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政治秩序的變遷中體現出來的作為精神家園的希臘羅馬社會規範”[1]一文，我主要考察了作為古代世界的道德規範的希臘社會秩序的興起。借用吉本所羨慕的西塞羅[2]的很確切的表達：“希臘哲人們從人而不是神導出道德，但他們以自然的神聖冥想出一種非常奇妙和重要的沉思，通過堅持不懈的詢問顯示了人類理解的力量和弱點。在四種流行的學派里，節制禁慾學派Stoicism和柏拉圖學派力圖調和理性與憐憫的衝突觀點”[3]。不過，即使像雅典那樣的一萬左右人口的巨大希臘城邦，也不具備一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國家”[4]的物質基礎。例如，它甚至無法為知識分子提供職業薪水[5]。而羅馬之所以被稱為“永恆的”，就是因為從此以後，人類知道我們可以在獲得大規模社會組織分工的優勢下同時可以擁有個人的“自然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目的是為被統治者利益服務等制度性的文明框架[6]，展現了文明的創新。本文作為續篇，主要以吉本的《羅馬帝國興亡史》[7]為線索，從政治/軍隊、法律/行政、哲學思想和宗教等方面考察第一個作為世界帝國的古代羅馬政治秩序的文明創新（和統治瓦解）。

首先，羅馬社會從共和向君主體制過度不可避免，有許多原因，例如行政的腐敗、貧富差距的鴻溝、貴族階級與強人集團之間的政治私利鬥爭，再加上騎士階層[8]在行省的經濟掠奪[9]，等。傳統上的羅馬共和政治其實主要是指二十來個家族控制制定政策、幾百名成員附和、享受特權的元老院[10]，是貴族或寡頭集團的政治統治。所以狹隘意義的共和政治的瓦解並不簡單意味着羅馬政治秩序的退化，相反，在整個羅馬帝國政治秩序動盪的期間，原來只限於貴族享受的共和理念深入人心、揮之不去，只是文明還沒有進化到在大規模社會分工中更好地組織自己的程度[11]。從西塞羅訴訟的一個例案看出：“毫無疑問，Catilina第二次競選失敗後確實圖謀用暴力推翻共和。當然，他不是唯一的野心家。…象普魯塔克所說：只要一個火星就可以點燃烈火，因為整個體制已經從內部腐敗，任何強人都可以推翻它”[12]。原來適合於小城邦的貴族共和政體無法管理已經統治整個地中海地域的帝國[13]。好在共和體制瓦解之際，體現了共和精神的小加圖[14]督促龐培和隨他逃出羅馬的元老院通過法律不能屠殺羅馬人的城市、除了戰場之外不能殺害羅馬公民[15]。但散財的愷撒[16]以及羅馬帝國將領們用金錢許願士兵們而給自己“黃袍加身”，不斷摧毀了羅馬共和的社會基礎。

塔西陀、李維、霍拉斯這些懷古的理想主義共和作家特別強調帝國期間道德的衰落。正是“深厚的尊嚴感覺、對秩序的崇敬、歷史感和對使命的信念”使羅馬不同於那些只知道匹夫之勇和殘忍野蠻的意大利部落和東方古國[17]，但來自傳統農業的勤勉、淳樸、勇敢、守紀律、忠誠、節儉、頑強、堅定的風氣[18]在羅馬城內蕩然無存。舊的共和制度已經無法治理的事態數不勝數[19]，與羅馬共和早期平民為了爭取社會平等權利與貴族的鬥爭不同，“羅馬國家終於分裂成兩個派別：在城裡的貴族黨派加入了龐培陣營，平民從在高盧帶兵的愷撒那裡尋求幫助”[20]。“派別橫行，現在權力和武器是唯一的正義標準。…在法律和神祇那裡能找到什麼信任？”[21]“最恐怖的是在毫無節制和理性的帝國衝動的軍隊”[22]。軍人的地位從這個例子很典型地表現出來：羅馬共和後期Lucullus率兵打到了中亞的亞美尼亞、底格里斯河流和阿拉伯，士兵們不願再跟隨他打下去。Lucullus只能“流着眼淚一個人一個人、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地懇求，甚至象一個僕人那樣卑賤地上下拉着他們的手。但士兵們不屑於他的敬禮，扔下他們的空包，讓他自己去與敵人戰鬥”。[23]

