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4章。

工作組

中共中央於1966年5月16日發出“五一六通知”之後的第十天，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 聶元梓等七人 在校內大飯廳的東牆上 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被指名的三人都是北京大學黨委負責人。大字報批判他們 捆住群眾的手腳，不准開大會、寫大字報，而是一味地強調開小組會，寫小字報。   大字報貼出以後，另外有人也貼出大字報，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反對黨的領導。   以陳伯達為主編的《紅旗》雜誌，在他們編印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上 登載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   林彪主持的軍委 所屬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題為《剝“權威”畫皮 向“權威”開火》的文章，並加編者按語 支持聶元梓等人。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碰頭會，他們設想 由教育部黨組書記張承先 率領工作組 去北京大學；由陳伯達率工作組 去人民日報社。周恩來當場用電話請示 在杭州的毛澤東，獲得同意。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用書面形式 正式向他請示：“兩個月來，《人民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影響。由於報社編委會不能改變目前的局面，許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去。我們今天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的直接領導下，掌握報紙每天的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當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做。”31日，陳伯達率工作組 進駐人民日報社。 

6月1日，毛澤東對聶元梓的大字報作出批示：“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陳伯達授意、修改、審定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中寫道：“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次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些社論、評論員文章發表後，清華大學貼出七百多張大字報 批評校長蔣南翔，但立即有一萬多張大字報貼出來 反對批判蔣南翔，提出了“保衛蔣校長、保衛校黨委”的口號。上海的同濟、交大、復旦、科大等高等學校，紛紛貼出大字報，揭發本校黨委的問題。南京大學也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

3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指示：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上街示威遊行；不要串聯；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壞人破壞。會議還同意李雪峰（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的提議，決定派工作組到北京的各大、中學校 協助領導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說：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 都有良好秩序，要把學生組織起來，走上軌道。鄧小平說：中央的八條傳達要快，開個十萬人大會，一杆子插到底！第二天，劉少奇、鄧小平飛往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委託劉少奇 相機處理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此後，全國各地黨委 都向本地區的學校 派出了工作組，貫徹中央的八條指示。

4日，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 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原第一書記彭真已被打倒），調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隨即，北京新市委決定：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京大學黨委；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 代行黨委職權。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批判陸平等一小撮人，說他們拼命抵制和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一批積極分子進行種種殘酷鬥爭 長達七個月之久。說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   5日，康生到北大看大字報時，在學生第三食堂門前 對周圍的師生們說：“同學們！我看了你們的大字報，很高興。有你們這些革命的同學，什麼牛鬼蛇神、什麼彭真、什麼陸定一、什麼羅瑞卿、什麼陸平、什麼彭佩雲都統統被打倒！”

6日，西安交通大學一些學生 反對工作組，提出工作組有黑線、省委有黑線。當晚，工作組開會，認為這是“漂上來”的一批鬧事的“尖子”、出了籠的一批牛鬼蛇神，並決定立即組織追查。接着的兩天裡，全校各系對“尖子”召開大、小鬥爭會，並把學生領袖李世英等人 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   10日，北京金融學院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部分學生集會，揭發院、系領導的問題，並把矛頭指向工作組。院黨委、工作組 定性該事件為“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該十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   13日，南京的大、中學生 對《新華日報》登出的一篇文章 有意見，他們到報社貼大字報，遭到報社和警察的圍攻。   17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中 學生李黎黎等十三人 貼出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被工作組認定為右派，遭到批鬥。   18日上午，北京大學一些學生 未經工作組同意 把40多名“黑幫”揪到校園批鬥；北大工作組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經劉少奇同意後 在全校大抓右派。   19日，清華大學驅趕工作組離校。北師大一附中，貼出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   20日，北師大附中學生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當天，劉少奇找工作組談話，指示要批判右派。同日，北京地質學院院黨委常委李貴、部分幹部、教員，一起上書黨中央、國務院，揭發工作組的錯誤；工作組根據薄一波的指示，把李貴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也是在這一天，北京師範大學 譚厚蘭等十七位學生 貼出了《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得到不少師生支持；但譚厚蘭等學生 很快被整了黑材料，被戴上了“右派”、“反黨”、“反革命”等帽子。也是在20日，北京林學院學生的大字報 被薄一波、北京市新市委 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大字報的作者們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遭受殘酷鬥爭。上百學生 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四人自殺身亡。

