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16章。

第16章   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

 

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論

1977年底，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註：校長是華國鋒）召集黨校的黨委會議。會議的主題是：怎樣研究文化大革命以來黨的歷史。討論中遇到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究竟以什麼為標準 來判定歷史是非。胡耀邦說：“十幾年的黨史都講歪了。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過實踐檢驗來分析。以哪個講話，哪個文件為根據，不是科學態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黨校副教育長馮文彬說：“要研究黨史就要恢復黨的傳統，敢於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腦子裡還有舊的框子、精神枷鎖，就研究不好。已經粉碎‘四人幫’了，不應再說違心之言，做違心之事。沒有這一條，根本不要干。”胡耀邦說：“由吳江同志（註：哲學教研室主任）牽頭，繆、周參加，下周到我處開會，馮也參加，一個月搞出方案。”   這個新成立的小組，寫了一個新的討論綱要，並開始寫一篇文章，題目定為“實踐是檢驗路線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後，又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幾乎與此同時，《光明日報》哲學專刊 主編王強華 約請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 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文章寫好後，王強華 打算把它放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為此，他把報紙的大樣 送總編輯楊西光 審閱。楊西光 讓這篇文章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以增加文章的分量，並請來胡福明，對他說：“我們聘請你做《光明日報》的特約評論員。”胡福明答應了。此後，文章由中央黨校的幾位理論教員作了修改。黨校的吳江看到這篇文章後，覺得此文很有勇氣，他讓孫長江把這篇文章 與黨校自己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合到一起，題目還是用黨校的。1978年5月11日，經胡耀邦審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特約評論員。新華社全文轉發。接着的兩天內，《人民日報》等全國24家報紙，全文轉載此文。

華國鋒指示《紅旗》雜誌：不要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表態。他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門打招呼，要他們不要表態，並批評了 已表了態的。   5月17日，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在宣傳系統會議上 批評人民日報 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並不准《紅旗》雜誌刊登 任何討論真理標準的文章，認為這是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大問題，批評這篇文章的矛頭是指向毛澤東思想的。他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5月30日，鄧小平說：“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三天后，他又說：我們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他說：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   

這一場爭論，很快擴展到全國。6月25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 對一群理論學者說：“拿出勇氣來追求真理”，“不要這個是禁區，那個也是禁區”。兩個星期後，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 要他的下級“解放思想”，什麼話都可以說，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過了兩個星期，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當前最大的撥亂反正”。然後，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 說：“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關繫到我們黨和國家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決定到全國各地走走，去“到處點火”。他先後到廣州、成都點火。他說：“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9月中旬，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順道視察東北三省。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長春市，住進南湖賓館。吉林省委書記王恩茂 請他講話。鄧小平說：“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理論與實際聯繫，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麼東西都是上邊說了就算數，華主席、哪個副主席說了算數，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再一個問題是怎麼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是個大問題。大家知道，過去有一種議論，‘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主席圈過的、講過的都不能動，凡是毛主席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損害毛主席。毛主席最偉大的就是實事求是。……馬列主義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啊，當時世界上沒有啊。毛主席的偉大是什麼呢？就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革命的具體道路。如果沒有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這樣的道路嗎？能夠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嗎？”   鄧小平離開長春後 到了瀋陽。他在那裡說：“不恢復毛主席給我們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經夠了。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他對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裡點了一把火，在廣州也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  

平反的發動

早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對前去看望他的葉選寧（註：葉劍英之子）說：“我們黨的事業面臨着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第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這裡，胡耀邦所說的“冤案”，主要是指 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整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時的案件。這一大批被整者及其家屬，在四人幫垮台、老幹部重新掌權之後 紛紛提出上訴。   胡耀邦在1977年秋主持中央黨校工作之後不久，說：“光揭批四人幫，怎麼不放人啊？要趕快把人放出來啊！我們黨內哪有那麼多走資派啊？”他顯得十分着急，立即組織一個三人小組，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發表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這是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聲號角。