吉本點明羅馬軍隊的本質：“在單純的共和時代，只有那些愛國、有財產的公民才能武裝起來。他們有興趣、責任維護和執行法律。但隨着征服的擴張，公共自由減少，戰爭改善成為一種藝術，但也墮落為一種交易。”“除了財產的資格外，羅馬皇帝的軍隊依然主要由出身自由、受過教育的軍官們指揮，但普通士兵，就像近代歐洲的商業僱傭軍一樣，來自最平庸無能、甚至經常是最放蕩的人群。”軍官與士兵的階級區分是職業軍隊的普遍特徵，西方的國家軍隊自此以來嚴格分別兩者[24]，蘇聯、中國的革命軍隊也只能學習西方，採用軍銜制。“古代最突出的由愛國主義表現出來的公共道德來自於強烈的對於我們作為一員的自由政府的保護和繁榮的願望和興趣”[25]。“將軍有權處死下屬，羅馬紀律之嚴使得士兵比敵人更怕軍官”[26]。不過，Marius早在紀元前107-100年期間就被迫改革軍隊，“容許無產者編入軍隊並為他們提供武器。這樣，軍隊就變成了職業組織，他們以此為生，最終效忠於他們的指揮官而不是羅馬共和政府”[27]。極端的例子就是凱撒召集了由高盧士兵組成的“雲雀”軍團，完全按羅馬軍團裝備、訓練，內戰勝利後給予他們全員羅馬公民權[28]。

帝國時期，“每年元旦，軍隊要向皇帝宣誓效忠”[29]。“蠻族加入軍隊變得更頻繁、普遍、必須和迫切。…蠻族士兵被無一例外地依照軍功提升到重要的指揮地位。…他們常常被指派到反對自己的同胞的戰爭中。…君士坦丁的兒子的軍營和宮殿由權力很大的法蘭克人支配。…君士坦丁向後繼者顯示了如何給予那些按照軍功和服務值得與第一流羅馬人並列的蠻族人相應的榮譽和地位”[30]。經過君士坦丁改組後的禁衛軍“在東部，這個榮譽職務完全分給亞美尼亞人”[31]。“把蠻族招收入軍隊的危險麻煩從蠻族士兵與敵對的同族人的交往中顯示出來，羅馬帝國的弱點被他們不慎或有意地透露”[32]。日耳曼的第一個民族英雄Hermann（拉丁語Arminius）就是從羅馬軍隊叛逃出來，拉起日耳曼隊伍，兩次擊敗羅馬軍隊，保住了日耳曼民族的自由，免於高盧或西班牙的命運[33]。終於，在235年，一個來自Thracian部落的目不識丁牧羊出身的、從來不是羅馬公民的羅馬軍隊將領Maximinus被推上皇帝寶座，羅馬帝國本身也成了一個戰利品[34]。

在政治結構上，屋大維成為元首“奧古斯都”，終止了公民大會的權力[35]，但鑑於凱撒的命運的教訓，他知道羅馬人還保存着深厚的共和懷念，把任命元首的名義上的權力“還給”了經過改造的元老院[36]。據說他也兩度考慮復活共和，但畢竟害怕失去權力後安全不保[37]。在他的時代，羅馬城裡有一百萬公民人口[38]，住房短缺、租金飛漲、交通堵塞、空氣污染、犯罪率、生活成本和失業率高居不下[39]。“共和已經破碎：行省管理無章，軍隊紀律渙散，元老院腐敗無能”[40]，“羅馬只能靠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管理”[41]。刻在兩根青銅柱上的“神君奧古斯都把世界征服在羅馬國民的統治下的業績和他為國家和羅馬國民負擔的經費”一開始就說：“我19歲時靠獨自的判斷和自己的負擔召集軍隊，把在歹徒的專制壓迫下的國家解放出來、獲得自由”[42]。當然，他把諸如埃及這樣的富裕地盤也算入他的後院收入[43]。而Diocletian戴克里先完成了由共和制向君主制轉變的最後儀式，使得“皇帝由元老院的權威選出，再由士兵們認可” [44]。在他統治之下，元老院被剝奪了最後一點實際權力，成為“羅馬市政議會”[45]。他將元首的稱號改為“主人”，成為羅馬第一位名實相符的皇帝[46]。在305年，戴克里先才五十五歲時，“在他統治的第21年，作出了值得紀念的決定：遜位。”“得到為世界作出辭職的第一次榜樣的榮耀”。“在同一天五月一日，按照事先的約定，Maximian也在米蘭辭去(分治的)皇帝權力”。“在與朋友的交談中，他不斷承認統治的藝術是所有藝術中最難的”[47]。可惜的是，作為唯一一位自願放棄帝位與權力的羅馬皇帝[48]，他不可能免除離開權力之後的帝國的麻煩，因為那些後果與他的一系列的改革統治密不可分，最後被謀害。

