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紅衛兵 

紅衛兵的興起

“紅衛兵”這個組織，最早是由七名中學生發起成立的。那是在1966年5月間，清華附中的一些同學 指責校方不積極引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但學校領導人宣布：如果誰繼續把矛頭對準學校，誰就是反對校黨支部，就是反黨……又說：請不要忘記1957年的右派中也有學生。校方又規定：每天晚自習後 應立即回宿舍，不許串聯聚會。但學生們 繼續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討。5月29日晚上，卜大華等七名清華附中的學生，悄悄來到學校附近的 圓明園廢墟 聚集。他們決定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那樣組織起來。有人提議小組名稱叫“向陽”，有人建議叫“衛東”，最後大多數人贊同叫“紅衛兵”。名稱確定後，他們一起宣讀《紅衛兵誓詞》：“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他們最大的19歲、最小的只有13歲。 

接着，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各個中學出現。劉少奇、鄧小平派來的工作組到校後，紅衛兵們很快就與工作組產生了矛盾，並不斷升級。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了《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遭到了工作組的質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造反’二字怎麼解釋？”但紅衛兵卻是有備而來，他們高聲朗讀一條毛主席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   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 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8月3日，王任重約見他們，帶來毛澤東給他們的一封回信，信中說：“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此後，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全國各大、中學校里。

1966年8月18日，即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 參加了大會。那一天，從凌晨1時開始，百萬紅衛兵和群眾 開始陸續進入廣場，有一千多名紅衛兵代表 登上天安門城樓，數萬紅衛兵 登上金水橋兩側的觀禮台。9時半左右，毛澤東、林彪等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穿着一套嶄新的草綠色軍裝，頭戴一頂綴有紅五星的新軍帽。他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室里，一邊等待大會的開始，一邊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一起 審閱、修改大會的講話稿。劉少奇也在休息室里，孤獨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吸着煙。   10時正，慶祝大會開始，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 宣布會議開始，並致詞。在他的致詞中，非常醒目地給毛澤東加上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三個頭銜。   接着，林彪講話，他的聲音聽來有點像是聲嘶力竭，他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統帥”。這樣，林彪又給毛主席加上了第四個頭銜。（註：在會後不久，《人民日報》刊登了林彪的題詞：“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萬歲！”）   

接着，周恩來講話。隨後，聶元梓、各地紅衛兵代表也講了話。   在慶祝大會上，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宋彬彬，將一個紅衛兵的袖章 戴到了毛澤東的左臂上。 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與清華附中、北京大學、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紅衛兵代表交談，並單獨會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的40名師生代表。  

然後，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檢閱百萬紅衛兵。他高興地對站在身邊的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當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時，毛澤東帶着林彪等人在城樓上走動，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他不停地揮動着手裡的軍帽，向遊行隊伍和觀禮台上的紅衛兵致意。毛澤東的這一舉動，使得觀禮台和廣場都沸騰起來，天安門城樓兩側的觀禮台上，數萬名紅衛兵舉着《毛主席語錄》，一起高呼“我們要見毛主席！”呼聲震耳欲聾。廣場上，遊行的群眾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萬歲！”青年學生們流着淚。這種場面，通過廣播，感染了全國人民。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都以大量的篇幅報道了這一盛大活動。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全國各地大、中學校的師生 紛紛來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遂於8月31日，第二次接見了紅衛兵。那一天，來自全國各地及北京的五十萬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接見活動從下午3點開始。會上，周恩來首先代表中央講話。他號召紅衛兵“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周恩來講話以後，林彪臂戴“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發表了講話。他要求紅衛兵“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注意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內的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一定要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下午5時，毛澤東等領導人 走下天安門城樓，分別坐上檢閱車，準備進入廣場 檢閱紅衛兵隊伍。   毛澤東的檢閱車剛剛出了金水橋，由部隊戰士組織起來的人牆，就被狂熱的紅衛兵衝垮了。當時，紅衛兵們拼命向前衝，向毛澤東的座車擠來。為了排除這一險情，周恩來、汪東興緊急組織一隊又一隊的部隊戰士，從天安門裡衝出來 保護毛澤東。與此同時，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領導 也不斷地給紅衛兵們做工作，這才疏通了道路，把毛澤東給搶了出來。檢閱車回到金水橋前時，天已經快黑了，但紅衛兵仍舊不散，還要求再見毛澤東。見此情境，毛澤東又在天安門上停留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夜幕完全降臨，這次接見活動才告結束。  
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後，毛澤東要求對紅衛兵的串聯要“保吃、保住、保行”，中央據此發出一個通知，規定來京的外地大、中學生、教職員工，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並由國家財政開支生活補助、交通費用，來京以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時的飯費由國家財政負擔。通知發出後，全國各地的大學、中學的學生、教職員工，就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大串聯”。大串聯的首要目的地就是北京，他們要到北京來 接受毛澤東的接見。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大串聯的紅衛兵數目龐大，火車嚴重超載。火車車廂里 擠滿了人：茶几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連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車廂里的行李架普遍斷裂，各種設備被破壞。到了10月份 毛澤東第四、第五次接見紅衛兵以後，更多的紅衛兵湧向北京等地，交通運輸部門 已經完全不堪承受。在這種情況下，經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同意，開始提倡徒步串聯。這以後，一支支命名為“長征隊”的紅衛兵串聯隊伍 到處出現。很多紅衛兵 步行來到革命聖地，如井岡山、延安。但這些地方 缺乏接待大批訪客的條件。如井岡山，本來山上就沒有多少人家，結果先後上去了幾十萬學生，很快就沒有吃的了。周恩來知道後十分着急，馬上動員武漢、南昌、杭州等大城市 蒸饅頭、做麵包、餅乾、點心等，並派空軍的飛機 空投這些食品。空投前後進行了半個多月。不過，最後還是餓死了幾個人，另外 有人因飢餓後一下吃太多 而撐死了。   

在北京，一下來了那麼多紅衛兵，吃、住都成問題。周恩來實在沒有辦法，就向毛澤東請求說：“現在鐵路、汽車和輪船都很緊張，糧食和住房也緊張，是否可以對串聯的人數作一個限制。”毛澤東回答說：“現在才接見了六、七百萬，少了，要再加一倍，還要保吃、保住、保行。”周恩來就不再吭聲了。他從毛澤東那裡回來以後，召集國務院、北京市、軍隊各部門的負責人，再次開會研究。他接着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 進行動員，號召北京市的軍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要求各部門各負其責，要準備糧食、準備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學校、機關、廠礦、招待所和賓館統統讓出來，準備接待紅衛兵。就這樣，毛澤東又開始接見紅衛兵。

11月10日，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因人數有一百五十多萬，天安門廣場容納不下。周恩來提出，讓紅衛兵排列在天安門前的長安大街、二環路上，等候毛澤東 乘敞篷吉普車檢閱。   在人民大會堂第118廳，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檢閱的路線。地毯上攤開放着一張北京市區地圖，周恩來 雙膝下跪在地圖前，向毛澤東說明行車路線。毛澤東站在地圖旁，一面吸煙，一面聽着周恩來 昂起頭來解說。