20日，劉少奇與北師大附中工作組的成員談話，要求發動師生 支持工作組，要把這一仗打好。21日，劉少奇提出：有的學校出現趕工作組、奪工作組的權，還有的要奪檔案、槍支、廣播這些權，這不能允許，不准隨便提出奪權；不好的工作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28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制訂一些便於掌握的具體政策。面對越來越嚴重的事態，劉少奇決定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並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7月11日下午，劉少奇聽取了進駐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匯報後說：對於犯錯誤的青年學生，“只要改正錯誤，交待清楚。改正錯誤，我們還歡迎嘛，如果有錯誤不改，就跟他辯論，擺事實，講道理嘛。”對於老教師，他說：“批評一下，改一些，還可以用。”

7月18日，毛澤東 在南方巡視八個月後 回到北京。當天，他聽取了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匯報，看了他們報送的材料。第二天，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伯達在會上提出撤銷工作組，他說：“工作組不會比學生高明……有的工作組整學生。”鄧小平當即反駁說：“對工作組要正確對待。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留，代理黨委工作。”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會後，陳伯達在一些公開場合 對工作組提出種種非議。學生們看到了中央有不同意見，不少學校分成了 擁護工作組、反對工作組 這樣兩派。驅趕工作組的事 多次發生。22日，劉少奇再次主持會議，討論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規劃。會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批評市委工作組，說工作組怕群眾，壓制民主，給群眾運動潑冷水。劉少奇說：我們有材料，證明你們在那裡挑動群眾斗群眾。康生拍了拍皮包說：我們也有材料。陳伯達接着提出：從北京大學撤回工作組。鄧小平霍地站起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陳伯達，厲聲說：你們說我們怕群眾，那你們去前邊試試！他明確表示：“撤工作組我不贊成。”劉少奇也明確講：“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幫助教育，改正錯誤；趕工作組走，有的不應該趕。”

7月24、25兩日，毛澤東找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書記、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嚴厲批評了工作組。他說：有這麼一段時間，運動冷冷清清，就是6月20號左右以後，有許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   對毛澤東這些批評，劉少奇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並於26日 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決定撤銷工作組。

29日，北京市的萬餘名師生 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雪峰出席大會並講話。劉少奇在講話中說：“過去曾經派工作組，剛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來同志都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他又說：“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主要是靠你們各個學校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的實踐中間來學會革命。我現在要講一句老實話：包括我在內，我們現在只能向你們學習，只能聽取你們的意見，不能提出什麼意見來幫助你們，我們不了解情況。……怎樣革命，現在只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更具體的方法你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又不上課，黨中央決定半年不上課。半年不上課幹什麼？幹革命，專門幹革命。”劉少奇等人講話時，毛澤東在後台。劉少奇講話結束後，毛澤東從後台出來，此時全場掌聲雷動，“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聲響徹全場。周恩來站到主席台前方一角的一個凳子上，指揮全場高唱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長，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他的左臂因傷不能伸直，但仍努力配合着 他那起勁地揮動着的右臂。

八屆十一中全會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北京 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4人、候補中央委員67人，各省、市、區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師生代表 也列席會議。8月1日，鄧小平宣布開會，並說 會期五天；議程有四項：討論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討論批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通過會議公報；補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人事變動決定的手續。   

