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四人幫”是毛澤東的生前部署嗎？

章立凡 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8月25日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正在中央電視台熱播，劇中“四人幫”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於1976年10月6日被捕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所開會，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說：“抓捕‘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

這句台詞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抓捕“四人幫”發生於毛澤東去世之後，由華國鋒主導，劇中說法被指有違史實。該劇總編劇、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鄧小平研究專家龍平平在新華網回應稱，劇本之所以寫出“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有“紅頭文件”依據的，“1975年5月，毛主席就指出：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因而龍平平認為華國鋒在當時場合下說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

據龍平平介紹，之所以把這個編劇任務交給中央文獻研究室，是因為第三編研部職能就是“編輯鄧小平同志著作，撰寫其年譜傳記，研究其思想生平”的，他本人已研究鄧小平同志30多年。第三編研部過去就叫“鄧小平研究組”，現在有不到20人，都是“拿工資專門研究鄧小平”的職業研究者。鄧小平文選、著作等都出自該部門，過去反映鄧小平的影視作品也大多由該部門參與創作。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當作“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二號人物打倒。1971年林彪墜機事件後，鄧復出並被毛澤東委以重任，執掌黨政軍大權，成了“四人幫”的主要政治對手。1976年春，他再度被毛髮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打倒。“四人幫”垮台後，鄧再度復出推動改革開放，開創了新的歷史時代。逮捕“四人幫”事件，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歷史不容戲說，毛澤東生前究竟有沒有布置這場“捉妻大戲”？不可不詳加辨正。

“反經驗主義”的兩樁黨史公案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台詞所依據的“紅頭文件”，是《中共中央通知》（中發［1976］16號）。查閱原件，內容為通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下發時間為1976年10月18日，距逮捕四人幫僅12天。文件羅列了1974年以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多次批評，其中龍平平所引用的“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這句話，出自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會議的談話，但這句話的前面，還有毛澤東在同一場合的不少談話內容：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他們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毛主席說：“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統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強調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上述談話內容，後來被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其中提及的“反經驗主義”源於中共黨史上的一樁歷史公案，是這次談話的重要背景。

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追述：“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以後，毛主席寫了兩個很重要的材料，一是為會議起草‘結論草案’，即《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二是寫了一篇長達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的文章（又稱“九篇文章”）。”延安整風期間，周恩來被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在黨內高層受到嚴厲批判鬥爭。據胡喬木記述：“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細看了一遍，並將其中有關稱讚少奇同志的內容全部刪掉，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

根據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博覽》雜誌的《“四人幫”批“經驗主義”始末》一文，1975年3月1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必要性。同日，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這個意見”。 4月5日，江青對北大、清華大批判組說：“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1971年林彪墜機事件後，高層權力鬥爭熱點轉移。從批外交部“投降主義”到“批林批孔”夾帶“批周公”、“批走後門”，周恩來壓力逐漸增大，工作中一再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和“文革派”的攻擊。鄧小平1973年復出後，開始分擔周的工作。1975年1月，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代替身患癌症的周恩來主持黨政日常工作，在各個領域全面整頓，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與江青等“文革派”摩擦不斷。

江青、張春橋等在毛的支持下批判“經驗主義”，鬥爭矛頭直指周恩來，也與鄧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頓工作發生了衝突。

毛澤東談話的主旨是平衡高層矛盾

1975年4月18日，鄧小平在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後，向毛反映江青等大批 “經驗主義”的情況，鄧明確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為了平衡矛盾，表示同意他的意見。4月23日，毛在姚文元轉呈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數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為盼。

根據毛澤東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於4月27日開會，周恩來抱病出席。會上葉劍英、鄧小平等嚴厲批評江青、張春橋等反“經驗主義”言論，並對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江青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其他宗派活動，提出了尖銳質問，江青被迫檢討。會後，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致信毛澤東：“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江青也打電話向毛告狀，接電話的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兼生活秘書張玉鳳，據她記錄：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報告江青同志來電話說這幾天政治局開會對她進行圍攻的情況（大意）。毛主席說：這個會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批評江青還是第一次。她這個人只能批評別人，很兇。別人不能批評她。”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姚文元控制的《紅旗》雜誌5月1日發表文章，改稱要克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種錯誤傾向。

1975年5月3日深夜，政治局在中南海毛澤東住地開會。會議記錄全文至今尚未公開，關於毛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披露了比1976年“紅頭文件”更多的內容：

“多久不見了。有一個問題，我與你們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個別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應為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引者注），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指姚文元送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引者注），文元給我看了。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指‘四人幫’授意下寫出的上海第一機床廠批‘經驗主義十條表現’的材料。——引者注），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 沒有說教條主義。”

“其他的事情你們去議，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一次會議解決不了。我的意見，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