11月25日、26日，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 連續兩天。在天安門、西郊機場，他接見了250萬紅衛兵。接見前，西郊機場 在周恩來布置下 連夜施工，在跑道的兩側 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帶，並且在機場內外 築路修橋，以便大隊人馬順利進出。接見時，飛機場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擠滿了人，真可謂是人山人海。由於人太多，到最後散場時，擠傷了好幾十個人，他們被送進空軍、海軍醫院。周恩來帶領吳法憲、李作鵬等空軍、海軍領導人，去醫院看望這些受傷的紅衛兵。   每次接見紅衛兵，74歲的毛澤東都感到很累。他有些吃不消了。到這次接見完了以後，精疲力盡的毛澤東終於說：“不能再見了。”有了毛澤東的這句話，周恩來才以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 發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學校紅衛兵 停止前往北京串聯。毛澤東總共接見的紅衛兵人數 大約在1100萬人左右。

在北京的大學中，有五個紅衛兵頭頭最出名，被人們稱為“五大領袖”，他們是：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他們五個人，當時都受到毛澤東、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們對中央文革的指示 也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

批鬥劉少奇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辦公室 突然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指名要其頭頭蒯大富 在下午2時 到中南海西門去，說中央文革要找他談話。蒯大富是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來造反，受到工作組的批判，被定為右派。蒯大富為此宣布絕食，陳伯達派人 對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自此，蒯大富名聲大振，拉起了隊伍，成立了井岡山兵團，並於1966年9月24日奪了清華大學的領導權。他堅決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號令行動。   現在，蒯大富按時來到中南海西門，被引導到旁邊的一個房間裡。房裡坐着張春橋，他一字一頓地對蒯大富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註：指劉少奇、鄧小平），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蒯大富連連表示：“請首長放心，我保證照辦。”次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 主持召開誓師大會，發出了“徹底砸爛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的動員令。12月25日，蒯大富率領井岡山兵團的五千餘人，由廣播車開路，舉着各種橫幅、旗幟，奔向北京市區。在天安門廣場上，蒯大富主持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五千餘人兵分五路，奔向王府井、西單等鬧市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大字報到處張貼，並散發傳單。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的群眾組織 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聶元梓等人 用激烈的語言 對劉、鄧進行攻擊。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 紛起呼應，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倒劉、鄧的狂潮。30日傍晚，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等人 親自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表示“堅決支持”。   1967年元旦，中南海內的造反派組織“紅色造反團”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 張貼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標語。

1967年1月6日，清華大學紅衛兵 設計了一個圈套：假稱劉平平（註：劉少奇的女兒）遇上車禍，引誘王光美出來，抓她起來批鬥。當天快到吃晚飯的時間，劉少奇家中的電話鈴聲響了。王光美接過電話，聽筒里傳來急促的聲音：“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裡搶救，請你們馬上來！”王光美讓另一個女兒劉亭亭 與警衛班長一起 騎自行車去醫院。他們剛出門，王光美又讓兒子劉源 也去醫院看看情況。過了一會兒，劉亭亭打電話來，說姐姐是“粉碎性骨折”。王光美聽完，說：“周總理不允許我們出去（註：即不要離開中南海，以策安全）。”劉少奇說：“你不去我去，女兒是因為我挨斗被汽車撞了。”王光美說：“那我跟你一塊去。”於是，劉少奇夫婦趕往醫院。但是他們剛進醫院門，劉源就喊道：“爸爸、媽媽，他們騙你們呢，他們要把媽媽騙到清華大學去批鬥。”王光美一聽，決然把劉少奇往身後一擋。劉少奇 愣在那兒。王光美說：“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後使勁推拉劉少奇及其子女，最後是衛士把劉少奇給架走了。衛士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覆是：“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這樣，王光美落到了紅衛兵手中，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批鬥。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立即給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兵團紅衛兵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明晨5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在劉少奇家裡，兩個女兒都哭了。劉少奇說：“不怪你們，是我犯錯誤了，讓你媽媽去作檢討，我一定想辦法把你媽媽接回來。”第二天，紅衛兵按照周恩來的命令 送王光美回到中南海的家裡。同時，北京出現了 描述“智擒王光美”的大字報，並立即傳遍全中國。

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取消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此前，陶鑄已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誣為“最大的保皇派”，賀龍已被林彪點名 說成是“大土匪”。

1月13日深夜，毛澤東約劉少奇到人民大會堂談話。劉少奇說：“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 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法國學者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的《機械人》。臨別時，毛澤東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3月21日，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把有關劉少奇歷史問題的材料，轉交給此前已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作進一步調查。公安部長謝富治 在專案組報告上批示說：“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江青同志。”

4月1日，北京各大報紙 刊登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的署名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章針對劉少奇，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讀後，狠狠地把報紙摔在桌上，說：“假話，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4月6日，中南海的造反派 高喊着口號 衝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住處，“勒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必須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註：劉少奇習慣夜間工作，上午睡覺）。造反派圍住劉少奇，用手裡的“紅寶書”（註：即《毛主席語錄》，是袖珍版的，紅衛兵人手一冊，激動時就揮動紅寶書）對他指指點點。他們就戚本禹文中所列的“八大罪狀”逐條提出質問。當造反派質問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時，劉少奇一下子發怒了，他說：“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黨中央批準的。在日寇就在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啊！這事，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嘛！”   坐在家門口的“小小”（劉少奇最小的女兒）看到父母親挨打，非常害怕，“哇”地一聲號啕大哭。“源源”（劉少奇的另一個女兒）見狀，忙去照顧小小，被造反派攔住。源源怒目圓睜說：“你沒看到一個小孩子被嚇哭了嗎？”   接着，王光美專案組 抄了劉少奇的家，抄走了劉少奇、王光美的筆記本等，共188本。第二天，劉少奇交出一篇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成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幾個小時之後，被人撕得粉碎。   在武漢，汪東興得悉了中南海揪斗劉少奇的事，當即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聽後說：“我不贊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鬥。還是背靠背，不搞面對面。”並讓把他的話轉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   其實，毛澤東早在離開北京去武漢之前，曾在人民大會堂第118房間，召集周恩來等一些老幹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 一起開了一個會，談他離京後的工作安排時 說：“對劉、鄧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麼面對面的批鬥。”  

