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口述：文革责任推给她和林彪他们担不起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作者：李明三，原题：《江青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阎长贵，江青第一任专职机要秘书。1967年1月，经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推荐，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的江青办事组负责人调任江青秘书。1967年8 月，王力和关锋倒台，在江青身边工作整整一年的阎长贵，被江青小题大做，打成反革命，在秦城监狱坐了7年零5个月牢房，后又下放农场5年，1979年才平反。

　　阎长贵由江青秘书变反革命，源于一桩小事：

　　1968 年1月，阎长贵收到一位文艺工作者写给江青的长信，一万多字，大意是说解放前她也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文革”中受到冲击，希望江青出面说点好话。江青与写信人并不认识，但阎长贵误解了，以为她们有什么关系，于是就给江青写了张条子，把信送给江青。江青看完信，第二日，把姚文元、戚本禹叫来，在会议室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摔，厉声责问阎长贵：“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你的目的是什么？”

　　阎长贵连忙辩解说：“这封信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江青大怒，“你是关锋的学生。关锋出事后，别人贴你大字报，说你什么我都不相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什么你就相信？”

　　杨银禄，江青在文革期间的第二任机要秘书。1967年10月4日从中央办公厅调到江青身边，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踢出钓鱼台，与江青近距离共事达5年零8个月，在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

　　杨银禄得罪江青，则源于“看电影事件”：1973年6月11日晚上8点半前后，江青晚饭时打铃叫杨：“小杨，有一场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看过了，你给春桥、文元、洪文三人打个电话，问他们愿不愿意看。如有时间，晚上和我一起看。如没时间，也不要勉强。”

　　杨银禄挨个给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打电话，回复都差不多，“这部电影首长看过了，今晚有事，就不去了，谢谢江青同志。”

　　杨向江青一一汇报后，江青答：“那算了吧，我自己去。”9点钟，江出门看电影，又吩咐杨：“给他们三人再打个电话。还有一场电影，叫《桥》，问他们看不看。”

　　杨照做，得到的答复同样，正在电影厅看电影的江青说：“知道了。小杨你回去吧。”

　　接下来，处理完手头工作的杨银禄按规定在门厅等江青回来，从10点一直等到凌晨5点，杨最后等来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汪东兴通知杨银禄：“跟我去学习吧。”因为江青怀疑杨银禄挑拨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关系。

　　比阎长贵幸运的是，毛泽东保下了杨银禄：“杨银禄？这人我认识啊，农民出身。怎么一夜之间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

　　近日，阎长贵和杨银禄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

　　“蓝苹远远不是江青”

　　记者：你无端被江青陷害，稀里糊涂蹲了7年大牢，你现在还恨她吗？

　　阎长贵：我的悲剧是历史造成的。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整整一年，对江青说不上有好感，当然有恨。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确实有野心，在“文革”中确实整了不少人，制造或参与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犯有严重的错误，罪恶很多，这是肯定的。但喜欢一个人，不要神化他，憎恨一个人，也不要把他丑化、妖魔化，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江青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责任还原她的真实面貌。一个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历史自有评判，个人恩怨不要带到历史研究中来。

　　记者：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远不止你一人。《时代》周刊报道说，仅1966-1969年，就有50万中国人被江青迫害致死，你认同这一说法吗？

　　阎长贵：“文革”期间，江青参与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逼死了很多人，这是事实。但是我不赞成说，大规模的迫害事件是江青起了决定性作用。江青是个政治人物，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她负责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做事都非常霸道。但她一没有政权，二没有军权，她要办任何一件事，都得通过行政部门。要迫害人就必须动用公安力量。那么多迫害事件，把责任完全都推到她头上，不符合情况。就说1966年“破四旧”吧，光北京就打死了1000多人，是真真切切的红色恐怖，但这不能说是哪个人指挥的，群众自发的成分很大。当时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文章赞扬这种过激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当时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和高层的意见。说这些灾难都是江青造成的，不符合事实。

　　记者：那你怎么看江青这个人？

　　阎长贵：评价江青，要历史地、分阶段地看。我觉得，她的一生可以分作几个阶段。30年代，她是革命的爱国的进步青年。她1933年入党，到上海找党组织，不是为出名；她在上海演《娜拉》，一炮走红，后来又演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文艺青年，一部分去了重庆，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选择了延安，说明她当时是有革命理想的。美国作家特里尔写了一本《江青全传》，说“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时代”。客观地、历史地讲，这个时期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

