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地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巔峰。在速度上，它超過斯大林的肅反；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世界紀錄。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詞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着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本文摘自2008年第4期《炎黃春秋》，作者王曉林，原題為《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着一個駭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殺逾越日）。實際上，這一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儘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你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將一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倖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一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一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你們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一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沉溺於電影而疏於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里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一片肅殺的熒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一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志”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沉默而低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沙羅紹特”。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決不會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麼，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一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

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一個令人戰慄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復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着手無寸鐵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們連一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擁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裡。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合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竟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台上還飄揚着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裡，許多人倒斃途中。一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CHUM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倖存者之一，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一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清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徙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里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一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一些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薩格勒布市的一條公路。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一個。當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於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議，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因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給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成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游擊戰訓練營地深造。1957年黨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黨”。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黨”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黨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裡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里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沙羅紹特同志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布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台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一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台成為柬埔寨的“一號大哥”（《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C 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徙就是他的第一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一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一炬卻沒有什麼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一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渠道誕生；對知識分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隊分開，吃大鍋飯，穿一樣的黑色革命服，帶一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鍾屋殺人場

和一切獨裁者一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着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一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一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了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經和他一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會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寧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一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一位中國人民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一座位於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裡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鍾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裡，超過2萬人在這裡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裡，更多的人被送往鍾屋殺人場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一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一間囚室里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1979年初越南軍隊占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着，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裡。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污血的刑床，鏽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倖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城下，S21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鍾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裡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約珍貴的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劊子手們乾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姦污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每一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Mr·HIMHUY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裡建起了一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照年齡、性別從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頂。鍾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

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鍾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布，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也就是說，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在1975年4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了整肅的對象。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志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裡和工人們一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一派鶯歌燕舞，溫情脈脈，大有取代西哈努克親王與莫尼克公主成為新的銀屏新星之勢。如果你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鍾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和你同一個年代，在離你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1978年聖誕節，越南10萬“志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裡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2月，中越戰爭爆發。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裡，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鑑》1995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地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巔峰。在速度上，它超過斯大林的肅反；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詞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着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一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