1977年12月胡耀邦就任中共組織部部長之後，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落實幹部政策。在他的領導下，組織部為平反冤、假、錯案 做了大量的接訪、調查、寫審查報告、定案等工作；從易到難，開始平反冤、假、錯案。但胡耀邦受到很大阻力，正如他後來回憶時說的：“平反冤假錯案，我在組織部任期內進展並不快。主要有三條原因：第一條，中央管的幹部的材料掌握在中央專案組手裡，他們不交。第二條，非中央管的幹部，權力也不在中央組織部，我講話也不靈。開二百人以上的會議要經過批准，因此我們不開大會，今天找這幾個省和部，明天找那幾個省和部，一年中開了十幾個座談會。第三，汪東興同志公開干擾。實際上批判了我們兩次：一次是1978年6月9日，汪東興同志主持，由專案一辦攻我們，說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平反。一次是同年9月25日，在信訪工作會議上。”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一個會議上說：“落實幹部政策的根據是什麼？是事實，也就是幹部過去的實踐。……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對他這裡說的“兩個不管”，有人就問胡耀邦：“你說‘不管什麼人定的、批的’，假使是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耀邦明確地回答說：“照樣平反。”   但是，汪東興在印發胡耀邦這個講話稿時，卻將這“兩個不管”刪掉了。   為了將“兩個不管”的想法傳播出去，胡耀邦組織人員 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平反冤案的歷史借鑑》。寫好後，發表在11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向全國轉發了全文。次日，各地方報紙廣泛轉載。

1978年底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以及接着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為“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公開徹底平反；為薄一波等61人、彭德懷、陶鑄、楊尚昆平反。根據全會的決定：中央專案機構被撤銷，其所有檔案全部移交中央組織部。這些被移交的專案材料 涉及669人，其中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0人，中央書記處成員10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71人，國務院副總理7人。 

平反記錄

從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中，共有300多萬名幹部得到平反，其中47萬多名共被恢復黨籍。這也使數以千萬計的 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其中的大案，都是當年毛澤東提出、定案或同意的，現在均得到平反，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案件，甚至解放前的案件。

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平反。

（一）為一些重大事件公開、徹底地平反，包括“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並為全國各地發生的事件、案件平反，其中包括：武漢七二零事件、寧夏青銅峽“反革命暴亂事件”、雲南沙甸事件、內蒙古“新內人黨”案、“內蒙古二月逆流” 、“三家村”案。為中央和國務院的下屬部門平反，包括：撤銷了中共對外聯絡部實行“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錯誤結論；為“中宣部閻王殿”徹底平反；為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摘掉了“執行投降主義路線”的帽子；為把原文化部說成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註：毛澤東語）的錯案徹底平反；為解放軍總政治部被誣為“閻王殿”冤案徹底平反；為把檔案工作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錯案徹底平反；撤銷了1966年2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註：即江青主持的那次座談會）紀要；撤銷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

（二）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平反。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撤銷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加給劉少奇的罪名和對他的處理決議，相應地也就撤銷了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榮譽。5月17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一起 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在北京舉行追悼會，公開平反昭雪。除了劉少奇，被平反的領導人還有：彭德懷、賀龍、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薄一波等61人、烏蘭夫、譚震林、肖勁光、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註：但是，高崗、饒漱石案沒有得到平反。)

（三）為黨和國家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平反，包括：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周小舟、張琴秋、鄧拓、廖沫沙、徐冰、張經武、吳溉之、鄒大鵬、伍雲甫、章漢夫、賴若愚、董昕、馮雪峰、馬明芳、王維舟、賈拓夫、張子意、安子文、陳昌浩、李德生、楊獻珍。1980年9月19日，中央發出通知，對文革中在中央、地方以及軍隊的報刊、電台上被錯誤點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

（四）為省、部級幹部平反。文革前夕，全國共有副省長、副部長以上幹部1253人，其中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有1011人。受衝擊者中，被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司令部代理人、修正主義路線執行者的有453人。對這453名幹部，進行了複查審理，結果是：在文革中被定為敵我矛盾的85人，全部平反，恢復名譽；在文革審查期間辭世的40位，徹底恢復名譽；過去有歷史問題結論，文革中又加碼處理的，大多數維持文革前的結論；身體好、能工作的幹部 平反後都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身體不好的做了適當安置。

（五）其他冤假錯案。為文革中一些高等學校定案處理的500多名所謂“反動學生”平反。複查了在文革中 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10402人的案件，根據不同情況，各級人民法院作出了糾正、改判或平反昭雪的工作。

對文革之前、解放之後的冤、假、錯案，也進行了清理、糾正、平反。

（一）為被錯劃為右派的54萬餘人平反，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這占原劃右派總數的98％以上（但其餘的1％多 未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五人 明確宣布 不予更改。反右運動本身也並未被否定，只是說 嚴重地“擴大化”了）。給其中失去公職的27萬人恢復了公職，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對被劃為“中右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近32萬人 及受到株連的親屬，也落實了政策。

