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一倫教授和父親的患難之交

知道冀一倫教授去世的消息晚了點，但是感到非常意外。冀伯伯一直是我所敬重的老前輩，是我文革中的英文老師。後來因為我做了幾年奶牛育種工作，與冀伯伯聯繫更為頻繁。還因為父親張龍志的關係，我對於銘賢歷史沿革的興趣，每次回國探親都要登門請教，成為無話不談的良師益友和忘年之交。雖然最近幾年冀伯伯從加拿大回國後聯繫少了一些，打電話也是冀伯母接，知道冀伯伯可能貴體有恙。最近的一次是一年多之前在《銘賢歷史回憶》光碟上看到他老人家回憶當年辦學的一些情況，冀伯伯思路清晰，身體看上去很好。人步入老年之後，有時死神的降臨來的往往比想象的要快。不過，先生能夠在96歲高壽逝世，本身已經是一個人生的巨大成就，說明伯伯首先是一個養生有道人。不僅如此，伯伯更是一個治學嚴謹、有始有終、精誠坦白、畢生奉獻的人。

冀伯伯和父親是學長、師生、知己、同事和生死患難兄弟。他們都是前後從銘賢中學開始自己學生生涯，他們都在畜牧界創造了不同凡響的業績，分別成為國內養豬和養牛界的奠基和領軍人物，都是在山西農大動科系教學崗位上結束自己光輝一生。他們可以說是名校師兄弟，師出同門，前赴後繼，源遠流長。

兩所名校的師兄弟

父親是陝西榆林人，生於1910年，於1929年由榆林步行到太谷銘賢中學學習，於1933年高中畢業到燕京大學學醫。而冀伯伯是山西平遙人，生於1919年，1934年開始到太谷銘賢中學讀書。父親是冀伯伯的銘賢學長。冀伯伯1937年 因為抗戰隨校輾轉南遷到四川金堂，歷盡千難萬苦， 1940年高中畢業後，就成為新成立的銘賢工農專科學校的第一屆畜牧專科學生，同班還有來自山西壽陽的李炳坦。父親1933年銘賢畢業到燕京大學學醫，1935年又到南京中央大學學畜牧，1937年隨校南遷到四川重慶，後來畢業留校。1940年回到母校協助籌辦銘賢工農專科學校。雖然是專科學校，銘賢竟然能夠重金從中央大學聘請到留美回來的許振英等一流教授。據冀伯伯回憶，父親當時教授養豬學和營養學，算是冀伯伯的老師。

1945年父親獲得國民政府資助到美國IOWA大學學習一年，自己獲得資助，直到1947年底獲得碩士學位回國。而同年7月冀伯伯獲得銘賢資助到OBERLIN 大學停留後於1947年底到IOWA 大學學習。冀伯伯到IOWA 大學後就居住在父親曾經居住過的房間裡，房租每月15美金（父親清隊交待）。父親又是冀伯伯IOWA大學的學長。冀伯伯於1950年底在猶他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回國，回到銘賢已經是1951年10月。銘賢學院已經今非昔比，被人民政府接受，分成為幾部分，農學部分在太谷成為山西農學院。冀伯伯能夠堅守諾言，回到條件困難的山西，為學校和祖國帶回世界上最先進的養牛科學技術，成為我國奶牛育種和營養學的奠基人之一。成為山西農學院畜牧系五朵金花[1]中比較耀眼的一朵，也是最後謝世的一朵，確實是山西農學院畜牧系的光榮。也是銘賢精神在銘賢之子身上發揚光大的光輝範例。

文革之前的難兄難弟

父親和冀伯伯都是抱着“科學救國”的遠大抱負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棟梁之才。兩人回來都帶了幾箱子英文書籍，冀伯伯還帶回了闊葉紫花苜蓿種子，準備大幹一番。父親回國是1947年，年37歲才結婚生子。冀伯伯1951年回國時已經32歲，還沒有結婚。也許受父親“先立業，後成家”影響，後來結婚時也在36-7歲。新中國的成立後接踵而來的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和拔白旗等一系列運動卻使他們這些擁有“留美光環”的“天之驕子”成為現政府的改造對象，批判對象，抬不起頭來，喘不過氣來。而幾個過去留美沒有成功的教師，則搖身一變入黨，成為“積極分子”和新寵，騎在他們頭上。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被當做“美國文化侵略工具”甚至是“美國特務”嫌疑，被雙雙隔離審查半年。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一些專案組的年輕教師希望父親能夠對肅反運動中，在沒有事實的情況下被按照“美國特務”審查提意見，鳴冤叫屈。一些學生甚至畫了一幅漫畫，父親在中間，頭上頂着一位黨員副教授，下面騎着冀伯伯。父親和冀伯伯都守口如瓶，沒有對肅反和“黨的領導”提出任何意見，僅僅就科學實驗條件問題提了些意見，後來居然安然過關。而那幾位教師和學生都被錯劃為右派。這也就是文化革命中所謂的“漏網右派”的來由。

