗鬥明爭，滿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帶着“廣闊天地”的荒謬體驗，忙着謀生。上訪者鳴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淚史。連失寵的幕僚，站錯隊的幹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頌德而未獲寵幸的文人，甚至隨機應變一路順風的官油子，也都跟在裡頭，大聲控訴“林彪四人幫”對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陳述，同樣悲憤交加聲淚俱下。

時代潮流包羅萬象，如江河之濁，圍繞着古老的宮牆，形成無數漩渦，發出鈍重的聲響。而在宮牆的後面，拉起了兩股互相對立的“黨的理論隊伍”：一股以毛著編委、紅旗雜誌那批人為主，叫凡是派；

一股以理論工作務虛會那批人為主，叫解放派。兩派各有靠山，鬥爭互見勝負。鼓兒咚咚的打，鑼兒噹噹的敲，時不時爆出一些內幕，增添想象的空間。

受夠了無聲的中國，我覺得這一切嘈雜喧譁，就象節日的喜慶。

美學史組分配任務，我執筆緒論和秦以前的部分。毫無心情。總覺得此時此地離開當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殘片中去尋找古人審美觀的蛛絲馬跡，有點兒行屍走肉。迫不及待，忙於加工舊稿，寫出《關於人的本質》《異化及其歷史考察》《異化現象近觀》三文近十萬字。都憋了很多年了。

那時言路雖有所放寬，但能夠公開發行的報刊，還是受控制的。比較開明的編輯，至多只能打個擦邊球。美學室斜對門，是院刊《未定稿》編輯部。主編林偉兼是《人民日報》副總編，懮國懮民，以正直和勇敢著稱。編輯謝韜兼任《中國社會科學》的編輯，也反對獨裁專制。他們喜歡拙文，不敢貿然發表。觀察形勢數月，又替我作了一些刪節和“穿靴戴帽”之後，將《異化現象近觀》刊出。

《未定稿》雖是內部刊物，印數有一萬多份，影響較大。刊出後，林偉就被撤職。(還有別的原因，新賬老賬一起算)。刊物主編，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彥兼任，以示黨對思想陣地的依然重視。

畢竟是“新時期”，整肅限在黨內。我不是黨員，沒怎幺追究。

但同事們遇見，大都要說一聲：你不要命啦？

五

齊先生傳達胡喬木院長的號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學習，堅定不移地宣傳馬克思主義。說胡喬木說了，誰要是能寫出一本象《大眾哲學》那樣的讀物，就會受到獎勵。傳達後，把我從美學史項目中調出來，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眾哲學》的觀點和體例，寫一本《大眾美學》。計劃十二萬字，列入了所謂的“重點科研項目”，並和出版社預簽了合約。

為了我能“不受干擾”，安排我帶足資料，到密雲水庫去寫。那地方離城約兩小時車程，環湖皆山，滿被新造的松林。哲學所在那裡有兩排簡陋的單間平房，供內部項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風景好，空氣新鮮，魚蝦新鮮，還有伙食補助。但畢竟太遠，不方便。除了夏天，沒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滿滿一車人，都興致極好，各有詩。辯證法室的自然科學家金吾侖先生句云：“小橋那邊是大壩，大壩那邊有路通。”飯桌上一念，闔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學史室主任王樹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氣極大膽子極小的精神病人學游泳，那份細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動。還有就是，兩個從“廣闊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學所編制的高乾子弟也來了。正在釣魚時，被軍人出身的所長孫耕夫撞見，朝他們吼道，你們怎幺來了？！誰讓你們來的？！知道影響有多壞幺？！回去！馬上回去！兩人收起釣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現的日子裡，誰也沒有想到，幾年後會太子黨橫行全國，無法無天，沒人惹得起。

天涼起來時，大家先後離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員、服務員、廚師各一人，和一隻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個人各把伙房和庫房的鑰匙交給我，都不來上班了。我的伴兒就是那隻狗。狗叫里達，膽子極小，是個溫和的大傢伙。湖那邊有一村，名黑窩。幾十戶人家，我有時去坐坐聊聊，喝點兒大葉兒茶。村裡的土狗，只里達一半大，汪汪一叫，里達就溜走了。我回去時，它怯生生躲在路邊的叢莽後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達在爐邊躺着。我在結滿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頁的有格稿紙上，寫那本合作的書。撇開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應手。過去盡受批判，名字人見人疑。幾十年來記下了不少想法，積累了不少舊稿，以往見不得人，現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學所的黨組書記一同署名，等於護航，正可以擴大影響，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沒個人影，有時山風呼嘯，有時大太陽曬得湖上的冰喀喀直響。我寫得很努力也很順利，神行紙上手不知，有一種快感。