　　江青30年代的朋友郁风（著名画家，“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说过一段话：“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她还说：“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很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

　　郁风这段话很好，我想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个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酌见。

　　江青的权力，不能说是人民给的

　　记者：如你所说，从蓝苹到江青，有一个复杂的渐变过程。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是决定性因素吗？

　　阎长贵：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要以平常心看待。在30年代，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结合有何不可？在40年代，大家都公认江青比较贤惠，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对毛泽东的生活照顾得很好。1947年转战陕北时，她跟随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中她是唯一的，这是很不错的。50年代，江青疾病缠身，1949-1957年，她四次去苏联看病。尽管从1956年起，总理提名江青为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副部级干部，大概由于毛泽东本人对她的限制，江青对政治干预较少，但是毛泽东赞扬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有帮助。

　　记者：很多书和文章都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与政治活动，是这样吗？

　　阎长贵：不是这样。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上上下下确实有好多人反对，认为江青是演员出身，历史复杂，还有好多绯闻，毛泽东和她结婚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毛泽东不顾这些反对。关于“约法三章”，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他们都是知情人，他们的书和文章中都一直没谈过。我也问过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约法三章”，他们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限制，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

　　在这个问题上杨尚昆的话是很有权威的。他不止一次否认这件事。1986年，杨尚昆跟张闻天传记组的人谈话说：“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活动。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问过陈云，我说那时你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记者：既然是毛泽东的主动限制，不让江青涉足政治，他后来在“文革”中又怎么会纵容江青胡来？

　　阎长贵：我个人认为，江青起来是在60年代。“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和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产生了分歧，这时毛泽东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信任江青，让江青发挥作用。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背景下，江青涉足文艺领域，搞京剧改革。陈伯达后来说过，“文革”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这句话固然有吹捧江青的成分，但仔细分析，也不无道理。从那以后，江青从九级干部上升为重要的中央领导人，地位之高，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也避让三分，自称是“刘盆子”，是傀儡，中央文革小组掌权的是江青。

　　江青的权力是谁给的？不能说是人民给的吧！把“文革”的责任都推给江青以及林彪，他们两人也担不起来。江青从革命的进步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要当女皇，她的野心，是随着地位逐步升高而产生的，她如不当上政治局委员，有什么资格想当中央主席。

　　记者：如果说，毛泽东需要透过江青发动“文革”，那么，这以后她步步高升，进入政治局，也都是毛泽东的意思？

　　阎长贵：这个问题请杨银禄同志谈谈。

　　杨银禄：“文革”中，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有一份行政工作，唯独江青没有。主席开始并不愿家里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进政治局了。“九大”期间，刚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主席给划掉了；有人提议李讷和毛远新要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划掉了。江青后来进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当时安排人事工作的三人小组，分别是总理、康生和黄永胜。最后确定名单中加入江青后，康生第一个去给江青祝贺，一进客厅就用浓重的山东话大声说：“行了！行了！”江青出来和他握手，说：“谢谢康老！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江青进政治局，康生和总理的作用很关键，另外，林彪也是支持的。

记者：还有人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想打倒周总理，他们间的关系很紧张？

　　阎长贵：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文革”初期，江青和总理有意见分歧，但她什么事都要依靠总理。我给她当秘书时，总理经常来看江青，对江青很尊重。每次来以前，先给我打电话，江青同志是休息还是工作，我想去看看，有没有空？我每次请示，江青都没有拒绝过。

　　一次有人可能要给总理贴大字报的事，我去给江青汇报。她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我心都不安。”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听杨银禄同志说：1969年2月，江青从钓鱼台11号楼搬到10号楼以后，特意嘱咐他，凡与毛家湾林彪、叶群来往的电话，都要做记录，我给他们打电话也要记录，但总理与汪东兴的电话，不要记。说明她与林彪的关系，已经过了蜜月期，但与总理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至于江青反总理，恐怕是在林彪倒台以后。她有政治野心，总理当时是第二号人物，成了江青他们夺权的最主要障碍。说她一开始就想打倒总理，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这不对，这有一个发展过程。