儘管有歷次運動的干擾破壞，到文革之前，他們還是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見縫插針地做出了突出貢獻。

文革和清隊中的生死之交

文化革命是中國華夏文明歷史上最大的文化文明浩劫之一，知識分子受害最深，其中留美知識分子更是首當其衝。父親由於是人大代表，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嚴厲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冀伯伯受到的衝擊小一點，但是他們都被雙雙送到他們親手創建的畜牧站勞動改造。養豬教授父親餵豬，養牛教授冀伯伯餵牛。他們在高強度的勞動中，虛心向工人同志學習，按照一個工人的工作量完成定額，兢兢業業，甚至冒着武鬥時期的槍林彈雨超額完成了生產任務。按照冀伯伯後來回憶，文革的經歷是他自己人生道路上最為艱難的歲月，近50歲的他餵牛時和年輕工人一樣扛麻袋，餵養對生命有威脅危險的公牛。不過他說“那幾年時間沒有白過”[2]。父親也說“1967-1971年間，我曾以一個普通飼養員身份在南豬場餵豬三年半，沒有一天間斷”，“雖然業務上有所損失，但對於所謂改造思想來說，我認為是具有裨益的”[3]。僅僅從這一點看，我們就可以看到兩位老前輩的廣闊胸襟，也僅有為此才能夠安然度過那些艱難歲月。因為我自己到現在還對於父輩們在文革中的勞動改造和審查交代耿耿於懷，甚至對於遭受的迫害牢騷滿腹，因為我們也受到株連。這些磨難其實也都曾經幫助我們成長。

文化革命中1969年7月23日，軍隊進入了兩派割據的武鬥據點。武鬥雖然停止了，他們這些一直戰鬥在勞改第一線的“囚犯”不會再擔心在槍林彈雨中死於非命，但是隨之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卻再度使他們進入的遭受人生中最大的劫難和考驗。文革初期他們因為在解放以來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宣傳孔孟之道受到批判，在清隊中卻要對解放前的“歷史問題”做出深入的交代。因為他們都有留美的經歷，“美國特務嫌疑”便成為他們交代問題的重點。這對於專案組和他們自己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他們無法交待自己“特務”活動的罪證和聯繫方式，沒有電台和聯繫人。

父親是一隻“大老虎”，是學校的“大案要案”，有十幾個人組成的專案組。從1969年底清隊開始，他老人家被批鬥4次，被隔離兩次。根據對父親日記的考證，冀伯伯和楊興周教授在清隊中也同時被隔離過兩次。他們都經歷了初期體罰，連續幾天幾夜輪番審訊、逼供交待的疾風暴雨生死考驗和後期曠日持久、不予定案的精神磨礪和勞動改造的肉體鍛煉。他們竟然能夠活着走出來，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是戰友和難友的相互陪伴、支持和鼓勵。因為人們的攀比心態，而孤立無援是被審查的人最絕望的精神狀況。

《求生有道》[4] （清隊第一年，1969-1970）

文革深入兩派分，文攻武衛硝煙濃。 軍管戒嚴息戰火，革委清隊來勢凶。 歷史現行立百案，留美教授首其沖。 四番揪斗陷狼窩，口誅筆伐輪番攻。 俯首弓腰虔誠面，條條罪狀觸靈魂。 兩度隔離落虎口，晝夜逼供烤高溫[5]。 久罰高凳幾暈厥，絕不違心出偽證。 玉碎遺罪[6]脫己難，瓦全承愛澤他人。 求生有道理開路，屈死無辜冤斷魂。 寧為公義身殉道，不為私冤枉輕生。 真金不怕烈火煉，清白何懼妄罪名。 漫漫長夜終有盡，強大內心化堅冰。 重會妻兒盈熱淚，猶恐相逢在夢中。