接着，劉少奇向全會報告 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重大舉措、方針政策。同時，他在工作組問題上承擔了責任，他說：“在文化大革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陳伯達書面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還是要工作組，我也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說到這裡，毛澤東厲聲說：“當時只有去的問題。”劉少奇解釋說：“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毛澤東再次厲言反駁：“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劉少奇再次解釋：“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毛澤東問：“怎麼會中斷呢？”劉少奇繼續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志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志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主席頭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說了。陶鑄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個地方談了。”毛澤東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講話，說：“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90%以上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實際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會議持續了兩個小時，氣氛也緊張了兩個小時。

第二天，又安排了一次大會，周恩來、陳毅、李雪峰等講話，都對派工作組問題作了檢討。周恩來說：“對於工作組問題，我認為常委特別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派遣工作組負責任。……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   當天傍晚五點鐘，李雪峰在家裡 接到劉少奇秘書的電話，說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學院。李雪峰還沒來得及回答，電話就掛斷了。李雪峰打電話過去，那邊回答說：“少奇同志坐車子已經走了，到你那裡 去接你。”劉少奇又讓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參加，他們派來了戚本禹。   劉少奇他們 在北京建工學院 出席了兩派學生的辯論會，最後劉少奇講了話，他說：“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因此看來，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組不對。工作組在你們學校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你們清楚，我們還不清楚。……這個會不要叫辯論會，叫討論會好不好？有不同意見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的，對的堅持，錯了改正，團結起來。如果我能夠幫助大家做些團結工作，我就很高興了。”第二天,劉少奇再次來到建工學院，把“八一團”、“革命團”這兩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找來，又找來兩派的普通同學，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耐心做工作，希望他們兩派學生不要對立，而要團結起來，共同把運動搞好。

8月4日，十一中全會繼續進行。劉少奇參加中南組的討論，他發言說：“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一起來，我們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決心讓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台不可。”

4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毛澤東越說越氣憤，眼看要牽連到別的人。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毛澤東厲聲打斷他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劉少奇再次對派駐工作組承擔了責任，並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葉劍英插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有什麼牛鬼蛇神。”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整個會場頓時凝固了。 

5日，毛澤東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註：指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註：即三年困難時期後 劉少奇主持調整經濟的第一年，當時農村大量出現包產到戶）的右傾和1964年（註：當時四清運動開始，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得到推廣）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天，劉少奇正在會見外賓。回到家裡，周恩來打來電話，要他最近一段時間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   7日，全會向與會人員印發了毛澤東這張大字報。大家心裡明白：這張大字報是直接針對劉少奇等人的。8日，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十六條，規定這場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接着，會議就轉入了對毛澤東大字報的討論，也就是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批判。劉少奇在會上頻頻作檢討。分組討論休息時，中共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女），當着眾人的面，對劉少奇說：“少奇同志，有時間我要向您匯報女工工作。”她的意思是：我是信任、尊重劉少奇的。劉少奇平靜地說：“錯誤與同志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

8日，毛澤東找來周恩來，對他說：“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周恩來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毛澤東點了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周恩來走後，毛澤東開列了一個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註：後來，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裡時，周恩來把自己的名字劃掉了。這樣，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同日，周恩來讓吳法憲 派專機去大連，把林彪、葉群接來北京。上午10時半，專機在西郊機場降落。周恩來已等在那裡。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立即登機去見林彪。這時，汪東興匆匆趕到了機場，也很快進入了機艙。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代表毛澤東來迎接林彪的。周恩來、汪東興，與林彪在機艙里談了半個小時。他們幾個人下了飛機以後，周恩來陪林彪乘車 去見毛澤東。   林彪一見到毛澤東 就作揖，連連說自己身體有病，不希望接任新職（註：指毛澤東讓他擔任黨的第二把手）。毛澤東說：“你想當明世宗！”（註：明世宗是明朝的一個皇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他嚴斥林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林彪見毛澤東發火，表示接受新職。

8日晚上8時，周恩來召集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蕭勁光、蘇振華、吳法憲等將領，還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總共二十多人。周恩來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紙說：“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寫的一張大字報，是手稿，我念給你們聽聽。”周恩來一連念了兩遍。念完之後 ，他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待中央決定往下傳達時，再通知你們。”