紅衛兵 要組織三十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劉少奇得悉後 說：“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要作檢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見群眾，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眾？”“別人就是一貫正確的嗎？要一分為二，為什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說到這裡，他把手中的湯勺猛地摔在桌子上。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把在家的幾個孩子叫攏過來，緩緩地說：“將來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劉少奇又對子女說：“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經受住委屈，在實際勞動中接受鍛煉，人民對我不理解，對你們也可能有些過火的行動，你們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國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着黨，永遠為人民。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與群眾有對抗情緒。……我多次跟你們說過，對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還要說一句，人民的誤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在三十萬人的大會召開之前，清華大學的紅衛兵 三次審問了王光美。第一次是在4月10日晨６時半。他們事先準備了一件很瘦的旗袍、一串用乒乓球製作的“項鍊”（王光美在陪同劉少奇訪問印度尼西亞時，身穿旗袍，戴項鍊，這被紅衛兵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穿戴”），這時要她穿上旗袍。王光美不穿。紅衛兵說：“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王光美：“就不穿！”紅衛兵說：“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光美：“反正我不穿。”“反正你們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紅衛兵們哄堂大笑，說：“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異已分子，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也不給，半點也不給。今天，是對你專政，沒有你的自由。”王光美：“這是綢子的，太冷了。”紅衛兵：“凍死蒼蠅未足奇（註：這是毛澤東的詩句）。不行！都穿上。”王光美：“你們沒有這種權利。”紅衛兵：“我們就有這個權利！今天是鬥爭你，我們要怎麼斗就怎麼斗，沒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論收起來吧。我們是革命群眾，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階級陣線。”這時，“捉鬼隊員”硬上，給王光美穿上了“妖衣”。王光美抗議道：“你們武鬥。你們違反毛主席指示。”紅衛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註：這是毛澤東的語錄）……”王光美：“你們用強制手段。”紅衛兵：“你穿上這套衣服去印尼與蘇加諾（註：印尼總統）弔膀子，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你侮辱了全中國人民。你還想倒打一耙？對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清華園的頭號大扒手，對你就是要強制。”   然後，紅衛兵開始正式審問：“王光美你說，你對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怎麼看？”王光美：“我主觀上還認識不到這個水平。反正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主席許多事情委託劉少奇、書記處處理，發生的事他要負責，但現在他靠邊站了，不負責了，不當權了。在反動路線時他是走過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的。”紅衛兵：“就按你的這種說法，你說說看，劉少奇走過那些資本主義道路？”王光美：“山西老區互助組的批示，是錯的，是他批的。合作社發展太快，他求穩，說要慢一點。1962年他對困難的估計過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謬論他是不贊成的，單幹也是不贊成的。他那時許多時刻還是堅持社會主義的。”紅衛兵：“劉少奇宣揚‘紅色資本家’，說剝削好，也是主觀上走社會主義道路嗎？”王光美：“劉少奇是講了很多錯話，你們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講話，當時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許多話是很錯誤的。當時天津有一種過‘左’情緒，不少人要消滅剝削階級，是毛主席派他去糾偏的，他一些話是糾偏講的。現在大字報上的話與他講的有出入。”紅衛兵：“這麼講，說‘工人就得剝削’是對嗎？”王光美：“有些是錯的。有的這樣講是對的，有的這樣講不好。這不能脫離環境。比如一個資本家與他座談，說剝削是罪惡，那開一個工廠就大罪，再開一個工廠罪就更大了。劉少奇說只要對國富民強有好處，開廠剝削，這樣的剝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這樣的剝削。這是在特定條件下講的，現在有人砍頭去尾地講這句話。”紅衛兵：“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階段，散布對蔣介石的迷信是誰呢？”王光美：“那不只他一個人。根據報紙上的報導，絕不是一個人的責任，停戰協定（決議）上寫‘和平、民主’很明顯嘛。他現在把責任擔起來，勇於承擔責任。”紅衛兵大笑：“這麼他還是英雄了？”   接着，紅衛兵要王光美戴上項練，並問：“你說！江青同志叫你出國不要戴項練，你為什麼非要戴上？”王光美：“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帶別針，沒說戴項練的事，但問題是一樣的。”紅衛兵強行給她戴上乒乓球串，給她打扮後照相。王光美：“你們不應該侮辱我。”紅衛兵不理她。  然後，紅衛兵問道：“王光美，你對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幾個問題怎麼看？” 王光美就戚文提出的十一個問題，一個一個地逐次作了回答。   最後，紅衛兵問：“王光美，你怕不怕？”（註：當時王光美準備坐牢，將毛巾、牙刷什麼的 都帶來了。）王光美：“我怕什麼？我不怕。”   當天下午1時、傍晚5時半，紅衛兵又兩次審問了王光美。

7月18日，北京一百多個群眾組織的數十萬人 在中南海西門外 召開“揪斗劉少奇誓師大會”。他們在那裡“安營紮寨”，圍困中南海，要求“劉少奇滾出中南海”。   中南海的造反組織 準備當晚開大會 批鬥劉少奇夫妻。劉少奇得知後，默默地望着王光美，平靜地說：“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晚上，劉少奇、王光美被分別揪到 中南海的兩個食堂內批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被強按着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他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襪子。批判持續近兩個小時，年近七旬的劉少奇的臉上不斷滾落汗珠，他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站在他旁邊的人，狠狠一掌 把手絹打落。   在武漢，汪東興向毛澤東報告了中南海批鬥劉少奇夫妻的事，毛澤東讓汪東興 給周恩來打電話，請他告訴那些群眾組織：對劉、鄧、陶等人不要搞面對面的批鬥。周恩來聽了汪東興的電話後說：“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講講。”汪東興就又把毛澤東的話用電話通知了戚本禹。

8月5日，是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周年。這一天，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數百萬人參加的大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為了與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會相呼應，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 在戚本禹的直接指揮下，分別批鬥劉少奇夫婦，鄧小平夫婦，陶鑄夫婦。批鬥會分別在這三對夫妻各自的家院內舉行。  在劉少奇家的院子裡，造反派強按下劉少奇的頭，把他的手扭到背後，作“噴氣式”。他們把劉少奇夫婦押到會場一角，硬把他們的頭按下去 向兩幅巨型宣傳畫上的紅衛兵鞠躬。突然，王光美掙脫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撲上去抓住劉少奇的雙手。劉少奇也緊緊握住王光美的雙手。造反派凶神惡煞般掰開了 他們的手，王光美又奮力掙脫，拉住劉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家中的辦公室。他立即按鈴 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機要秘書當夜就寫了匯報，但劉少奇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回答。8月7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信，書面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告訴毛澤東“我已失去自由”。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轉押秦城監獄。劉少奇的子女也被趕出家門，有的到所在學校接受批判，有的流浪街頭。劉少奇獨自一人，被看管在中南海住處 福祿居的前院。精神上的痛苦、作息習慣的突然改變、安眠藥用量的限制，使劉少奇一個晚上只有一、兩個小時能入睡。身體變得越來越弱。

批鬥鄧小平

1967年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組織 把鄧小平夫婦帶走，說有事情要問。鄧小平夫婦走後，他們抄了鄧小平的家。但什麼也沒有搜查出來。原來，鄧小平的習慣是：開會不做記錄，平時不寫筆記，發言講話不寫講稿，最多一個紙條記幾個數字；處理文件都是 當日事、當日畢，看完批完就讓秘書拿走，辦公室內不留文件。他的辦公室內乾淨簡單，除了書籍以外，幾乎什麼也沒有。抄家的人，未免有些失望，氣鼓鼓地說：“一點筆記都沒有，這個總書記，也不知道是怎麼當的！”

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造反派群眾 以開黨支部會的名義，批鬥了鄧小平，宣布從即日起 限制鄧小平夫婦的行動自由，並限他三天內交出“請罪書”。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今日上午支部會議的情況料已知道。另，外語學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寫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對此類事情應如何處理，理應請示主席和中央。電話不便打，我寫一封信求見主席，請代為轉呈。”在所附的給毛澤東的信中，鄧小平寫道：“5月見主席時，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並囑如要見主席可直接寫信。我再次寫信求見主席，十分懇切地希望能夠當面向主席請教。我自覺這個請求是不一定恰當的，但我別無辦法，只能向主席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別的同志找我一談。”但毛澤東那裡沒有回應。   這裡提到的“5月見主席”一事是這樣的：5月的一天，汪東興來到鄧小平家中，說：“是主席讓我來看看你，轉達他的三個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鄧小平聽後，要求見主席當面談談。幾天以後的一個深夜，正在睡覺的鄧小平被叫醒 去見毛澤東。直到黎明時分，鄧小平才返回家中。他告訴他的夫人卓琳：主席主要問他30年代離開紅7軍到上海去的歷史情況（註：那時，紅7軍在廣西的起義受到鎮壓，被迫向江西井岡山轉移，途中隊伍被打散，鄧小平離開隊伍，去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並匯報工作）。另外，他告訴卓琳：主席批評了他派工作組的錯誤，但態度緩和。