甫寫出前三章，齊先生來看我。看了稿子，說是不行。說你不喜歡艾思奇也別勉強，但是，起碼要對社會負責，避免有爭議的傾向性。我明白，這是指非馬列觀點。我說不出什幺來。齊先生很體諒，叫我別着急。說著書立說，幾易其稿是常有的事。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雖人在社科院，人事關係還在蘭州大學。齊先生說，他找了周揚(副院長)，也找了劉冰(蘭大黨委書記)，要求把我的關係轉過來。他們都同意了，所里的人事處也已經在辦了。他說，這是個新的起點。寫好這本書，也是為將來的發展創造條件。為了將來，現在花點兒時間是值得的。

這不用說，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萬多字，我自己喜歡，現在不用了，要重寫，寫什幺呢？沒有內心的衝動，為寫而寫，我會面對稿紙發呆，伸懶腰打呵欠，渾身難受。寫信也是這樣，怕應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師長，除非有事，都不寫信。甚至因此，失去許多珍貴情誼。箇中心情，別人很難理解。在別人看來，能寫那個，自然就能寫這個。以齊先生的細心和體諒，他要不是這幺看，也不會要我合作。

我發現，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時也無法溝通。

命運攸關。別無選擇，只有照辦。前提和結論，都是給定的。補充中間環節，無非體力勞動：爬格子。日復一日，一寸一寸地爬。伸着懶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轉上好半天回來再爬，很苦很累，如同鋸自己的神經。

這期間齊先生來過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說，行，就這樣寫。

有一次，我為了調劑一下情緒，寫了篇散文《在山中》(後在《北方文學》發表)。

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來時，他正在看。

我說，齊先生，來很久了嗎？

他沒回頭，說，嗯，有點兒久。其聲悶悶。

我說請指點。他說，好。仍未回頭。

知道他不高興，我解釋說，寫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換口氣。

他笑了，回過身來，斜靠在椅背上，說，累了就休息休息，還種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嗎？

我一聽“自留地”三個字，火了。說，齊先生，寫不想寫的東西最累，你知道嗎？

他面無表情須臾，又笑了，說我缺少幽默感。剛才是開玩笑的，幹嗎那幺認真？

我說對不起，我的神經都快斷了。

他說那當然，沒幽默感神經愛斷，你小心些啦。

他帶來了長白山葡萄酒，月盛齋醬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內幕，西單牆近況，有什幺什幺會議上誰誰誰的發言，我都愛聽。他對毛澤東的厭惡和凡是派的輕蔑，我都欣賞。他對“在理論務虛會上大出風頭的那幾個人”不以為然，挨着個兒數說他們五七年以來整人發跡的歷史，把他們以往發表的文章同他們現在的言論對照，使我不勝感慨……

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時，我們已蒂芥全無。

先生有股子親和力，同黑窩的農民一見如故。他說黑窩風水極好，將來山上的樹大起來，就更好了。說他在離休以後，要來這裡做個房子，買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裡住膩了，可以來換換空氣。

我說太棒了，朝湖得有個落地窗。

他說那當然，你來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堅持，這本書要以馬列為綱。

我咬緊牙，拼了命寫。一後年，終於寫到了預定的十二萬字。使勁兒把圓珠筆向牆壁一摔(嚇得里達猛然站起)，長長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伸直兩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腦袋和兩臂，好半天沒有動彈。

帶著書稿回到北京時，城裡的政治氣氛已經大變。鎮壓浪潮剛過，對被捕者的審判好象已經結束，又好象還在進行，風聲鶴唳。

街巷依舊。但沒有了大字報、小字報，沒有了民辦刊物，沒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間。西單牆上撕剩的字紙，象節日過後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牆，沉默的牆，褸襤而又驕傲，象英雄紀念碑，倒臥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對它視而不見。只偶然地，有個把人，冷風裡縮着脖子，袖着手，在牆前徘徊，尋找着殘餘的字跡，象尋找失去的希望。歷史前線的風景，由於他們悵望的神色，而益增淒涼。

書稿，交給了齊先生。請他任意修改，全權處理。

把高林從江蘇接來，送到玉泉路十一學校插班。在學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間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圍的農村，小到只有幾家，周遭車走雷聲。每天步行五六分鐘，送高林到學校，然後搭地鐵，到所里的資料室寫作。

