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18)

第六章 風雨如磐的歲月：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1)

    文革初期紅衛兵殺戮“黑五類”時，國家機器並沒有直接參與政治迫害，謝富治為首的公安部僅僅是配合紅衛兵抄家，對紅衛兵的殺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則不同。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國家機器正式登台，動用公檢法機關，全國幾乎同時進行的一次“依法”處置政治犯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通過公審程序，正式地將政治犯一一判處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無期徒刑或長期徒刑。

    “一打三反”與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不同，前者的打擊重點在“現行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產物，自從中共上台清算“歷史反革命”開始，“現行反革命”就應運而生了。以思想言論定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關押、屠殺，並非始於文化革命。中共建國前就以言論、思想治罪，處置持不同政見者了。但是，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周毛聯手“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武漢北、決、揚的指示》裡反窺而見：“在武漢市出現的所謂‘北斗星學會’、‘決派’（丁註：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派）這類地下組織，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他們不擇手段，製造謠言，散布各種反革命流言蜚語，混入群眾組織進行挑撥離間，大刮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妖風。對這類反革命的地下組織，必須堅決取締。”“所謂《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肆無忌憚地大量放毒，必須查封。《揚評》的主要編寫人員，應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責成有關機關審查，按其情節輕重，分別嚴肅處理。”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學生、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成員楊曦光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提出中共“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的看法。該文在“省無聯”內部傳閱時被當局發現後上報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總理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康生等公開點名“省無聯”為“反革命組織”後，楊曦光等被關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澤東在湖南對“省無聯”問題發出指示：“省無聯的群眾是好的，其頭頭思想是反動的。”於是省人保組正式逮捕已被關押一年半的楊曦光等。

    此後，全國各地逐漸將階級鬥爭的目標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論”的組織和個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來擔任組長的“劉少奇專案組”為其“圓滿完成任務”舉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並不因為劉的死亡而結束，七○年一月三十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送審稿送毛澤東審批。指示說“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場重要的戰備工作。”“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來遞交送審稿時附了一封信，說明“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次日毛澤東批示“照辦”後，該指示下達全國，即所謂“一？三一指示”。

    這份文件改變了中國自古以來包括中共執政初期的一貫做法：判處死刑需報請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將殺人權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文件是這麼說的：“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這樣，判處死刑便無須最高法院認定，只不過備案存檔而已。後來甚至把判處死刑的權力下放到了縣、市一級，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國。

    這是當局大規模地鎮壓言論、思想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主要是打擊共產黨執政前為舊政府服務過的所謂“歷史反革命”。而打擊“現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異己，還能恫嚇反對派。各地文革中的對立派雖已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大致解決，最後的鎮壓，特別是對思想犯、政治犯的鎮壓，卻是在七○年完成的。

“一打”與“三反”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次日，周恩來又將《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送毛澤東審批。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時又發出這兩份文件，指示“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群眾，雷厲風行地開展反對鋪張浪費的鬥爭。”指出“一小撮階級敵人不僅在政治上伺機反撲，而且在經濟領域裡向社會主義也發動了進攻。”文件強調要打擊“私設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等搞資本主義的活動。

    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

    “一打三反”那個“三反”，“貪污盜竊”和“鋪張浪費”本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在一個全部商業都由政府控制的國度，個別人的販賣活動根本算不上“投機倒把”。而所謂“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等，極為罕見，無需來一場運動。可是上面說要搞，下面就捕風捉影，胡斗亂揪。譬如陝西勉縣“三反”搞出了“貪污”現金十六萬元、糧票五萬斤、布票一點六萬米，投機倒把牟利一點四萬元的“分子”。文革後複查，全是冤案。

    就全國來說，“三反”未成一個運動，所以“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但人們現在還在說“一打三反運動”，本文亦採用“一打三反運動”的說法，恰如一說到一九六○年人們就說“三年自然災害”一樣，其實只有“三年困難時期”，並無“三年自然災害”。大家都那麼說，說順口了而已。“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一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發布的《通知》。該通知首頁的上部是兩則“最高指示”，即毛澤東的話，時稱“毛主席語錄”，用的是大字黑體以顯示其莊重嚴肅：

    最高指示

    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下半頁才是《通知》的內容：

    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此材料只供內部討論，不准張貼。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這份北京市軍管會的通知里，首犯是顧文選。他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通知里是這樣說的：“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

    北京市參加討論的“革命群眾”都相信顧文選“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絕不會想到其“反革命罪”實屬莫須有的冤案。

    一九五七年時，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在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中，該系開了個“控訴會”，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學上台控訴。先在系教學樓里開，後又移到學校辦公樓召開大會。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顧文選是上台控訴的同學之一。會上，他還批評了某些黨的幹部：“這些名義上為人民服務的，又不與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在群眾有汽車坐了他才坐；群眾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眾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實上那些人卻享受着特權，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群眾。”他奉勸某些幹部，“如果你感到沒有能力做領導工作，就自動下來，回到群眾中來，可以去做工、種田，做不動了人民養你的老，千萬別再坐在那裡發號施令，貽誤國家。”

    這樣，反右運動一開始，顧文選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覺得在北京無處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裡找媽媽。結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還是不能離開勞改的茶淀清河農場。當局說是讓他們留場“就業”，目的卻是永不讓這些人回到社會做個正常人。在絕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農場“就業”的北京大學原西語系講師黃繼忠。黃是當年那場控訴會的組織者。顧文選沒有告訴黃他準備逃跑，只是說：“我可能以後不能經常來看你了……”設法逃出清河農場後，顧文選北上到了蘇聯。但被引渡給了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一位是一九五七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里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里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布的《通知》是這樣說的：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除少數例外，那批人都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行刑前的宣判大會上，行將被槍斃的人的舌頭是被勒住的，因為要防止這些反革命分子呼喊反動口號。因為寫了一篇《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和別人不同的。他從沒害過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場。所以臨刑前，警察從那批應“立即執行”的人犯中將他挑出，塞進一輛警車拉離了現場。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後才得知，一份只允許醫生閱讀的內部資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羅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給別人，手術成功……當初警方沒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彈費，大約就是因為眼角膜已抵了子彈費。

    在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的《通知》裡，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被指“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仇視……出賣了我國大量重要軍事、政治、經濟情報。”自然應予處決。但他的父親張仃是中共老幹部，張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總理周恩來與張仃熟識，以“緩刑，繼續調查”為名替張郎郎保了一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