當時，八屆十一中全會快結束了。結束前，毛澤東臨時提出 要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這是原定的議程中沒有的。按照他的提議，全會增補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增補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同時，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補選謝富治、劉寧一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陶鑄為常務書記。   毛澤東又提出 要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也是原定的議程中沒有的。他拿出一個十一人的名單 作為候選人（以前，候選人名單 一般是事先在高層反覆醞釀協商後才定下來的，而不是像這次那樣 由一個人突然提出來的），他們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陶鑄。中共實行等額選舉，結果也就是這十一人 當選政治局常委。接下來的事，是這些當選的常委如何排列名次的問題。毛澤東擬出的排名次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他把鄧小平排在第四位 這麼前面，是因為鄧小平在常委選舉時得了全票（即七十三票，毛澤東、林彪也得全票）。但江青看到這張名單後 對身邊人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註：原來的七人常委排名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一回跟着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麼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這樣排不行。”她就找林彪去提意見。然後，林彪向毛澤東建議：將陳伯達調到鄧小平前面，成為第四位，鄧小平排第五。江青看了調整後的名單，仍不滿意，直接找到毛澤東說：“老夫子（註：陳伯達的外號）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最後毛澤東圈定的排名是：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在會議快結束時，劉少奇在會上作了個簡單發言說：“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面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他同時請求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的職務，但未獲討論。

中央工作會議

1966年10月，毛澤東決定召集中央工作會議，讓劉少奇、鄧小平作檢查。會議之前，劉少奇、鄧小平準備了檢查的書面稿，並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都作了批語。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劉少奇得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給周恩來寫信說：“我的檢討提綱，毛主席已經看過，並批了一段話，退還給我。現送上，請你看看。我贊成毛主席的意見……關於印發事，請你批辦，請各同志在幾天內提出意見告我，給我以幫助。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如何？請你酌情安排。”周恩來隨即將劉少奇的檢討、毛澤東的批語 印發有關人員。

10月9日，中央工作會議 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開始後，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很活躍，在各大組之間到處走，指責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人，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解放軍各部門的負責人，說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處鎮壓和破壞文化大革命，打擊學生和紅衛兵小將。但其他與會者發言很短，大多是三言二語，表個態而已。

會議這樣開了十天，局面還是沒有打開。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指揮吳法憲派出飛機，去各地接造反派的頭頭 來北京參加會議，揭發問題。   貴州造反派的一個頭頭，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 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很是神氣。他來東北組參加會議那一天，就滔滔不絕地講了三個鐘頭，揭發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 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如何逮捕紅衛兵的情況。周恩來這天也親自來東北組參加會議。在那個造反派頭頭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讓各地的造反派 來會上點火這一招，很管用；這些人一來參加會議，會議就逐漸掀起了高潮。特別是就派工作組的問題，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意見就多起來。很多人發言說：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工作組一進門，就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都表示擁護毛澤東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接着，毛澤東召集了一次全體會議，講了十分鐘的話，講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黨委和負責人不要怕群眾，要到群眾中去 先做學生 後做先生，要引火燒身。
10月23日晚，在京西賓館二樓第一會議室 召開全體會議。會議開始以後，毛澤東要林彪主持會議，林彪當即宣布：“今天晚上的會議，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作檢查。”劉少奇隨即開始 念他已經寫好的稿子：“我的檢討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講五十多天來的錯誤。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性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第二部分，是說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也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年在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有錯誤，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有右傾錯誤，1962年犯有右傾錯誤，1964年又犯形‘左’實右傾的錯誤等。第三部分，講我犯錯誤的原因，一是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不理解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錯誤估計形勢，世界觀沒改造過來；第三，最根本的是沒學好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的檢討很短，他說：“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擔。”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人檢討之後，林彪問毛澤東還有什麼指示沒有，毛澤東立起身來說了幾句，他說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人犯錯誤，他也有責任，他也要負責 云云。然後，林彪、陳伯達、康生發言，批判劉少奇的嚴重錯誤。