　　记者：毛泽东晚年经常批评江青，他什么时候开始疏远江青？

　　阎长贵：“文革”期间，两人关系应该说是不错的，毛泽东多次批评过江青，但从来没有想要打倒她。197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到江青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并没有要打倒她的意思。同样的问题，搁别人身上，早打倒了。反过来说，直到最后上了审判台，江青也没有背叛毛泽东。

　　江青看电影三忌：忌恐怖、忌黄色、忌恶心

　　记者：生活中的江青是什么样子？在公众眼里，她反复无常、蛮横霸道、不讲道理，以女皇自居，是这样吗？

　　阎长贵：江青身高1。66米，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人还是比较漂亮的。“四人帮”倒台后，社会上有“三假”传闻，说江青的头发、乳房、屁股都是假的。我和杨银禄同志都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不是事实。她的头发很黑，很浓，油光顺溜，不是假的。说江青这假那假，是丑化、妖魔化，是人身攻击。还有人说她养“面首”，指浩亮、庄则栋等，我和杨银禄同志都问过他们本人，他们都说江青在我们面前是长辈，我们对她很尊重，她在钓鱼台住哪个楼我们都不知道。再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在这方面她不敢胡作非为，还有她的生活一步、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工作人员。说她养“面首”云云，完全是胡编乱造，人身侮辱。江青确实爱骂人，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很难相处，对工作人员时常骂：“你滚”、“你给我滚”、“你个人主义”，让人难以接受。www.

　　记者：人们都知道，江青爱看电影，社会上有传闻，说她在钓鱼台经常看黄色电影？

　　阎长贵：不是那么回事。至少我在的那一年，她没看过黄色电影。有部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头就是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一看就急了，起身就走。她看什么电影是由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警卫员和护士选的。江青有交待，第一不看恐怖片；第二不看黄片，有下流动作、床上动作的，她不看；第三不看软体动物，如蛇、蛤蟆等，她看了恶心，不舒服。

　　杨银禄：有一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去了，工作人员正在选电影，李选了一部《格林的故事》，里面有些镜头很恶心。江青看了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滚，打铃叫我们上去，问是谁挑选的电影？我们说是李志绥。她生气了，说：“李志绥把我害了，他故意害我，我看他就是美国特务。”

　　记者：江青平时爱看什么电影？

　　阎长贵：江青离不开电影，每天都要看，这是事实。她看电影，既有个人消遣的成分，也是工作需要。汪东兴说过，江青看电影，是她的一项工作。我做秘书时，戚本禹也特意交代，江青看电影有什么评论，你都要记下来，作为指导电影工作的指示。我记得她看国内一个讲飞行员的电影时说，我们的电影有一个缺点，太注意技术细节，内行人不愿意看，外行人看不懂，缺少一般的可共同欣赏的东西。

　　杨银禄：江青看电影，外国的比较多，中国的也不少，老电影她都看过。外国电影主要是从香港找过路片，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临时借调，三五天就送回去了。她喜欢美国电影《红菱艳》，看了好几次，后来又看了《冷酷的心》，还有一部《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为什么看这些电影，她主要是看色彩，看镜头、灯光、演技。如《红菱艳》里一个情节，男主角发火打碎玻璃的一瞬间。她说演得好，光这镜头就看了很多遍。她看电影，有时就看一小点。时间长了，钓鱼台电影放映员的技术都很高，成百上千部电影，江青要看哪一点，很快就能找出来。

　　记者：江青在日常生活方面奢侈吗？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喜欢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情调？

　　杨银禄：她生活说不上多么奢侈，我没见她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到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处开会，她自己吃的东西都算伙食费，自己掏钱，茶叶也自己带。她在外地休息，每次走以前都要问秘书：“伙食费算了没有？”有时还要看发票，工作人员不敢糊弄她。

　　江青穿的衣服也比较简单，基本是军装。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得体。她有一次回钓鱼台，对工作人员说，“街上人们穿衣服太单调，女同志不是灰的就是蓝的，要不就是黑的，老三样。我提倡女同志穿花衣，穿裙子，我带头穿。”她叫吴连登（主席的管理员）到布店选几样素一点的布料，做了6件花衬衣，她穿了多次，在钓鱼台、京西宾馆、大会堂、中南海等地方露面，也鼓励那里的服务人员穿花衣。那时，她已年近60，觉得花衣服效果出不来，后来就都分给工作人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