把密雲廢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論文：《美學研究的中心是什幺？》《美是自由的象徵》《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批評了李澤厚的觀點。沒指名。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討論分歧。能討論，才是真朋友。

期間，齊先生看完了書稿。說，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須要加工潤飾一遍。我怕再鋸神經，堅請他任意修改。他說他沒時間，我說我也沒時間。他說給你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你怎幺給。他曉以利害，我說他威脅，一下子鬧僵了。一年苦功盡棄，朋友們無不罵我。

爬過了百里泥沼，臨門只有一步，卻硬是跨不過去。

八

《美學研究的中心是什幺》一文，給了《哲學研究》。主編陳筠泉先生很謹慎，考慮了八個月，才在八一年四月號刊出。我說美學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經驗。論題是在對別人的批評中展開的，過後讀之，頗悔口吻刻薄。後來兩次出論文集，都沒收入。自慚形穢之故。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哲學所編《中國哲學年鑑》“美學”條，將我提出此說寫入。條稿送美學室徵求意見，有人說，這個觀點是李澤厚在《美學的對象和範圍》一文中提出來的，應改高為李。條稿執筆人、《國內哲學動態》編輯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絕修改。理由是高文發表時間早於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處折中，兩個名字並列刊出。

我後來才知道這事，覺得有點兒奇怪。以美感經驗為中心，是主觀論的必然。李主張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中心應是那決定美感的客觀。忽持此說，不合邏輯。

《年鑑》是沒人看的書，僵持不下，至於的幺？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後，李在《美育》雜誌上公開宣稱，中國的美學討論，從來沒有過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儀的、朱光潛的“三種觀點平等商榷”。

從朱光潛先生被迫反覆檢討，到文革追究“為什幺審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學領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災區。重中之重，是主觀論。這段歷史很近，且為眾所周知。我頗困惑：以李的聰明，不至於想要改寫它吧？。但是不，緊接着，李在同台灣學者蔣勛的對話(也曾在大陸發表)中，又重複了這同一說法：“美學領域從未有過政治批判。”並補充說，“五十年代是三種觀點，八十年代還是三種觀點。”。十分明確。

我能死地生還，已很感激命運。心理狀態離那種在乎歷史定位、希冀被算數進去的境界，還很遙遠。但因“主觀論”所受的一切，傷口尚未癒合。讀到“沒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種觀點”兩句，有一種再次被傷害的感覺。當時很強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維熙和張賢亮現象的吸引，寫了些文學評論。後來被捕，逃亡，畫起畫來。自然而然地，也就從美學界和文學界出局了。本來幺，當年“入局”，也純屬偶然。

九九年，台灣南華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送給我一本他的新着，叫《美學在台灣的發展》，開卷就說，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所謂美學”，只有馬列主義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譯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為空白中的空白，我讀之，已無感覺。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還是要感激命運。

若非齊先生，我無緣和小雨相逢。關係鬧僵以後，齊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絕交出，堅持說，她沒見過，不知此事。

那份驚險，回頭後怕。想不到保護我的，竟會是一個弱小的女孩。

結果比預料的要好：只是被趕出北京。

社科院許多朋友，特別是林偉、謝韜、盧玉、包遵信諸位，曾致力於幫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學所不轉檔案，堅持要退回蘭大，誰也沒法。

在北京三年，沒玩過一次。臨走以前，小雨帶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圓明園等處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處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滿窩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觸到不少古老方言和傳統民俗，倍感這個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處，我的心就低聲地說，我愛北京。這期間不少院校邀我講演，提問踴躍掌聲熱烈。每到一處，我的心就低聲地說，我愛北京。

韓玉濤依舊住在美學室。縱橫廿四史，靜對十三經，煙霧深鎖。一九八二年春天，一個風沙瀰漫的黃昏，我去向他告別。他吧唧着他那個黑亮的烏木煙斗，在屋裡走來走去很久。忽然把長發往腦後一甩，說，早就聽說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兒，說，走就走吧。再一圈兒以後，他說，“世味年來薄似紗”呀，“誰令騎馬客京華”呀。說着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封好了的信封給我，叫我到路上再拆開來看。裡面是一首贈別的詩，他做的：

書生夾策成何事，飄搖萬里度龍沙。
鋼筋鐵骨風雲後，卻與胡僧話落花。

最後一句，當時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國的話，那幺，我後來被捕、逃亡﹑來到美國，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師星雲上人所提供的西來寺滿地可精舍落腳的。後來搬到紐約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門叢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預言，抑還是因緣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