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君：“支那”一詞本非蔑稱

說起“支那”這個詞，很多人可能馬上會說，這個詞是進到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蔑稱，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支那”這一詞，並非近代才出現的。據考證“支那”這一次詞，最早見於佛經對梵語Cina的翻譯。古代印度稱中國為：cina，古希臘稱中國為Thinae，拉丁語稱中國為Sina（不是新浪，哈哈）或Sinae，這三種稱呼為同源，都源自於漢語中的“秦”。近代語言學家羅常培也贊同這個說法。

梵文中的Cina非但沒有貶義的成份在裡面，反而有“文明智慧之國”之意，《翻譯名義集》：“支那，此雲文物國。”《慧琳音義》卷22震旦國：“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為名。即今此漢國是也。”

唐朝僧人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有這麼一段話：“支那國，或雲真那，或雲震旦，亦云摩訶支那，皆梵語輕重也。舊翻為漢國，或雲即大唐國，也或翻大夏國，又雲思惟國：謂此國人多有智略能思惟故，皆義翻也。”

隋唐時，中國的大量佛經，僧人都稱中國為“支那”。支那、真那、震旦等詞為cina的音譯詞。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說：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

唐朝時期，日本十分仰慕中國文化，便大規模派遣唐使來到中國，學習中國的文化及典章制度，然後傳回日本。“支那”這一詞彙便自然而然地傳到了日本，到了公元9世紀初，“支那”已經成為了當時日本民間，對中國的一種普遍非正式的稱呼了。當時的日本不論是官方，亦或是民間，都十分推崇中國的文化，固當時的“支那”這一稱呼並沒有任何貶義的成份在其中。

甚至連唐玄宗，都稱中國為支那。唐玄宗的詩作《題梵書》云：鶴立蛇形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無言語，穿耳胡僧笑點頭。

到了後來，“支那”這個詞在中國反而用得少了。日本明治維新後，稱中國為“支那”已在中國形成風氣。隨着大量的日本書籍湧入中國，這一詞彙又重新回到中國了。

在近代，“中國”這個詞還沒有普遍推廣開來，很多革命家都直接稱自己是“支那人”。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流亡期間，有人問：“先生是清國哪省人？”他回答道：余乃支那人，非清國人。1902年，他還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4年，宋教仁還創辦了一個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梁啓超女兒也寫過一首豪情萬丈的詩作：“舍衛山河歷劫塵，歷金環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到了1912年，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退位，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中華民國”這一國號，也暫時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次年，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

說“支那”是日本對中國的鄙夷的稱呼，更多可能是來源於當時國人的自卑。

郁達夫先生出版的短篇小說《沉淪》也蘊含着，他對於“支那”這一稱呼的看法，小說的主人公名叫“支那人”。他從中國來到日本留學，雖然周遭的一切都正常，他卻總是懷疑別人歧視他，最終患上了憂鬱症，自殺了。

聞一多在他的詩歌《我是中國人》中也寫道：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香港作家馮學榮在《“支那”一詞的由來》說：“中日關係惡化之前，中國人不但不在意。但是中日關係惡化之後，“支那”這個稱呼就成為一個事了。當時民族自尊心較強的國民意識到：日本人歧視我們中國人，因而，“支那”這個詞就成為了一個帶有侮辱性質的詞語了。”

在國內的“愛國人士”號召之下，民國政府要求日本妞將官方文書中把對中國的稱呼，從“支那”改為“中華民國”，但“支那”這一詞彙完全從日本官方文書，報刊雜誌、教科書消失則是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