在共和時期，“在任何時代和國家都能找到的貴族與民眾的最驕傲和理想的分離恐怕就是自從羅馬共和以來貴族Patricians與平民Plebeians的分離。財富、榮譽、政府公職和宗教儀式，幾乎被維持血統的前者獨占。…不過，這些不適宜一個自由人民的區分，在護民官的不懈努力下，經過長期鬥爭，終於被移除了”[49]。在帝國時期，公民權被來自小亞細亞的學者稱為羅馬最偉大的成就[50]，也是帝國內部社會鬥爭的焦點。早在紀元前90-88年，在羅馬和它的意大利同盟部落之間爆發的“社會戰爭”最終迫使羅馬授予同盟部落公民權[51]。奧古斯都很不情願把羅馬公民權給予意大利的部落，也不肯解放更多奴隸[52]，但Claudius更像凱撒那樣自由大方，連高盧的部落首領也在48年後可以進入元老院[53]。靠埃及軍團起兵當上皇帝的Vespasian[54]除了把公民權賦予西班牙外，還送給跟隨自己的所有行省士兵[55]。Severus的高級官員多數來自東方和非洲，他自然地賦予更多的行省的城鎮公民權。Caracalla在212年乾脆給帝國境內的所有自由人都得到公民權，這些舉動都是為了增加稅收應付越來越沉重的戰爭等開支[56]。

其次、即使帝國軍隊和政府瓦解之後，羅馬法律和相應的行政制度複製在別的國家、機構里。這不意外，因為羅馬法本身，以十二表法[57]為象徵，就是學習吸收鄰近部落的羅馬走出了野蠻/未開化狀況。Romulus從自然學會了婚姻、教育和家長權威的法律，Numa制訂了民族之間的法律和宗教崇拜，Servius制定的民法考慮了七個市民階級的權利和財富，以五十個新法規來遵守契約、懲罰犯罪[58]。除了希臘，東方的波斯王Artaxerxes（統治年代公元240-254）的法律也值得效仿，例如：“君主的權威來自軍隊，而軍隊必須靠稅收維持，而所有的稅收靠農業，而農業的繁榮只能依靠公正和適當的保護”[59]。這與在東羅馬帝國晚期征服了波斯、俄羅斯、敘利亞、中亞、印度等巨大地域的鐵木爾Timour（70歲死於征服中國的路上）形成鮮明對比：“我們會得出結論說這個蒙古皇帝對人類禍端多於福利。一、如果說有些無序和地方壓迫被鐵木爾的刀劍治服的話，他的藥方比疾病還要命。…二、他的多數破壞性戰爭是沿途侵略而不是為了征服。…三、Transoxiana和波斯帝國成為他的家族的永久財富而得以經營治理，但也常常因為征服者不在而中斷或破壞和平的治理。…四、不管他的行政如何成功，都隨着他的死去而終止。他的兒孫們只知道君臨而不治理”[60]。

羅馬共和的公民大會、元老院和法庭有三十多名法官和陪審員，法官傳統上來自元老院，也開放給富裕的騎士階層，後來也開放給不那麼有錢的第三種類公民但仍然有財產資格要求[61]。帝國時期，“所有的文職官員都來自法律的職業。…經過五年的教育課程，學生們被分散到各行省去追求財富和聲譽”[62]。羅馬的所有高等教育和很大部分的中級教育的機構都是訓練講演[63]。“這項原來只限於貴族的神聖遺傳的高貴藝術，落到自由人和平民的手中”。在實踐上與我們今天面臨的“民主法治”社會類似，長期以來被禁止收費的律師們卻習慣接受禮物和遺贈[64]，“按私人的興趣解釋法律”[65]。“作為州長的第一年可以搜刮足夠的錢支付買到這個職位的賄賂，第二年得到的錢足夠收買那些要審判他的罪過的法官，第三年發的財可以夠他一輩子享受的了”[66]。幾次靠賄賂脫身的非洲部落首領Jugurtha最能體會羅馬的法律實踐：“在羅馬，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買到”[67]。這齣賣了西塞羅定義的羅馬法精神：“什麼是民法？它是一種不能被影響彎曲、被權力折斷、被金錢腐蝕的東西”[68]。西塞羅就是最富於講演的羅馬人中“最擅長彈奏人心的旋律的藝術家”[69]，他觀察講演的三要素是：傳達、傳達、再傳達[70]。