按照父親在清隊中的日記，清隊運動從1969年11月開始，學校一共立案審查大大小小歷史和現行案件96個。經過幾個月內查外調，從1970年5月13日開始到1970年6月22日，全校已經召開了4次寬嚴大會，解放了大部分審查對象，其中包括一些過去有“歷史問題”的“右派分子”。雖然父親、冀伯伯和楊興周教授都不是“右派分子”，但是已經成為畜牧系中沒有定案“一小撮”，他們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特別是時隔到了20多天之後的7月中旬，那時動物科學系的審查學習班僅僅剩下最後他們同命相憐的3個人了。在第五次寬嚴大會時之前那天晚上（1970年7月14日），父親的確沉有點不住氣了。他們學習班其他2人在晚上學習的時間突然找不到人了，他誤認為他們是被通知去參加準備解放的學習班去了，恐怕自己將成為最後剩下的被孤立的“一小撮階級敵人”。竟然驚惶失措，四出打聽，甚至徹夜不眠。結果第二天一早才搞明白原來是自作多情，那兩位同事是被緊急安排了勞動任務，並沒有被組織上叫去做“有關解放問題”的談話，結果是虛驚一場。父親當時朝思暮想，渴望解放和“驚弓之鳥”的心態可見一斑。

1970年7月14日和15日連續兩天的日記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按規定明天就要召開第五次落實政策大會，我很渴望有人喚我去參加學習班去，可是等着沒有訊息。晚8時到老冀（一倫）家學習去，老楊（興周）和老冀都不在，等候了許久，還不見他們回來。這時，我想明天召開大會，領導上和他們談話去了。和他們談話是否有我在內是個疑問，我恐有人到我 家去找我去，我又回家，但是，沒有人來。

思想上起了波動，學習班的3個人，這次處理他們2個人，領導上和他們兩個談話去了，不包括我在內，否則為什麼不喚我呢？我又分析我們3個人問題的嚴重程度， 我的問題比他們兩個人的要嚴重的多。如果把他們兩個人處理了，聽說孫志民的問題也近於掃尾階段，那麼動物科學系就剩我一個人了。我66年在農場集中勞動時預言，大家都解決了，我一個人還會仍然在農場，實現了。總之，疑難重重，憂心忡忡。夜間也不能入睡，幻想如果領導和我們三個人談話，我不在家，先和他們談話去了。假如有我在內，他們談完話後會來告訴我，所以在家等着，他們沒有來找我。這更增加了我的疑難，和他們兩人談話沒有我，找我做什麼？

1970年7月15日（節選）

今早天黑時就起床，打算早到豬場將豬餵了，去參加上午舉行的落實政策大會，會上可以解決我的思想問題。大會因故推遲舉行了，這將我昨天晚上的疑難問題解決了。特別我到南（豬）場後看見老冀他們將昨天下午堆的草堆已經堆好了，這說明昨天晚上他們兩人不在家學習，是來勞動堆草了。當然組長決定不學習也應當告訴我一聲，以免我疑難重重。

估計楊興周教授解放的時間要早一些。而父親和冀伯伯的解放在第五次寬嚴會後，又經過了長達7個多月的煎熬，一直到了1971年2月20日，父親終於接到通知，準備和冀伯伯一起在學習小組上匯報自己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的收穫。這是被審查者要“解放”的標誌。那一天父親寫下了他自從清隊以來的最後一篇日記：

1971年2月20日

今晚已經定案的人們，在班裡向大家匯報一年來思想改造的收穫、體會和存在問題。之後群眾提出幫助意見。黨這樣做，是從政治上關懷每個有歷史罪惡和現行罪惡的人。使他們做脫胎換骨的改造，迅速地趕上革命群眾前進的步伐。

會上，班長宣布讓老冀和我準備，也向大家匯報。我很想向大家匯報，希望能得到群眾的幫助意見。

歷時近兩年的清隊審查正式結束，父親和冀伯伯終於可以象其他人一樣，可以“抬起頭來”名正言順地參加教研組的活動，參加大會小會了，不必以“被審查者”的身份，低三下四地在“另冊另類”里做一個每天除了被呼來喝去地勞動改造，就是規規矩矩地檢查交待“問題”，沒有任何基本權利和尊嚴的“監下囚”了。可以說他們兩人是同一天解放的患難兄弟。

文革中的英文導師

我和冀伯伯的交往始於文革後期的1971年。那時我們這些中學生和全國千千萬萬大中學生一樣，從1966年開始“停課鬧革命”，不幸離開學校學習課堂已經5年時間了。文化革命“罪文囚儒”，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鄙視和迫害都到達了史無前例的地步。有“讀書越多越反動”的官方定論和對於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官方評價。父親雖然在文化革命中因為畢生追隨“孔孟之道”，“成名成家”而受到嚴厲批判。但是他在骨子裡，他的素質、本能良知都對於文化革命中“指鹿為馬”的淫威不服氣，不屈服。他老人家每天勞改回家後，精疲力盡地半躺在床上，看着我們每天出出進進，將讀書的大好年華，黃金歲月付之流水，痛心疾首。因此苦口婆心地偷偷勸告我們繼續讀書學習。按照文革中的說法，父親這個歷經解放後多次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對付政治運動有“陽奉陰違”的一面。