8月1日，鄧小平原來的秘書和警衛員都被調走了。中央辦公廳派來了一個新的秘書。新秘書來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卓琳叫到他的辦公室，那裡的牆上貼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標語。他聲色俱厲地 讓卓琳揭發鄧小平。卓琳從容地說：“小平同志從來不把工作上和組織上的事對家裡人講，我什麼也不知道。至於文件，每天看完後，該處理的當天都處理了，其他的都送中辦機要處了，要什麼，你們自己去翻吧！”

8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數百萬人參加的大會，紀念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 在鄧小平的家院內 批鬥鄧小平、卓琳夫婦。他們把鄧小平夫婦從屋裡押出來，把他們團團圍在院子中間。呼喊了一陣“打倒鄧小平”口號聲後，他們又連喊帶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後再七嘴八舌地質問鄧小平。鄧小平剛剛辯解了幾句，便被粗暴地打斷，說他負隅頑抗。群眾組織在院內架上喇叭，播放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批判大會實況。批鬥結束後，卓琳扶着鄧小平走回屋裡，看到鄧小平臉色蒼白，趕緊倒水讓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  

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另眼看待的，他在1967年7月14日對王力說：“我不同意並列地提打倒劉、鄧的口號。……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出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掌舵，都離不開周恩來。”   造反派頭頭也知道 毛澤東對鄧小平另眼看待，因此批鬥鄧小平沒有批鬥劉少奇那麼狠。

張霖之部長的慘死

張霖之，是煤炭工業部部長。1965年初，劉少奇 在與毛澤東爭論時曾問：“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當即回答說：“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1966年12月，江青又點名張霖之是“彭真死黨”。於是，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 鼓動中國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把張霖之抓了起來批鬥。

1967年1月的一天，張霖之的女兒去礦業學院探望父親。她在樓道等的時候，聽見從樓下傳來一陣吆喝聲，急忙迎到樓梯口去 迎侯她的老爸。她看到：她老爸正被押解上來，頭髮被從中間剃掉了一大片，胸前、胸後各掛着一個大木牌，手裡還舉着一個牌子，上用大字寫着“三反分子張霖之”，“彭真死黨張霖之”，而“張霖之”這三個字是倒着寫的，上面劃了個紅×。來到關他的房間後，他女兒問道：“爸爸，您還有糧票嗎？”當即被造反派 怒聲喝住。她不再作聲，他也沉默着。 

造反派找來一個鐵爐子，用張霖之的鋪蓋 卷裹在外面，然後用粗鐵絲 掛在他的脖子上。張霖之的後頸被勒出一道血印。造反派要他站在凳子上，雙手高舉木牌。張霖之堅持不住，摔了下來，造反派再將他拉上去。   接着，來自汾西礦務局的幾個人，弄來一個重30公斤的鐘型鐵帽，把它扣到張霖之的頭上，作為高帽子。張霖之的頭頸 無法承受這樣的重量，被壓倒在地，昏死過去。1月21日，張霖之被拉去遊行示眾。此時的張霖之 已經無力抬頭，頭垂得很低。回來後，造反派讓他站在一個凳子上，然後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張霖之摔到地上。他坐在地上，起不來了。當晚，駐校進行軍訓的解放軍軍官開會，有人說張霖之有自殺的苗頭，要大家“注意兩條：第一，提高警惕，防止張自殺發生意外；第二，把洗漱室曬衣服的背帶解下來，不然張用解放軍的背帶上吊自殺影響不好。”第二天早上，看守發現張霖之吊死在房內，終年58歲。造反派說：張霖之是畏罪上吊自殺，“自絕於人民”。

周恩來得知這個消息，落了淚。他拿着張霖之遍體鱗傷的照片，對造反派說：“你們把張霖之部長扣押四十多天，不讓他回家，也不向我報告，批鬥幾十次，刑訊逼供，是誰給你們的權力？別說對一個部長，就是對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能這樣啊！如果連一個部長的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國家還有什麼希望？真是無法無天了！”他指示公安部驗屍、調查。   屍檢人員在一間小房子裡的水泥地上 看到了張霖之的屍體：赤膊，下身穿棉毛褲，腳穿着棉鞋，沒穿襪子。驗屍結果是：全身青紫，口微張，背後有三十多處傷痕，脖子上有勒痕，腦後有一個血洞，血痕尚在，前額偏左處有塌陷。沒有進行屍體解剖。屍檢報告的結論是“縊死”，至於是他殺還是自殺，則說“不在調查之列”。 

在國務院的一個會議上，周恩來悲憤地說：“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這樣死了，他是國務院的一位部長，是中央候補委員，叫我怎麼向黨中央交代啊！”此後，周恩來採取緊急措施 保護各部委負責人。他以召開生產會議的名義，將各部部長集中到中南海，並吩咐安排房間讓他們休息。他還規定：批鬥部長 須經國務院同意，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水電部部長劉瀾波 感嘆地說：“霖之同志的死救了我們大夥。”

七機部部長王秉璋 向林彪匯報工作時，從文革的混亂 講到張霖之的死，林彪說：“張霖之是個好同志，他是讓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劊子手！”  

【附註：1970年７月底，周總理主持國務院業務組會議，作出了《關於張霖之死亡問題》的決定：“大家一致認為，張霖之同志的歷史是清楚的。張霖之同志在礦院全校廣播中聽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註：作出這個決定時，戚本禹已被打倒）這種威脅和煽動的語言，而身體已受到重傷，自不能不陷入極度緊張的狀態，因此，致張在武鬥和逼供的混亂中死去。茲決定，張霖之同志的死亡，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張霖之同志的家庭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牽連，應按革命幹部家屬對待。”   1973年冬，在鄧小平家中，張霖之夫人李蘊華 向鄧小平敘述了張霖之被誣陷、迫害、慘死的全過程，她說：“霖之同志已不明不白地死去六、七年，還未得到公正結論，擔心久拖不決，沒有結果。”鄧小平說：“霖之同志是好同志，我們不會忘記他；霖之同志的問題我會管，不會沒有結果的；你不要着急，水到渠成嘛。”1975年10月８日，鄧小平已復出，煤炭工業部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關於為張霖之同志恢復名譽的報告》，明確否定了強加給張霖之的罪名，要求為其恢復政治名譽，在死因上指明是“蓄意殺害”。鄧小平批示：“同意，照發。我參加追悼會。”28日下午，張霖之的骨灰安放儀式 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決定為張霖之等八人舉行聯合追悼大會。次年初，追悼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鄧小平主持了追悼會。   1992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政部 向張霖之家屬頒發《革命烈士證書》。他的夫人李蘊華表示：“我們全家之所以長期堅持為霖之同志爭取烈士榮譽，是為了使他的犧牲得到全面的正確的評價，是為了告慰霖之同志的在天之靈。我已離休，自有國家照顧，我的子女自食其力，各得其所，無須國家照顧。因此，我們只領取烈士證書，不要烈士撫恤金。”   張霖之死亡的那天晚上擔任看守之一的一名造反派，後來被分配到河北邯鄲峰峰礦務局機械總廠工作。他只要一聽說 上面來人調查張霖之死亡一事，就渾身哆嗦，後來得了精神病，死了。】