西羅馬帝國滅亡五百年後，東羅馬其實也淪落為一個東方朝廷之一。君士坦丁以後，“羅馬政府就變得更專制，所有的國家資源都被用在巨大的官僚和軍隊系統，所有的人的精力也被轉到同樣的事業”，“手工藝者被綁在凳子上，農夫被綁在土地上，商人被綁在行會裡”，失去了自由活力[71]。“簡單強大的元老院和凱撒（皇帝）們不懂外交，但拜占庭的君主們卻精通此道。他們的永久使節們的多產記憶里充斥着相同的千篇一律的虛偽語言和高談闊論、蠻族的無禮與奴性”[72]。但是，東羅馬帝國之所以還被看成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就是因為Justinian查士丁尼的法律大全。它由四部分組成：人、物、行為和個人過失（最後犯罪法原則）[73]。例如，關於行為，“人的一般責任來自他們的公共和私人關係，但他們彼此之間的特殊義務只能在承諾、受益和傷害這三個反面體現出來。當這些義務被制定成法律，相關的各方就要被迫履行法律行為。這個原則被所有各國都立為類似的法規，是相當普遍的理性和正義的結論”[74]。這正是羅馬法律的邏輯理性，所以它的精神被普及到西方[75]乃至整個文明世界，可以被稱為“文明的創新”。例如：“任何人不能被迫違背自己的意志辯護”、“不能因思想定罪”、“提供證據的責任在肯定方而不在否認方”、“父子不能互相作證”、“判罪時必須考慮年齡和缺少經驗的因素”等[76]。法律大全對利息也有詳盡的規定，從普通的4%開始，不能超過12%[77]。

特別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面，正如塔西陀緬懷的那樣：羅馬共和是“稀有的幸福時代，你能思想你樂意的，也可以講你思想的”[78]。今天的許多國家還沒有達到羅馬帝國的文明程度。奧古斯都有一次在元老院看到一個議員在會議上選擇被自己放逐的政敵，建議到：“能不能選更合適的人？”，被那議員斷然回絕：“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奧古斯都在元老院看到有人貼大字報攻擊他的名譽，也沒有追查作者，只是非常認真地反駁誹謗。有好幾次被惡意嘲諷，奧古斯都也只是用布告反駁而已。他特別在遺言中反對制定壓制言論自由的法律[79]。即使是殘忍的奧古斯都繼任者Tiberius[80]，對於社會上的流言惡語、中傷自己和家庭的諷刺詩文，也一概泰然處之，明確聲明：“自由的國家裡，言論和精神都是自由的”[81]。

羅馬法的精髓是個人權利的民法，由國家來執行懲處的犯罪法是帝國晚期才制定的[82]。“他們對法律秩序有着獨特的看法，這些看法帶着某種特定的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的核心價值觀就是自然法，他們基於這一價值觀發展出人類社會的法律，即古羅馬法。”進一步，“古羅馬法由兩個不同的系統構成，一個是專門適用於羅馬公民的，即"在城市裡的定居者"。還有一個法律體系是針對非羅馬公民的。”“在古羅馬法早期，重要的法律體系是"公民法"，也就是適用於羅馬公民的法律。這是當時人們極為注重的法律，陪審團將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這個上面。當時社會的主要評論與分析都集中在這部分法律體繫上。”“歷史的發展卻是劃時代性的和顛覆性的，它將"公民法"和"各種人的法律"的重要性倒置了。那個簡易、基礎的，缺乏繁複程序的法律——"各種人的法律"在歷史的某一個節點與某些具備重要價值的目標結合了起來，它成為新的法律秩序的基礎。"各種人的法律"的應用被認為是吸取了"公民法"相應條款的教訓。”[83]