25日，毛澤東講話。他說：“是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興起，他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他又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准許他們革命。他對與會者說：“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着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裡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

中央工作會議在10月28日結束。會後，紅衛兵在全國掀起了 批判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高潮。12月16日，“北京市中學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大會結束前，會議安排中央首長繞場一周。這時，周恩來 扶着毛澤東夫人江青 從主席台上走下來，在繞場一周時 他讓江青走在前，他自己退到後面。江青也不謙讓，一直走在最前面。   在日常生活中，大凡江青下樓的時候，周恩來都趨步往前，扶其下樓。   在江青去青島休養、遊玩時，周恩來讓吳法憲、李作鵬兩位政治局委員陪同，而且指點他們 如何才能安排好江青的休養。   平時，周恩來對江青提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應、親自安排。江青要搬到釣魚臺國賓館10號樓去住，讓她的秘書楊銀祿 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接了電話後說：“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對的，我同意。我現在就給東興同志打電話請他準備一下。江青同志還有什麼要求嗎？”楊銀祿說：“江青同志說要檢查一下樓的安全情況，然後再用紫外線消消毒，別的沒有提什麼要求。”周恩來說：“那好嘛，我請東興同志辦。”很快，一切都按江青的要求辦好了。   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開“碰頭會”。會議中間，護士給江青送水吃藥。江青喝水時，可能因為水熱了一點，她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護士想用開水燙我，謀殺我！”汪東興讓人另送一杯來時，周恩來立刻起身，搶先接過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一下，感覺不是那麼燙了，然後親自端到江青的手上說：“開水不燙，請江青同志服藥吧。”

賀龍的遭遇

賀龍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 也受到了衝擊。早在1966年5月底 文革剛開始時，北京大學就有人貼出大字報，說有個解放軍部隊 曾在年初派人向學校借房子，說這是要搞兵變。其實，借房子是因為 北京衛戍區 經中央軍委（註：賀龍在林彪有病時主持軍委工作）批准 新組建了一個團，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衛戍區曾設想這個團住在大學裡，因此在2月派人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商借房子。後來考慮到部隊住學校不合適，這個團就住到郊區的一個靶場去了。   對於此事，康生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他還說：賀龍“給體委發了槍炮（註：體委由賀龍主管），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空軍黨委於1966年6月召開的第十一次全會，又涉及到賀龍。在那次全會剛開幕不久，空軍幾個副司令員，劉震、曹里懷、徐深吉、常乾坤、成鈞、譚家述，立即對空軍司令吳法憲、政委余立金 發難。領頭的劉震上將（註：空軍只有劉震、已故的劉亞樓兩人是上將），是中共八屆的候補中央委員。而吳法憲只有中將軍銜，而且根本沒有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在劉亞樓辭辭世後 卻接任了空軍司令員。對此，劉震一直很是不滿。   其他副司令員心中，也憋着一股氣，因為前司令員劉亞樓的作風 比較“霸王”，常常弄得他們下不來台。例如常乾坤，雖然貴為副司令員 仍常受劉亞樓的批評，曾經跟人說：“我在空軍經常穿小鞋，‘三寸金蓮’都穿成兩寸半了。”   另一位副司令員搞了一個文件，劉亞樓看後不滿意，指着他說：“你搞的這叫什麼東西，只能給我當擦屁股紙用！”   現在，劉亞樓不在世了，怨氣就發在吳法憲頭上。   7月初，劉震等人正式向中央軍委、林彪遞交了一份信，其中羅列了二十五條意見：十條針對劉亞樓，另外十五條針對吳法憲。   葉劍英向林彪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情況後，林彪說道：“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當批評，但是這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7月19日，林彪的意見轉到劉少奇（註：那時尚未受衝擊）那裡。為此，劉少奇召開中央常委會議，他說：“背着空軍黨委主要負責人，背後搞非法的小組織活動，也可以叫地下活動。由幾個人合夥搞罷官奪權，是絕對錯誤的，此例不能開，一定要把問題搞清楚。”鄧小平說：“曹里懷到了那裡，就把哪裡搞亂。”   這樣，劉震等人只得作檢討。成鈞在檢查中講到：空軍全會進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傳作等四人 到賀龍那裡 匯報空軍黨委全會的情況，他說賀龍聽後說：“這個會議吳法憲、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們就組織起來開嘛！你們繼續講你們的意見嘛！吳、余有錯誤，你們就繼續揭嘛！”   吳法憲立即向林彪匯報了成鈞說的話，林彪聽後說：“這件事，你要他們寫一個材料，然後送給我。”於是，吳法憲找到成鈞等人 寫出一份材料，送林彪，並附一封短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現送上成鈞、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四人所寫的材料，請閱。現在看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之所以形成這樣，是因為有兩條線操縱着。一條是以林副主席為首的一條紅線，貫穿着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始終；另一條是以賀龍元帥為首的黑線，在控制着這次會議。”8月28日，林彪把吳法憲找去說：賀龍“有野心，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他讓吳法憲回去把賀龍插手空軍的情況 寫個材料送來。