（二）為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 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 一大批黨員平反。

（三）對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清理。1979年1月11日，中央作出決定：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全國先後有440多萬人由此被摘掉了地、富、反、壞的帽子；地主、富農家庭的子女 本人的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與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其家庭出身不再是地主、富農，而是改為“社員”。這一決定意味着 全國至少2000萬人 結束了三十年來倍受歧視的歷史，享受與其他人一樣的公民權利。中央又決定：全國所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它勞動者，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的成份。

（四）為全國的知識分子平反。1977年7月，鄧小平說：“‘四人幫’把知識分子一概稱為‘臭老九’，並且還說這是毛主席說的（註：其實，‘臭老九’這個名詞 確實是毛澤東說出來的）。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知識分子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但是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同志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還針對‘四人幫’的污衊，提出‘老九不能走’。”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說：“無論是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還是從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勞動者。……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

（五）為受到錯誤批判的譚政、習仲勛、黃克誠、鄧子恢、許光達等平反。

（六）為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為1958年青海省 平叛鬥爭擴大化 而株連的人平反；為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中 被錯誤處理的同志平反；為“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為“新疆叛徒集團”問題、“東北叛黨集團”問題平反。

（七）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為陝西省所謂“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問題徹底平反。

（八）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的黨外人士平反，包括：為翦伯贊、高崇民、吳晗、馬寅初、曾昭倫、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民、吳景超等人平反；為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辭世的黃紹雄、劉王立明、吳晗等人舉行了追悼會；為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中的冤假錯案平反。為一些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平反，包括：科學家趙九章、熊慶來，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藝術家周信芳、鄭君里、嚴鳳英、潘天壽、蓋叫天，上海市副市長、國際問題專家金仲華等。

（九）其他冤假錯案。對“四清”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為“整風、整社”、“三反五反”等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為在陳永貴統轄昔陽的十三年間（1967年至1979年）挨斗挨批、並且被扣上各種帽子的 大約2000人（占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一）平反，被開除黨籍的黨員恢復了黨籍，被無辜判刑的老百姓被釋放出獄；對在學大寨、創大寨縣運動中執行極左路線，造成141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予以平反昭雪；為在學大寨運動中被戴上各種帽子、批鬥的2061人恢復了名譽。