彭德懷被打斷肋骨

1967年7月19日，彭德懷被帶到北京航空學院批鬥。該學院紅衛兵組織的頭頭 名叫韓愛晶，是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一。參加批鬥的，是幾十個紅衛兵，他們連聲呵叱：“彭德懷，交代你的問題！”“你為什麼要發動百團大戰？”彭德懷答道：“打日本鬼子唄！”紅衛兵說：“百團大戰沒有請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評！”彭德懷答：“嘿，不對的。打電報了嘛！毛主席、中央軍委發來了電報祝賀。”韓愛晶厲聲喊道：“彭德懷，交代你在廬山會議上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懷說：“我沒有罪行，只有錯誤。對廬山會議還保留我的看法。”全場沸騰、高呼：“打倒彭德懷！”韓愛晶一拳 將69歲的彭德懷元帥 打倒在地，手下的紅衛兵一擁而上，對彭德懷拳打腳踢。彭德懷滿臉是血，他抬起頭來，剛想說什麼，一個紅衛兵猛拳衝着彭德懷胸部打去。彭德懷倒了下去，他的頭撞在課桌上，跌倒時又撞在水泥地面上，發出重重的響聲。彭德懷忍痛喊道：“你們怎麼這樣對待一個快七十歲的人！”彭德懷被拽起來，打倒；再拽起，再打倒，連續七次。一個穿皮靴的大個子紅衛兵，飛起一腳，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懷右胸踢去，彭德懷深哼了一聲，昏迷過去。下午5時50分，半昏迷的彭德懷被架回囚室，勒令他寫“認罪書”。第二天，彭德懷起不了床，被送到第267醫院檢查。他的病志記載着：“胸部正位相X線所見：(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內小量積液；(4)右肺下葉部分不張。” 

從7月26日開始，重傷中的彭德懷被北京航空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三軍直屬機關和在京院校等單位的造反組織 連續“揪斗”，其中六次是在萬人大會上，七次為“遊街”。在被“游斗”中，彭德懷幾度昏迷。北師大批鬥會以後，彭德懷右半身麻木。   從8月16日開始，彭德懷再度被連續“批鬥”，北京軍區、第二炮兵司令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海軍司令部、北京衛戍區、通信兵、防化兵、裝甲兵、鐵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解放軍政治學院、後勤學院、高等軍事學院、第六研究所等單位 召開批鬥大會，共十二次。到1967年末，彭德懷被隔離審查，此後沒有被打。

“揪叛徒”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從1966年8月起，各地相繼成立了“揪叛徒”組織。康生指使這些組織 去查找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報紙，從其中尋找“叛徒”線索；他們還批准這些組織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 到各地查閱機密檔案。

在這場“揪叛徒”的過程中，首當其衝的是薄一波（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安子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老幹部，他們被認為是“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主要成員。9月16日，康生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並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這個“薄一波叛徒集團”在歷史上是這樣的：1931年的時候，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共黨幹部被捕後 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他們在獄中有組織地、長期地與敵人作堅決鬥爭。1936年，日本侵蝕我國華北。如果日軍打進北平，這批被關押的幹部必遭殺害。中共北方局的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對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說：這幾十名幹部 堅持不在《反共啟事》上簽名，因此出不了獄。劉少奇認為：這些幹部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於是，劉少奇、柯慶施 向中共中央建議：讓這些同志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國民黨的規定履行出獄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後出獄。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議。這樣，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根據這一決定，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後 出獄。這批幹部，在後來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都是高級領導幹部。   1966年11月，南開大學的“衛東”紅衛兵跑到西安，與西安的“炮打司令部戰鬥隊”一起，揭發劉瀾濤1936年“自首出獄”的問題。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於23日電告中央，請示如何處理。周恩來閱電後，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西北局的復電：“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電報擬好後，周恩來送毛澤東批發，並附短信註明：“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否則，震動太大。”周恩來還在信封上寫上：“請徐業夫同志面陳主席閱批，特急件！”毛澤東用鉛筆在“主席”兩個字上劃了個圓圈，然後拖出一槓，再寫下“照辦”兩個字。

然而，三個月之後，毛澤東改變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據此，中共中央於3月16日下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打成“叛徒集團”。對此，江青很是高興，在4月12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興高采烈地說：“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軍隊的文化大革命

對於軍隊裡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林彪在軍委會議上表示：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基於林彪的這個意見，軍委對軍隊院校 如何進行文革 作出了規定：只進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單位內搞“四大”，不准搞串聯。   但是，自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後，軍隊院校的不少學員也湧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裡去 要求允許他們進京 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並要求給予他們 與地方院校一樣 在全國進行大串聯的權利。   中央文革把他們的意見，端到中央的碰頭會上來 ，問道：“地方的學生能串聯，軍隊的學生為什麼不能串聯？應當讓他們進北京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林彪讓葉劍英 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看看究竟該怎麼辦。在會上，大家提出 軍隊的院校師生進北京來見毛主席 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見以後，必須立即返回原單位，不能同地方的學生搞串聯，不能干預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並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 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的師生可以分期分批地來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是接見以後，必須馬上返回原單位；第二、來北京以後，一定要模範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並且一定要有領導帶隊；第三、來京以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聯。  
於是，大批的軍隊院校師生湧入北京；但他們來了 就不肯回去了。這些滯留在北京的軍隊院校學員，很快就與地方院校的學生串聯在一起，開始在北京“鬧革命”。他們首先衝擊國防部。國防部在北海公園一帶，與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單位在一起。1966年11月上旬的一天 凌晨3時，軍隊院校學員們 突然包圍了這幾個軍事機關，叫嚷着要揪出副總參謀長李天佑，說他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天，學員們在毆打了警衛戰士之後，衝進總參大院，賴在裡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來不可。面對着這種局面，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副主任劉志堅 向林彪提出：問題是嚴重的，必須進行嚴肅、果斷的處理，否則會對統帥機關的安全和戰備工作，造成難以設想的後果。他們建議：命令衝進國防部大院的學員立即撤出大院，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抓一、兩個帶頭鬧事的頭頭；對衝進大院的學員，要他們寫出書面檢討，保證今後不再重犯。   林彪沒有接受這個建議，相反要求對學員們 實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的方針；要求在這個前提下，對衝進國防部大院的學員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動員他們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謝鏜忠等 全軍文革成員，先後出來講話，想動員學員們離去，但都是講不了幾句，就被學員們呼喊的口號聲 給壓了下去。最後，還是中央文革的張春橋、戚本禹 拿着陳伯達的一張便條 到了現場，向學生們宣讀。陳伯達在便條上寫道：“我聽說你們衝進了國防部，心裡很不安。國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地方，你們沖了不好。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很好的，但是你們的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我希望你們很快撤離國防部。”聽了陳伯達的這幾句話，學員們雖感到很意外，也很不滿意，但是無人敢提出異議。不久，衝進國防部大院等地的軍隊院校學員們陸續散去。
從1966年冬開始，軍隊院校的師生 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橫衝直撞，不但衝擊國防部、總參、總政、總後，還衝擊空軍、海軍、工程兵、鐵道兵、炮兵、裝甲兵、通訊兵、北京軍區，幾乎所有的在京軍事機關都被沖遍了。他們每沖一個軍事領導機關，都是首先進住領導機關的辦公大樓，占領所有的辦公室、禮堂、飯廳，然後再白天、黑夜地揪斗這個機關的領導幹部。另外，他們在這些軍事機關里貼大字報 “炮轟”、“火燒”領導幹部，並且搶檔案。他們把幾乎所有的軍事領導機關 都搞癱瘓了。

