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這個人

    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本名秦邦憲，江蘇無錫人；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早年參加學生運動，後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精通俄語與政治理論，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臨時受命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負總責。由於中央紅軍在他的領導下連遭重大損失，他在遵義會議上退出中共領導集體。他代表中共參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與中國國民黨會談合作，積極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創建領導了《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和新華社，是中共新聞事業的奠基人之一。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因飛機失事遇難。一起遇難的還有葉挺、王若飛和鄧發等。

    1921年，秦邦憲考取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蘇州工專”）學習，接觸大量新思想，並加入“孤星社”。1924年1月，無錫在外埠讀書的學子組成“錫社”，孤星社與之合併，秦邦憲擔任蘇州委員會負責人。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當時身為蘇州學聯負責人的秦邦憲聞訊後，率先在蘇州工專舉行辦了校學生聲討大會，並且率20多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上街舉行遊行示威。1925年9月，他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一說英語系），師從系主任瞿秋白，並旁聽惲代英等老師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不久加入中共。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上海大學中共黨組織決定讓秦邦憲赴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由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國共產黨批准，秦邦憲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蘇聯留學時，按照當局要求，秦邦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譯為“博古諾夫”。此後，秦邦憲使用“博古”作為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中蘇關係發展、孫中山與蘇聯建立聯盟的產物，有很鮮明的政治色彩，學校一切工作又是在蘇共中央領導下進行，所以中蘇兩國各自的激烈的政治鬥爭，都在中山大學有敏銳的反映。列寧逝世後，蘇共黨內出現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衝突，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可避免捲入政治鬥爭。

    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被解職，副校長米夫還在中國，所以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主持學校工作；這和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產生衝突，支持兩派的學生也被被稱之為“教務派”和“支部派”。由於俄語出色，博古被指派擔任向忠發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翻譯，躲避了中山大學內部派系矛盾衝突；也因此結識代表團成員劉群先，兩人隨後相戀，並於1928年5月在蘇聯結婚。

    蘇聯內部的兩派鬥爭在1928年夏達到高峰。當時中山大學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壓陣支持學校支部局，雖然遭到多數學生反對，但在博古等少數派支持下，仍然通過表決，支持學校支部局工作。會後，王明聲稱，他們這派人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那半個是誰？

    那“半個”是徐以新，1928年初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只有十七八歲。據說他當時政治姿態比較模糊，同時還不是中共黨員，所以只能算“半個”布爾什維克。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王明、孟慶樹、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陳昌浩、張琴秋、沈澤民、王盛榮、凱豐、何子述、宋潘民、陳原道、殷鑑、李竹聲、盛忠亮、袁家鏞、王雲程、孫濟民、夏曦、朱阿根、汪盛荻、李元傑、王保禮、朱自舜、杜作祥、蕭特甫和徐以新。

    王明在1929年三月回國，作為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一年多時間後，即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的操縱下，一步跨入中央政治局，繼而成為政治局常委，取得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權力。雖然明顯欠缺資歷，王明卻自以為是，又絕對好鬥。他最早批瞿秋白，後來批李立三，後來又批毛澤東。

    1931年九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開始遙控國內的臨時中央。他走後，博古在這一時期充當了王明在中共的代理人的角色，繼續執行王明“左傾路線”。

    “二十八個半”的人生軌跡迥異。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都曾進入中共中央的核心層，夏曦、何子述、陳原道等英勇就義成了烈士，盛忠亮、李竹聲、王雲程、孫濟民、李元傑等則投敵變節，還有一些人脫黨。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就理論武裝而言，其中不少人能大段背誦經典著作，所以極有資本搞教條主義，其思維模式、行事風格也為共產國際所信賴；而像毛澤東這樣的人，則被視作滿腦子“狹隘的經驗論”，“事務主義非常濃厚”，有“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

    博古呢？1929年下半年，他以優越的成績考取了中國問題研究院研究生，同時還擔任校內工人班政治常識教員，黨的指導員及教務處翻譯。同年底，中山大學開始大規模的“清黨運動”，這一運動將很多中國留學生牽扯進入蘇聯黨內矛盾。心灰意冷的博古因此申請回國，並於1930年5月，借道法國，乘輪船回國，抵達上海後，他擔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從事地下工作。

    回國後的博古，在上海與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老同學相逢。當時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1931年4月，博古調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

    1931年 9月初，周恩來和王明告訴博古，周恩來去中央蘇區擔任書記，王明去蘇聯擔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改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臨危受命。之後決定成立中共臨時中央，不設總書記、由博古負總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黃平、劉少奇、王雲程等九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同年10月18日，王明和周恩來相繼離開上海，24歲的博古擔任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其領導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接受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代表直接指導，並繼續貫徹執行四中全會方針。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致使張聞天、陳雲等險些被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後，決定中央首腦機關遷入江西中央蘇區。次年1月，遷到中央蘇區瑞金，時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接待博古，當時博古問道臨時中央的指示時，羅明表示沒有傳達到基層，招致博古的忌恨。博古考慮到遷入後的中央機構繁冗，於是決心合併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擔任總負責人。