對解放前的歷史遺留案 也進行了複查。

（一）為黨的早期領導人翟秋白、張聞天、李立三平反；為黨的傑出地下工作者潘漢年、揚帆一案平反；為原紅五軍團領導人季振同、黃中嶽平反。（註：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沒有被平反。）   這裡講的瞿秋白案，源自瞿秋白在被俘後所寫的《多餘的話》。在該文中，瞿秋白寫了他內心的痛苦、憂鬱、厭倦，讓人讀了覺得作者沒有向上的鬥志。1935年，《多餘的話》的部分內容，登載在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上，1937年全文刊載在《逸經》半月刊上。中共當時不相信《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寫的。抗戰初期，有人曾問中共 買不買瞿秋白的《多餘的話》的原稿，中共方面認為是偽造的，沒有買。1945年，中共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講到翟秋白時說：他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註：指英勇就義），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1950年底，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寫了一篇序言，其中寫道：“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着，不會死去。”1955年，在紀念瞿秋白就義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將他的遺體 從福建長汀 遷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中共對翟秋白的這些正面做法 是基於不相信《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寫的這樣的認識。   但《多餘的話》確實是瞿秋白寫的，這個事實後來被中共認識到。那是在60年代初，李克農對陸定一說《多餘的話》的真跡已流出國外，建議買回來。陸定一 開始時認為這是國民黨偽造的，決定不買；但不久後，陸定一 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時談起這件事，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在座，周恩來說：“我看過《多餘的話》的原稿，確是秋白的筆跡。”這樣，《多餘的話》是翟秋白所寫這一事實 就被大家公認了。   1963年，歷史學界發生了對於《李秀成自述》的爭論：戚本禹在《歷史研究》第四期刊出一篇文章，題為《評李秀成自述》。文章說：“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國藩的軍隊俘虜了。他在敵人的囚籠里寫了一個自述。這個自述……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當時，范文瀾、郭沬若等學者都對戚文有不同意見。但毛澤東看了戚本禹的文章後，寫下批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終，不足為訓。”於是，有人就聯想到了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的事，認為他與李秀成一樣，“晚節不終”。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這件事又被掏了出來。周楊就去問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對李秀成怎麼看。陳伯達說：李秀成還不是為了保他部下。陳伯達又說：“瞿秋白不也寫過一個自述嗎？是黃敬（註：原名俞啟威，當年曾與江青同居，新中國成立後 曾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告&＃18211;我的，因為黃敬被捕後也寫過這種東西。”周楊見到江青時，談起這件事，江青說：“什麼自述，他（黃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離開的。”周楊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一言未發。後來，周楊又去見毛澤東時 問道他看了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沒有，毛澤東回答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此後，瞿秋白被中央公安部定性為“叛徒”。周恩來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去！”紅衛兵就把瞿秋白的墓砸毀了。後來，連瞿秋白父母的墓也被毀了；其夫人 被打成“歷史反革命”，關進秦城監獄，後來放出來保外就醫，但三天后就死了；女兒也被關了十年“牛棚”。   文革結束後，陸定一於1979年2月1日寫了一封信 給陳雲、黃克誠 並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信中說：“說秋白是叛徒，我很懷疑，現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請求複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後，寫了《多餘的話》情緒消沉，這篇東西，因周總理曾見過，確是秋白所寫。但以此為根據，判定秋白是叛徒，則證據不足。因為它究竟不是自首書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為叛徒的，是以謝富治為部長的中央公安部，時間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謝富治人品很壞，當林彪、‘四人幫’走狗，誣陷了很多好人，對瞿秋白的叛變也拿不出可靠的證據，值得重新檢查，不能輕率相信。(三)秋白被槍決，國民黨曾發過消息，登過報。如果秋白叛變了，國民黨必須大肆宣傳。但這種宣傳並未發生。”   陸定一對前來看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兒 瞿獨伊 說，你趕快給黨中央寫信，請求給你父親平反。瞿獨伊 立即給中央寫信，要求為她父親平反。中紀委調集五人，成立“中紀委第八組”，專門複查瞿秋白的問題。這年4月，瞿秋白的胞妹、已79歲的瞿軼群 寫信給陳雲，再次要求為瞿秋白恢復名譽，並要求修復文革中被砸的 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陳雲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請你閱批。”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請現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決。請陳野苹同志（註：中組部副部長）辦”。   經過大量調查研究，中紀委第八組 於1979年底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1980年1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第二次全體會議 在北京舉行，會議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一系列文件中 包括為瞿秋白平反的報告，但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 未獲通過。儘管如此，鄧小平仍明確指出：“歷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 轉發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時，明確宣布：“《多餘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1982年9月，中紀委在一個報告中說：“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的被捕前後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後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七卷《政治理論編》中，收入了《多餘的話》一文。

（二）對蘇區肅反受害者 進行了徹底平反。1930至1935年，各蘇區曾開展肅清“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取消派”的肅反運動。蘇區肅反中錯殺了一大批人，都是嚴重的歷史錯案。中共中央已於1954年 在江西、福建、湖北等省 平反了近兩萬人，對其他省中 被錯殺的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 也已平反昭雪，但尚有一些遺留問題。1983年3月和6月，中央和國務院關於這一問題的處理意見，在各省組織部門與民政部門的密切合作下，徹底解決了這一類歷史遺留問題。

（三）關於“紅旗黨”案。延安審幹時，在康生主持下，甘肅、河南、陝西、四川、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廣西等地的地下黨 都被誣陷為“紅旗黨”，不少地下黨員被打成特務、叛徒、內奸。審幹後期，中央發現所謂“紅旗黨”案 純屬假案。但文革中，這一歷史問題又被翻騰出來，許多人再次遭到誣陷，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殘、致死。1981年9月9日，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為被誣陷為“紅旗黨”的人員 平反昭雪。

（四）為所謂“黑黨”、“假黨”問題平反。在文革中，原楊虎城部第38軍里的 中共地下黨組織 被誣衊為“黑黨”、“假黨”。經查，這是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中央組織部 轉發了中共陝西省委的文件，為“黑黨”、“假黨”問題徹底平反。

（五）為中原突圍歷史遺留問題複查、平反。1946年，中原軍區部隊 在李先念率領下突圍後 大部被打散，出現了很多掉隊人員。通過這次複查，湖北、湖南、河南等省 共解決了約5萬餘件 掉隊人員的遺留問題，糾正、平反了解放初期定下來的案件。

（六）其他冤假錯案。例如，為“肅清托洛斯基分子”問題上的錯案平反、為雲南地下黨的“邊縱”歷史遺留問題平反、為鄭伯克徹底平反、為“西北聯大”地下黨組織 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平反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