經林彪同意，軍委於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 召開一個十萬人的大會，動員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員 撤回本單位去進行文化大革命。大會由總政部主任蕭華、副主任劉志堅主持。大會正式開始後，蕭華首先請陳毅元帥講話。陳毅在講話中說：“有的學生沖中南海，沖國防部，我是堅決不同意的。……你那個單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國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誇大本單位的重要，把局部誇大。打解放軍、打幹部，都是解放軍，解放軍打解放軍，我是沒有見過，沒有什麼事比這更痛心的了。……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你們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們的行動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本意。”陳毅講完後，賀龍、徐向前、葉劍英三位元帥講話。台下面有千把人，不滿意幾位老帥的講話，在那裡亂喊亂叫。蕭華、劉志堅見此，立即宣布散會。
11月29日，總政治部又在首都工人體育場 舉行了一次軍隊院校來京人員的大會。在大會正式開始前，周恩來來到會場，他繞場一周，與參加大會的軍隊院校人員見面。這次大會仍然由陳毅首先講話，他說：“我接觸過一些同志，他們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沒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志。他們的作法就是簡單化、擴大化。我對他們說，你們的作法不糾正，我交班也不交給你們。現在你們大學還沒有畢業就這樣凶，將來掌了大權，還不整死人？將來還了得呀！我就是這樣講話，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這是老實話、真話。”陳毅講完話，葉劍英講話，他說：“我們的最高統帥是毛主席，軍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麼？你們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有人說我又挑動群眾斗群眾，不是！我不敢挑動群眾斗群眾。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沖我們的國防部，這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還有比這嚴重的錯誤麼？”

東、西長安街貼遍了“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的大字報。中央文革認為老帥們的講話是錯誤的，並通過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 一次又一次地要陳毅、葉劍英作檢討。   過了幾天，中央文革準備也同樣在首都工人體育館 召開一次十萬人大會，以地方學生造反派為主。他們點名要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幾位老帥和解放軍三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 出席大會。為此，葉劍英召集各總部和各軍、兵種負責人 到他家裡，看看究竟去不去參加會議。葉劍英本人主張去。   但與會者 都勸老帥們不要去，因為事情是明擺着的，去就是挨批挨斗，而且很可能會有體罰、人身侮辱；但可以讓我們這些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人去。可是，葉劍英不同意 由大家代老帥們挨斗。就這樣，一直研究到午夜，也沒有研究出什麼結果來。於是，葉劍英去向林彪、周恩來請示。林彪這時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周恩來則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就否決了這個大會，說：“不能去，不能召開這樣的會議。”他還責備江青說：“這種作法是錯誤的。”江青沒有辦法，只好通知，這個大會不開了。大會取消了，使得學生們在工人體育館 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的餓，火冒三丈。他們回去以後就大寫特寫 炮轟、火燒、打倒幾位老帥的大字報。中央文革仍然堅持要葉劍英作檢討，說：“大會可以不開，但是必須在一定的會議上作檢討。”他們讓劉志堅準備一個檢討稿子，要葉劍英在會議上念。   這樣，在1966年的除夕之夜，中央文革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集了一個會議，有兩千多人參加，由葉劍英作檢討。他還沒有念完檢討稿，下面的一些人就轟起來了：一排排的學生手持大字報沖向主席台，準備對葉劍英有所動作。見此，劉志堅等人 趕緊保護葉劍英 從後台走了。會議就這樣散了。  

這次會議結束以後，關於會議的情況立即反映到了林彪那裡。林彪隨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說：“葉劍英在會議上作檢討，還是遭到了學生的圍攻。”毛澤東說他事前不知道這個會議，當即表示說：“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事後追查下來，中央文革、江青說 這個會議是全軍文革劉志運堅搞的。1967年1月4日，劉志堅被江青點名，撤銷了全軍文革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職務，不久後遭隔離審查。   劉志堅被打倒後，全軍文革就沒有了組長，加之一些成員也靠邊站了，使得全軍文革癱瘓。為此，江青去找林彪說：全軍文革這個機構很重要，沒有組長不行，必須找一位有聲望的、能壓得住的老帥來擔任。她建議，由徐向前元帥來接替劉志堅的工作。她還告訴林彪，她的這一提議已經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江青又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員關峰 來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林彪答覆說：“好，行。”事後，他又直接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果然答覆說：“可以。”

在全國各地，衝擊軍事機關、揪斗大軍區領導人的事件 不斷發生。有的軍區作戰室被封，一些將領被掛黑牌、畫鬼臉。1月中旬，陳伯達在接見群眾組織時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很快，總政機關大樓里 就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陳伯達又在一次軍委碰頭會上說：“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很多軍隊幹部 被揪斗。南京軍區就有八個領導被揪斗、被罰跪；軍區司令員許世友 為了免得被揪斗 跑去了大別山的一個軍事基地，並警告說：如果有人敢來揪他，他就開槍。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說：“首都‘三司’的學生跑到福州來胡鬧，弄得戰備工作無法進行。如果再這樣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擊去了。”

面對這樣的局面，軍委領導請示林彪並得到同意：借開會的名義，把軍隊在全國各地的負責人 接到北京來 保護起來。1967年1月上旬，經毛澤東同意，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 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林彪規定：不經過他、葉劍英、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准返回原單位。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 開了三個月，共制訂了十七個文件。所有的文件都體現一個精神，即穩定軍隊。會議代擬並被採用的第一個文件是《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該文件寫道：“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擔負着備戰和保衛國家的偉大任務，擔負着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任務。今後，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這個文件經毛澤東批准後，於1967年1月14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各地。  第二個文件是《中央軍委命令》，共八條。該命令規定：軍以下、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 都不搞運動，只堅持正面教育的方針，“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在那些開展文革的單位，應該“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另外，又規定一切外出串聯的軍隊人員，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後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和軍隊內的戰備系統、保密系統。   這個軍委命令的八條內容，是林彪提出來的。那是在1月24日晚上，徐向前來到林彪的住地，匯報了全軍混亂的情況，提出：“軍隊這樣亂下去不行，要儘快搞個條條和規定。”林彪聽了，連連點頭。他當場口述了穩定軍隊的意見，共九條。後來，林彪又請葉劍英、聶榮臻來毛家灣，一起商議這九條。這個九條，後來整理為七條。這七條意見，送到軍委擴大會議進行討論。可是，參加會議的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員 不同意這七條，與葉劍英等人爭論得很厲害。會後，葉劍英打電話給林彪，說是不是想個辦法，找一下毛主席吧？這樣，林彪立即帶徐向前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了這七條，並提議再加上“加強對子女的教育”這一條，這樣成了八條。當毛澤東在文件上寫完他的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之後，林彪說：“主席你簽了這個字，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呀！”《軍委八條》下發以後，衝擊解放軍的歪風被剎住，對保障整個軍隊的穩定，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通過的眾多文件中，《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是一個例外。林彪對軍隊的文革，有個原則 是軍隊不介入地方的運動。但毛澤東於1967年1月21日在一個文件上批示說：“林彪同志：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該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第二天，軍委擴大會議就通過了那個決定，要求解放軍支持革命左派，也就是正式介入地方的運動了。此後，解放軍的“支左”任務，又擴展為“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五項，即“三支兩軍”，這樣 軍隊就全面介入了地方的運動。