    當時恰逢國民政府準備第四次圍剿戰爭，蔣介石親自掛帥進攻，博古同時召開中共中央局，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了羅明的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禦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博古讀後勃然大怒，並起草《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並隨後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幹部被牽連撤職，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均被牽連（毛澤東已被剝奪軍權）。然而在前線的吃緊，使得沒有軍事經驗的博古只能仰賴朱德、周恩來的前線將領，並最終獲得勝利。

    因為前四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使得博古等人頭腦發熱，並認為決戰的時機已經來臨。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顧問李德支援中央蘇區，基於對共產國際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讓他參與軍事決策；然而參與過歐洲戰場的李德卻不了解中國戰場的特點，遂與周恩來等人無法合作。同年冬，福建發生以十九路軍為骨幹的李濟深、陳銘摳、陳公培、蔣光鼐的“福建事變”，本當抵禦日軍進犯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派去鎮壓紅軍，招致部隊憤怒，遂成立中華共和國，並與紅軍將領彭德懷、朱德密切聯繫。蔣介石遂率中央軍抵達福建鎮壓，當時本用於第五次圍剿戰役的部隊抽調福建，紅軍部分將領彭德懷建議出兵支援福建。然而當時博古、李德則認為蔡廷鍇等人不可信，遂頒布《福建事變與我們的任務》拒絕支援。

    福建事變被平定後，蔣介石平定福建事變後，重新整理部隊，遂對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由何健、陳濟棠、顧祝同、蔣鼎文率四路軍隊一百萬合圍中央蘇區，最終成功。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到遵義後，博古主持遵義會議，會議上博古率先作報告，檢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軍事指揮錯誤，但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困難。周恩來隨後做副報告，稱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緊接着張聞天作反對中央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隨後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保守主義。隨即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紛紛贊同。會議召開三日，博古儘管沒有完全想通，但基於黨性原則，服從大多數意見。最終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選毛澤東政治局常委；博古因此失去中共實際領導權。次月，在周恩來的勸說下，博古坦然交出印章，以大局為重，改由張聞天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作為權力的過渡交接，博古仍任政治局常委。

    博古為人廉正持平，當時三渡赤水中，中層軍官對大規模迂迴作戰不滿，林彪因此寫信給張聞天，要求撤下毛澤東，換上彭德懷。博古從中做工作，將事情平息下去。8月，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紅四方面軍較量時，毛澤東與張國燾處處相爭時，博古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9月初，雙方的爭議已經不可調和時，博古還救出險些死於內鬥的葉劍英。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之後，博古兼任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他與林伯渠合作，一同治理地區的鹽運、賦稅問題。他還領導黨務委員會負責解決當地肅反問題，釋放劉志丹、習仲勛、高崗、馬文瑞等一百餘人。

    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從而揭開了為期數年的延安整風，由於遭到了王明的反對，整風運動逐漸擴大。1943年，整風運動達到高潮，博古作為“教條主義”代表，首當其衝、成為被批評的對象。1944年，中共七大召開後，其兼任的理論性職位和宣傳陣地都被迫交出，也未進入中共七大產生的政治局，中共七大選出的44名中共中央委員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後兩位。

    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2月，博古擔任政協憲法草案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在重慶參與修改憲法草案；由於國共雙方存在重大分歧，王若飛、博古必須回延安匯報請示。同年4月8日，王若飛、博古等中共代表，與葉挺、鄧發等一起乘坐美軍觀察組的C-46運輸飛機返回延安，飛機因迷航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霧撞山，飛機上的人無一生還，史稱“四八空難”。

    對於博古（秦邦憲）的評價，因評價者所處的利害關係，往往有不同定論。中國共產黨主流史學中，認為他作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對第四次反圍剿戰役、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的失敗承擔領導責任，特別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使完全服從，使得中共黨建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博古也致歉道：“給黨造成這麼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他的檢討非常深刻，得到與會者的諒解和讚許。黨內主流對於他在遵義會議後的貢獻，包括國共和談、新聞機構等貢獻則持肯定。中共報業，包括《解放日報》的同事們對博古始終尊敬，沒有因為他犯過政治錯誤而產生厭惡的情緒。博古之子秦剛則表示“歷史給他安排的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認為他24歲剛從蘇聯回國，在國共內戰中最險惡的局面中承擔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是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

    從個人性格和做事上，對於博古的評價基本持正。1936年，到達陝北的記者斯諾曾經在《西行漫記》等書中評價道，“在我所見到的中共領導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較為風度翩翩，妙趣橫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他身材略高於一般人，瘦骨磷響，名符其實地瘦得像根鋼絲”。“他蓄短髮，頭頂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應極快，和周恩來一樣思想敏捷，甚至在機靈方面比周恩來更勝一籌”。“他愛打網球，也愛打撲克”。博古遇難後，朱德每逢他的忌日，均招呼博古孩子到中南海吃飯。黨內一些幹部也私下稱讚他“是好人，很有學問”“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麼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