當然，羅馬法的實踐與理念相去甚遠，法律大全用拉丁語寫成，但人們多數只會講希臘語[84]。特別是繁瑣昂貴的程序有利於富人，有時候還不如“簡單快速的土耳其判官”來得公正[85]，“羅馬人同時被法律的繁重和主人的任意的意志所壓迫”[86]。儘管不理政務[87]，特別“在晚年查士丁尼的堅定意志集中在天上的幻想而忽略了地上世界的事務”[88]，但是，“羅馬的公共理性已經被悄悄地、勤勉地注入歐洲的內部體制，查士丁尼的法律在獨立的民族仍然被尊重或服從。這位把自己的名聲與人類的不朽秩序的榮譽和利益連在一起的君主真是聰明幸運”[89]。

西羅馬最後出現了一位明君Majorian，他的帶有明確原創思想和表達的法律忠實地代表了愛護民眾的性格，他同情他們的痛苦、研究了帝國衰落的原因、能夠力所能及地對公共混亂施行法規和有效補償。可惜“他太久忽視了威脅他的帝位和生命的黑暗陰謀”，被逼迫遜位，五天后死亡[90]。羅馬被蠻族攻陷後，有些貴族逃到非洲，繼續對羅馬效忠。“Demetrias帶上面紗、發誓貞節，作為對羅馬和世界的最高重要性”[91]。其實，“即使羅馬城存活下來，它還是已經失掉了自由、德行和榮譽”[92]。不過，即使羅馬城陷落了，羅馬的不朽在於帝國行省、邊緣甚至遙遠地域在斷絕與羅馬的政治聯繫後仍然進行的不斷羅馬化過程。東羅馬就是第一個樣板[93]。

第三，在哲學思想方面，我們都熟悉“哲學王”Marcus Aurelius寫給自己的《沈思錄》。這本書幾乎沒有談論時政，“從我母親那裡，學會了同情、仁慈，不僅遠離惡行也遠離惡意，以及簡樸的生活”[94]。“從兄弟Severus那裡學到熱愛親人、真理和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權利和言論自由的政體、尊重絕大多數被統治者的君王政府，等觀念”[95]。其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生活的藝術就像一個拳擊手而不是一個舞蹈演員。你必須站穩腳跟對應突然和意想不到的事態”[96]。“接受財富和成功時不要得意忘形，做好準備放它們離去”[97]。“既然你有可能在任何時刻離開人世，要節制每一個行為和想法”[98]。“今天我沒有任何煩惱，或者說我擺脫了所有煩惱，因為它們本來就不在外面而在裡面，在我的觀念里”[99]。“死神就在前方。乘活着的時候你還有力量，做一個好人”[100]。“最後，快樂地等待死亡，就像那些組成任何別的生物的各種元素的解體一樣”[101]。“正如生成由相同元素組成一樣，死亡也是一種自然地奧秘，分解成相同的元素”[102]。宇宙“是統一、秩序和天意。…我崇敬、堅定信仰[自然的]統治者”[103]。與西塞羅、塞涅卡等名人一樣，Aurelius信奉克己儉樸的Stoicism學派，認為自然世界按普遍理性有規律地運行，人的義務就是服從、也只要順從理性就可以與環境和諧相處[104]。產生在東羅馬帝國的Stoicism學派從哲學上提供回應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以來，小城邦共和的平靜生活被撕破後，在動盪的大環境中渺小的個人的道德和理性，為拋棄世俗功利的基督教倫理掃清了思想障礙[105]。不過，克己儉樸學派在帝國統治階層曲高和寡，大概是因為當時傳染歐洲的瘟疫而死去的Aurelius沒有把任何哲學氣質傳給他的兒子，繼位的Commodus成為“對羅馬比任何瘟疫或犯罪還厲害的詛咒”[106]。