我們開始對於父親的勸告不以為然，經過幾年的政治運動，插隊鍛煉和當工人的磨練和切身體會，我們對於父親高瞻遠矚的勸告才慢慢地理解了。因為雖然經過父親拼命改造，經過我們本人的積極努力，二哥和我終於在插隊之後分配在集體單位工作。我在太谷油刷社，二哥在50里外的范村鐵業社學徒，工資都是18元。我們每天為了完成生產任務而焦頭爛額，到了此時此刻，想到了父親的教導，回想到能夠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學習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甚至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1972年雖然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卻不可能讓我們這些“臭老九”的子女去奪回剛剛被無產階級占領的教育陣地。

父親的鼓勵下，文煥和我開始將過去中學的英語、數理化課本翻出來，開始自學。我們的老師就是父親的朋友們。數學、物理的問題請教陸智良先生，化學問題請教郭定成先生，英語問題請教冀伯伯和陳經綱先生。

父親非常高興，一向勤儉節約的他破例為我們買了晶體管收音機，可以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當時算是“偷聽敵台”）。文革中九死一生、飽經批判鬥爭的父親為了竟然默默支持我們學習，不怕被再次挨整。現在想起來，也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膽略。為我們那時也沒有高考，甚至學校的教學都沒有恢復。我們的學習是就是為了充實自我，等待時機。甚至受到大多數同學們的取笑。

由於父親的關照，我們在農學院小學部五年級，11歲時就開始學習英語，從字母歌開始。那時教我們的是大學裡的名師，錯劃右派陳經綱老師。1964年考上太中，英文老師是錯劃右派方堅予老師，我曾經是班裡的英語課代表，英文考試每次都是100分。到了1971年，我的英文已經忘的一乾二淨。父親告訴我，冀伯伯過去在銘賢中學教過3年英文，可以找冀伯伯學習英文。我拿上中學課本，開始向冀伯伯學習英語國際音標。冀伯伯不愧當過中學英文老師，他又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教授，發音非常標準，而且非常耐心。一再告誡我們要加強基礎訓練，要學會“聽、讀、寫”，要背誦單詞和課文。我雖然開始學習英文，但是受當時“讀書無用”的影響，頂多想閱讀外國資料，聽聽廣播，不覺得口語有什麼用。因此不注意發音的準確和拼讀，只想能夠認識幾個英文字。英文口語的訓練幾起幾落，在後來到美國、加拿大之後不得不再次得到重視，那已經是幾乎20幾年之後，再從頭來過。基礎不牢，一次次返工，回想父親和冀伯伯的教導，聯繫到文化革命“實用主義”和“急功近利”害死人，害了幾代人。學習知識就應當打好基礎，融會貫通，切忌片面和一知半解，一個問題不解決就會一輩子遺留在那裡，成為饒不過去的攔路虎。

在銘賢建校100周年校慶之後，2007年我回去探母，去拜訪冀伯伯，他贈送給我一本由山西農大編著的《冀一倫教授的無悔人生》。紀錄了他的畢生求學經歷，工作經歷，工作成績，發表論文，同事評價，家庭等方方面面。他欣喜地告訴我學校百年校慶活動重點表揚了畜牧系的兩位先輩，一位是父親張龍志，一位就是冀伯伯。因為《張龍志文集》也同時由山西農大出版。兩位教授的傳記和文集都是百年學校獻禮大作，也是在銘賢學校和山西農大百年校慶中僅有的兩本有關個人傳記和文集，在國內外省內外造成較大影響。我最近幾年在把父親清隊的日記和生平編著成為《張龍志傳》在海內外發表。2013年初寄給冀伯伯和學校內的幾位老師，冀伯伯、陸智良和徐琳等老師對這本書的評價都不錯。同年8月我去OBERLIN大學訪問，贈送了山西協會一本《張龍志傳》。在山西協會圖書館，我也看到了冀伯伯的《冀一倫教授的無悔人生》一書。

在得到冀伯伯去世的消息後，我開始在網上搜索冀伯伯的信息， 知道由冀一倫，王春元編著的《奶牛管理技術》一書已經於2011年出版。那本書是冀伯伯逝世之前在加拿大探親期間的辛勤心血之作。也是他漫長人生道路上的最後一個里程碑。

謹以此文作為對兩位老前輩的懷念。

【七律】 紀念龍志一倫患難兄弟

秦晉學子師同門，半世同僚勝弟兄。

千里蜀地避東寇，萬里留美取西經。

狂風暴雨屹勁草，烈火熔爐煉真金。

順境逆境鍥不舍，豬界牛界叱風雲。

父親張龍志與冀伯伯1973年攝於農大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