周恩來保護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是對共產黨外的著名人士的統稱。章士釗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參加辛亥革命，又出任 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1949年曾是南京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章士釗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曾借給毛澤東 數百塊銀元 做活動經費。建國後，每年春節的前兩、三天，毛澤東都派秘書 往章府 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直到章士釗去世。 

1966年8月29日晚10時，章士釗家來了一群紅衛兵，約有二、三十名，有男有女，都身穿軍裝式服裝，戴“新北大紅衛兵”臂章。他們直奔客廳，一個女紅衛兵 喝令章士釗 到院子裡去。家屬在旁求情，說他年紀大了，晚上外面風大，是否有話就在屋裡說。來人哪裡容得，不容分說 抓起章士釗就往院子走去。在院子裡，紅衛兵歷數章士釗的“罪狀”：說他是魯迅筆下的落水狗，是老混蛋，並命令他低頭認罪。章士釗不肯低頭，他們就強按他的頭。接着，幾個紅衛兵拿出《毛主席語錄》向他念了幾段，並宣布其罪狀。章士釗不說話，雙方相持了一會兒，有個紅衛兵發出命令 要他站好 不許動。然後他們回到客廳，開始“破四舊”的行動：他們到處亂翻，把很多珍貴文物、古籍、線裝書 扔滿一地，隨後揀起一些他們認為重要的東西 如信件等後，撤走了。臨行前，貼了許多封條，大門處貼了侮辱性的對聯、橫幅，並警告其家屬，不許撕掉。
紅衛兵走後，精疲力竭的章士釗 回到屋裡，躺在床上，休息半小時後，到書房 給毛澤東寫信。他在信中向毛澤東報告：北大紅衛兵到他家裡來批鬥他，並抄了家，他請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毛澤東閱後，立即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看後，馬上採取了三條措施：一是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給章士釗；二是派兩名警衛部隊的解放軍戰士到章家，負責保衛工作，勸阻可能發生的紅衛兵再次抄查；三是秘密將章士釗 送到解放軍301醫院，以保其人身安全。幾天后，章士釗收到毛澤東的回信：“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繫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順祝健康！” 既然毛澤東說了 章士釗“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乘機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   （1）（人大）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國家）副主席（2）部長、副部長（3）政副（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4）國副（註：國務院副總理）（5）各民主黨派負責人（6）兩高（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李宗仁）”然後，周恩來開始落實對這些人士的具體保護措施。9月1日，他指示解放軍301醫院：準備接收一批特殊的“病人”。他派人 將被保護人從他們的家中接出，用假姓名住進醫院。到醫院後，由解放軍戰士負責警衛工作，安排醫院人員 特別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張治中、章士釗、程潛、蔡廷鍇、李宗仁等都是用這種辦法保護起來了。   但是，傅作義、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等人因各種原因 不能離家。對此，周恩來派解放軍戰士，或公安人員，身穿便衣，臂帶紅衛兵袖章，到被保護人的家中執勤，以阻止前來抄家的紅衛兵。周恩來又讓當地派出所予以配合，與被保護人所在的機關聯繫。   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居住在上海。周恩來親自打電話，勸她住到北京來。宋慶齡到北京後，周恩來安排她住進 北河沿46號，這是清朝的一個王府。周恩來把自己身邊值得信任的人 調到宋慶齡住處，主管宋慶齡的各項事務，以確保她的安全。後來，當地派出所 向紅衛兵透露了宋慶齡的住址。這樣就有紅衛兵來衝擊她的住所大門。周恩來得到消息後，馬上通知取下住所門牌, 同時增加解放軍保衛, 並派出一位處級幹部 坐鎮在那裡。周恩來又親自找紅衛兵談話，給他們講 孫中山的革命功績、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合作戰鬥的歷史和貢獻等，說服教育紅衛兵尊重宋慶齡，不許蠻橫無禮。經過他的工作，終於平息了上海、北京兩地紅衛兵 衝擊宋慶齡住宅的風波。但不久, 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起來造反了：她的警衛秘書 要她跟大家一起吃大夥房的飯菜，並要她自己排隊買飯菜；有人還提出 要剪掉她的髮結, 說這是封建的殘餘。（註：宋慶齡一直梳着髮結, 這是她母親的遺命, 宋氏三姐妹 都終身梳着髮結。）警衛局知道後, 立即解除了這個警衛秘書的工作，她家裡的公務員也陸續換掉了。這以後，宋慶齡家中就平安了。

章士釗在301醫院住了三個月後，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註：指“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已過了高潮，於是他返回家門，又過起他那悠閒的生活：讀書寫字，並整理《柳文指要》手稿。   1967年春節過後，街上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對此，章士釗甚感不安。他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少公主席座右：……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時不過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幾於無遠不屆，無高不達。馴至近日集中力量與公為難。顧細繹潤公（註：潤公即毛澤東）歷次工作會議談話意旨，類無不予公優加顧惜，有增無己，如曰：少奇同志有責任，我亦有責任；又曰：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又曰：錯了，說明白，改過來就行，我無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質，與人卜人以共見。……尤可怪者，公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說到有人不懂馬列主義而特裝模作樣，自封為領袖，以家長式在黨內發號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為指責陳獨秀一流人，然讀者謂是謾罵潤公。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別有用心，應置不論不議之列。   竊以共產黨起家不易，由草創以至統一全國，前後四十餘年之久。兩公鈴始終其事，相與戮力拼命以底於成，此何等珍貴友誼，豈可等閒視之。……今外間之所崎齕公者，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持百鳥不噪空窩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踞謝罪，舉一切讕言毀語自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向後在潤公統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階級路線，期於一流而無間，傾懷自誓，毫無保留。   須知人非聖賢，孰不有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釗敢信潤公樂於公之有此一舉，立以公之誠懇轉達群眾，於是約期開一懇親大會，兩公同時出席，相與化豹狼於玉帛，易戟指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層累蔓延之各項糾紛均相次而得到解決，豈不大快！豈不大快！……惟公先圖利之，國家幸甚。   專肅，順致政綏   章士釗謹啟”但章士釗不知道 劉少奇有沒有收到他這封信。

章士釗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自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仰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他接着說：假若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少奇，等等。   章士釗的信送出後，隔了三四天，毛澤東回了一封信：“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同心。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安吉！   毛澤東三月十日”後來毛澤東派人把劉少奇的材料（屬黨內機密）送來 給章士釗參閱。章士釗看了以後對家人說：“對少奇同志的這些‘罪狀’，純系蓄意置他於死地。國家要遭難，我老了，我的意見也無用了，我只是為國家擔心啊！”之後，他便集中精力從事著述，不再問政。

周恩來保護老幹部

1966年12月2日，周恩來審閱 新華社送審的 新聞報道稿“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該稿有三處 點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包括 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齊燕銘、田漢、陽翰笙等人。他在這三處 都畫了雙線，然後將該稿送毛澤東審批，並附信說明：“這一報道，已經文革小組通過，並經林彪同志審定。在第七、九、十三頁中有三處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適，請主席批告。”毛澤東審閱時，把這三處人名勾去，並批示：“退總理，已作修改，請再酌。”周恩來閱後 批告陳伯達、康生、江青：“速閱轉唐平鑄同志辦，即照毛主席批改件發表。”