9月2日，林彪打電話給李作鵬：“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大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他讓李作鵬 就賀龍插手海軍的問題 儘快寫個材料送來。收到材料後，林彪將吳法憲寫的 關於空軍的材料、李作鵬寫的 關於海軍的材料，報送毛澤東。9月5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 召見賀龍，把這些材料給他看。賀龍看後問道：“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毛澤東說：“有什麼好談的？”又說：“你不要怕，我當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幾天后，毛澤東讓秘書徐葉夫 給賀龍打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第二天上午，賀龍到林彪住處去徵求意見。賀龍說明來意後，林彪說：“賀老總，我對你沒有意見。”賀龍說：“不，林總，總會有一點兒吧。”林彪停了停，說：“要說有吧，也只那麼一點點。就是，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賀龍笑了笑說：“林總，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在他倆交談時，葉群讓幾名警衛 埋伏在幕後，說這是防備賀龍暗殺林副主席（註：賀龍經常隨身帶槍）。  

後來，林彪在一次會上說：賀龍“到處搞奪權”，是個“刀客”，現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賀龍的問題端出來”。林彪等人總結出 賀龍企圖奪軍權的幾件事：第一件事，是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第二件事是海軍蘇振華 反對李作鵬的事情；第三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 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四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 反對莫文驊的事情。      經毛澤東批准，林彪在中央軍委碰頭會議上打招呼說：“賀龍有問題。”10月，打招呼的範圍擴大到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12月，江青在清華、北大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她還對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裡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了。”  

到年底的時候，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身體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組織決定你暫時搬到‘新六所’（註：在北京西山）去住。”但到新六所沒多久，解放軍政治學院造反派 聲稱要揪斗賀龍。賀龍夫人薛明，三次向周恩來告急，沒有得到回應。於是，賀龍、薛明 來到周恩來的住處，準備告訴他 他們將搬回家去住。但周恩來上班還沒有回家，而是讓秘書對賀龍說：“總理讓你們先在這裡休息，暫不要回家。”並為他們搭了床。這樣，賀龍、薛明 在周恩來住地 住了下來。

1967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兩人 在中南海 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最後，毛澤東決定 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周恩來親自去落實。1月19日下午，周恩來、李富春受政治局委託，一起找賀龍談話，當時賀龍一家就住在周恩來家裡。周恩來用平板的語調 告訴賀龍：林副主席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歷史上有問題，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你要好好想一想。   當周恩來說這些的時候，賀龍幾次按捺不住，但周恩來沒有讓他開口，而是只管自己說下去。周恩來最後說：“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賀龍、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住在一幢獨立住宅里。賀龍這是被隔離了，由一隊解放軍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