“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另據上述《黨史博覽》雜誌文章，毛還有如下說法：“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人多，無非是不認識幾個字，馬列也不能看，他們只好憑經驗辦事。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樣寫一篇更加布爾什維克化文章，也不會像張聞天那樣寫機會主義的動搖。”

縱觀毛澤東上述發言，首先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承認自己失察，分擔了反“經驗主義”的責任；其次對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各打五十大板——“都是修正馬列主義”；三是提出解決辦法：“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四是定性： “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最點穴一句話是“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毛澤東舉重若輕，將江青“個人自作主張”引發的各種事端，圈定在“我看問題不大”的黨內違紀範疇；至於“不要小題大做”，當然是在諷示鄧小平、葉劍英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適可而止；所謂“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其實就是問題“講明白”之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看毛澤東晚年與江青的關係

毛澤東一生善於利用矛盾，在黨內始終居於最高精神領袖和仲裁者的地位。晚年經歷了林彪事件的打擊後，漸感力不從心，卻不得不將這種角色扮演下去。他被迫品嘗自製的苦果：在兩套接班人體制上作艱難的選擇。一派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務實派領導層，致力於現代化經濟建設，但不大理會毛的烏托邦思想；另一派是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堅持毛式烏托邦主義，但無助於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檢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自1973年11月至1976年3月，有關江青的信件、批語和談話共計20處（另有3處對文藝工作的非點名批評未計在內）。其中收入《對“四人幫”的幾次批評》的八處，收入《給江青的信和批語》的八處，收入其他篇目的四處。這20處評語中，以書信和批語私下勸誡、撫慰的11處（其中四處有阻止江青探望自己的內容），用談話、文件批示等方式的批評九處。該書的“出版說明”稱：“未經毛澤東審定的講話和談話記錄稿，不編入這部文獻集”，而上述內容中，至少有三處毛與表侄孫女王海容、時任英文翻譯的唐聞生的談話片斷，出自毛逝世後王、唐二人的揭發材料；這些文字被正式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顯然不當，僅可作為史料參考。

自江青被毛澤東推上政治舞台，上升為權勢逼人的“文化革命旗手”，兩人逐漸由革命伴侶演化為“政治夫妻”，一位宅居中南海，一個長住釣魚臺，平時難得見面。林彪事件後，江青的勢力和野心膨脹，常常以毛的名義發號施令，與周恩來、鄧小平等老臣爭奪權力，不時給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添亂，令毛不勝其煩，每每予以訓誡。

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不同場合有不同語境。在政治局會議場合，持論冠冕堂皇：“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又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在與王海容、唐聞生兩位晚輩女孩背後議論時，毛一語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王海容、唐聞生還揭發說：

“一九七五年初，四屆人大之後，江青又把我們找去，情緒十分激動地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了一遍，並一定要我們把她的意見報告毛主席。我們報告毛主席說，江青對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意見。毛主席聽了以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們又問：你呢？主席說：'不在她眼裡。'主席又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而在爾汝私語的夫妻書信中，毛心情複雜，既怨且憂：“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垂暮之年的毛澤東不勝聒噪，屢屢拒見江青，雖是萬般無奈，猶存夫妻恩義。他深知江青在政治上遠非他人對手，擔心身後有變，為老妻苦心謀畫保全之道。在來信批語中指點迷津，苦口婆心諄諄告誡：“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務請謹慎小心，注意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聖心難測，天心難測，毛澤東最擔心的事，就是身後被人“鞭屍”，否定平生帝業。他虛與委蛇地放話“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之後，形勢發生一連串戲劇性變化。

1975年下半年，毛先後發動了“批《水滸》”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進入1976年，上半年周恩來逝世，天安門爆發“四五運動”，“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被打倒，華國鋒接掌權力；下半年唐山地震，毛澤東撒手人寰，江青及其盟友成為階下囚。造化弄人，十年“文革”以宮廷政變始，以宮廷政變終，恐怕也是體制的歷史宿命。

38年過去，真實的歷史依然朦朧破碎。當年“紅頭文件”節錄的毛澤東發言，將“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演繹成毛將整體解決“四人幫”，或許是危情之下的“矯詔”。如今坐擁查閱大內秘檔之便的專家總編劇，又將這句話進一步放大，“創作”出毛澤東“生前部署”捉拿妻黨的台詞，就太沒有邏輯了。

我十分同情總編劇關於歷史題材電視劇須“符合人物、歷史環境和當時的場景”的主張。主創人員的困境在於：主旋律腳本創作是一項“政治任務”，而切割“文革”發動者與“四人幫”的關係，恐怕也是“政治任務”的一部分。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穿越”手藝，果真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學術水準？

傳說中“歷史虛無主義”，終於被我發現了……

本文部分史料參考了《毛澤東傳（1949-197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章立凡是中國近代史學家，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