12月4日，周恩來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動下，一夥造反派 揪走了彭真、劉仁、萬里、林默涵、夏衍、田漢、許立群等人。他當即指出：“不能開這個先例，不能隨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北京衛戍區、公安部 立即把人找回來，並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 向有關紅衛兵組織 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況查明後，周恩來嚴厲批評這種綁架行徑，要求紅衛兵組織：不要搞遊街示眾、將被揪走的領導同志立即放回。隨後，他又指示衛戍區制定保護方案，保衛好他們的安全。經周恩來批准，衛戍區把這些幹部護送到了安全的住地，如解放軍駐地、京西賓館、醫院等處。

12月24日，周恩來得悉：北京航空學院等校的紅衛兵 將去四川，到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 揪彭德懷進京。他立即電告中共中央西南局，並囑秘書電告成都軍區：(一)由成都軍區派部隊 與紅衛兵一道 護送彭德懷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二)不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三)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在北京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住宿和學習。   30日，周恩來得知 國家經委造反派 將前往廣州 揪薄一波回北京後，電告中共廣東省委，應由軍區派部隊 按照護送彭德懷的三條，乘火車護送薄一波來京。

1967年1月3日、4日，周恩來連續三次同軍隊院校、文藝單位造反派的代表談話，說服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 矛頭指向葉劍英、陳毅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他嚴肅指出：把葉、陳當作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是錯誤的，不符合實際；大會不能開。由此，造反派不得不答應 會議延期。

1月8日凌晨，周恩來接到報告：造反派衝擊中南海各門，要求揪斗中央領導人。他把造反派 召集到人民大會堂，說服他們不要採取這樣的行動。他嚴肅指出：黨中央不同意這樣做；你們要揪斗的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處在我們黨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線的，都是在毛主席身邊做實際工作的人，每天都有黨和國家的大事需要他們參與。   同一天，周恩來出席“全國石油系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當有些造反派 呼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時，周恩來當即背過身去，以示抗議，並且嚴肅指出：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1月中上旬，周恩來得知 造反派準備抄陳雲的家的消息後，立即派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 前去制止。接着，他讓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把陳雲從新六所 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24日，就安徽、貴州的造反組織 要求把錢瑛（曾任安徽、貴州省委書記，現在大常委會工作）揪回省里批鬥一事，周恩來批示：“暫不必去安徽、貴州”。   25日，在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的代表時，周恩來強調指出：不能把“長”字號的都排棄，要留一些“長”字號，保證業務暢通；否則，你們會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長隨便揪走，這不是我們提倡的辦法。他還說：穆欣不能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你們說葉季壯與黑幫有關係，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材料。   26日，在接見工交口各單位造反派代表時，周恩來強調不能把各級當權派都看成是資產階級當權派。他說：余秋里是從“紅小鬼”上來的，他在大慶艱苦創業，到“小計委”後，搞計劃工作有成績。他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黨中央需要他；主席講過多次 余秋里要保。   在余秋里被造反派批鬥期間，周恩來每次都派聯絡員跟隨，並讓聯絡員事先跟造反派約法三章：只能批兩個鐘頭，到時間即放人；不能搞體罰；不能把人搶走。   28日，周恩來接見浙江省造反派代表，在談到幹部問題時說：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江華是井岡山革命時期的老同志，是少數民族，主席再三說要保。  29日，周恩來的聯絡員劉西堯 被二機部造反派扣留。周恩來得知後，囑咐秘書告訴二機部九院的造反派頭頭：不能扣留劉西堯，中國科學院的事，還要他去辦。   31日，周恩來就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 需要治病 將被接來北京一事 批示道：“告葉劍英，贊成將秦基偉接來北京。”   2月1日，周恩來在接見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時，批評他們對領導幹部 動不動就戴高帽子、遊街等變相體罰的做法。他嚴肅指出：不能認為各部委、各省市的負責人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代表人物。他問道：假如各省、市統統都是“黑幫”，那十幾年來毛主席的“紅線”又體現在哪裡呢？他還明確表示：谷牧不是“黑幫”，他在國務院有工作，不要揪來揪去。在講到大慶油田時，他說：大慶最近很亂，反對余秋里，反對王鐵人。我很着急，恨不得飛去看一看。

2月19日，周恩來收到一封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總部”、中國科學院“革命造反團”等造反派組織組成的“鬥爭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 ”寫來的。信中要求 在2月26日、27日 召開“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信中還列出準備 於27日“揪出來示眾”的28人名單：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吳晗、林楓、蔣南翔、陸平、彭雲、張潔清、陸定一、周揚、吳冷西、林默涵、許立群、熊復、夏衍、嚴慰冰；羅瑞卿、蕭向榮、梁必業、蘇振華、徐子榮、郝治平、楊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釗。   周恩來看了來信，在這些人的名字下 劃了橫線，並批告陳伯達、康生、江青：“請派人一詢，這個籌備處要揪這麼多人出場，是否在斗、批上有利？”當時受命保護彭真等領導人的人身安全的 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後來回憶說：“造反派要批鬥彭真，也是一兩萬人的大會，總理不給。江青批評我們，說什麼你（註：指周恩來）保護的人光開紅燈不開綠燈？總理沒辦法了，對我說：給他們吧。但你們要保護。怎麼保護呢？周總理說：你們找一架直升飛機，在東郊體育館外面找一個場子，上面用布蓋起來。什麼都準備好，駕駛員在門口坐着。萬一這一萬多人要衝，你們擋不住，就把彭真拉上飛機弄走。”

全國很多地方的黨、政、軍的高級幹部 遭到圍攻、揪斗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周恩來與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等人商量後，提出一個 擬給予保護的省部級領導人的名單，報毛澤東，得到批准。這樣，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 輪流住進中南海，並且把當時處境困難的宋任窮、李井泉、王任重、葉飛、江華、黃火青、王鶴壽、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江華等一些大區的書記，以及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將他們安排到京西賓館、301醫院、南苑警衛第4師駐地等處，並增派部隊加強警衛力量，對外則嚴格保密。後來，用同樣辦法，保護了 許世友、陳再道、皮定均、宋任窮、黃克誠、余秋里、王震、李達、羅瑞卿、劉志堅等老幹部。1967年2月間，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江華等幾個人 住在京西賓館，陳毅、李先念、譚震林分別前去看望了他們。這些老幹部對國事憂心忡忡。李先念氣憤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邊走邊說：“階級報復、階級報復！”譚震林的話更加直截了當：“文化大革命成了葬送老幹部的運動”，他說文化大革命“搞壞了”、“搞糟了”。

周恩來明顯地消瘦了。他的身體狀況讓人擔憂。1967年2月3日，他的秘書、警衛人員給他貼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周恩來的辦公室的門上：“周恩來同志：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從而才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大字報貼出後，另有二十多人也在上面簽了名，他們包括：常到周恩來那裡的中央領導人 如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員、醫護人員。後來，周恩來夫人鄧穎超 又在大字報上面加貼了一個小條，上面寫着幾條具體意見。   周恩來在大字報上面 批了八個字：“誠懇接受，要看實踐。”但後來他曾無奈地說：“我不能休息。你們看，這麼多的文件等着我批，這麼多的事情等着我辦，我能休息嗎？”周恩來曾感慨地對醫生說：“文革要讓我少活十年。”1967年夏，他的健康狀況顯著下降，但仍堅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八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有一次，周恩來對一位老幹部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