除Aurelius之外，“元老院議員Boethius是加圖或Tully可以承認的最後的羅馬公民同胞”[107]。他的祖先有人當過皇帝和教皇，他本人523年成為西羅馬帝國的文職行政首領，但被以叛逆罪逮捕處決。在失去自由之前他已經把亞里士多德的邏輯著作翻譯成拉丁語、自己也寫過邏輯論文、評註別的哲學家、寫過關於代數、幾何、天文和音樂的書，以及（作為基督徒）四篇關於基督教教義的神學論文。當然，他的被稱為連接古典世界和早期中世紀的“西方思想的里程碑”的著作就是他臨死之前寫就的《哲學的安慰》[108]。例如，“誰不看到高貴出身的名聲是多麼空虛、多麼愚蠢？…如果高貴出生有什麼優越的話，我認為只有一點：它將賦予高貴出身者不得玷污他們的先祖的德行的義務”。“雖然分離廣闊遙遠，所有人都來自同源，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父親—他提供所需給所有人。…除了原罪和邪惡地玷污了天國的起源的卑劣行為，誰都沒有墮落、都不是凡夫庶子”[109]。Boethius信奉基督教但沒有直接向耶穌祈禱，而沒有放棄理性來追求神：“從古至今，地球和天空的創造者用理性統治世界，在它的指示下時間從永恆的深淵發出”[110]。“作為萬物自然的創造者，神處理所有事物、指導他們向善”[111]。神“觀察所有事物，傾聽所有事物”[112]。那麼，人還有自由意志嗎？這是西塞羅等已經爭論過的老問題[113]。哲學女神的回答是肯定的：“有。實際上，只有人被賦予自由意志，他才是理性的動物”[114]。借用亞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觀念，哲學女神說明我們的感覺、印象、思想等形式作為人的理性要服從神的意願，如果提升到超級智慧的高度才可以看到超級簡單、沒有局限和限制的先天知識[115]。所以，“人的自由堅定屹立，法律是公正的，因為除了必須之外的意志都會受到獎勵和懲罰。…所以，抵抗邪惡、提升你的靈魂希望正確、卑微地向天祈禱。只要你不隱瞞自己，知道你所有的行為都在無所不知的法官的眼裡，偉大的正當的必然性就會到來”[116]。這本書完成後不久，Boethius在皇帝Theodoric面前被殘忍殺害[117]，他的問題要靠聖奧古斯汀和聖阿奎那來回答了。

東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仍然是拉丁語，但普通人以及文學、哲學的語言是希臘語。隨着基督教的合法正統化、敘利亞和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領，以及雅典學園的關閉，希臘研究就退入寺廟中去了[118]。“他們的沒有生命的手中握有先祖的財富，卻沒有創造和改進了神聖遺產的精神：他們閱讀、頌揚和編輯，卻無精打采的靈魂卻不能思想和行動。在一千多年的進化中，沒有一樣發明提升了人類的尊嚴或改進人類的幸福。沒有一個觀念被加入古代的燦爛系統，…無論在體裁或情感、原創的驚奇，甚至成功地模仿等固有的美感，都不能在湮沒中找出一件歷史、哲學或文學作品”[119]。“在歐洲陷入最深的野蠻狀態下，亞洲的光亮和燦爛有賴於土耳其征服者的溫和管制而不是知識”，土耳其人被波斯和伊斯蘭文明同化的成功例子就是在Alp Arslan和他的兒子手下的波斯宰相大臣Nizam[120]。

第四、吉本通常被認為是把羅馬帝國的衰亡歸因於基督教的始作俑者，正如他在結尾寫道：“經過盡心的探尋，我可以把羅馬的毀滅區分出四條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原因：一、時間與自然的侵害，二、蠻族和基督教的敵視攻擊，三、對物資的利用和濫用，四、羅馬的內部糾紛”[121]。“我們毫不奇怪或感到詆毀地聽到，說基督教的導入或至少它的濫用影響了羅馬帝國的衰亡”[122]。

我們已經很熟悉從基督教史觀（主要是《新約》本身）對羅馬歷史的定位，也知道小普林尼對圖拉真皇帝的報告信等羅馬官員的態度變化，但吉本從羅馬史出發的觀察值得借鑑：“希臘和羅馬多神教信徒從來沒有把未來狀況的說教作為一種基本的信仰”。“靈魂不滅的真理在印度、亞述、埃及和高盧受到更誠摯的灌輸和成功，…我們只能把它歸結於把德行的動機作為野心的工具利用的既成僧侶集團的影響”。“我們發現摩西的律令中缺乏靈魂不滅的說教”。“當使徒們用接受信仰、遵從箴言的條件開出永生的幸福時，這樣的甜蜜許諾很容易吸引羅馬帝國內的各種信仰、各種階層和每一個行省的民眾。”“古代以來很受歡迎的神聖再臨的觀念被密切地聯繫到耶穌的復活”[123]。行省長官審問過耶穌的弟弟聖徒Jude猶得的孫子們，“他們伸出因為日常勞作變得粗糙的雙手，申明他們的所有財產來自相當於24英畝的農田的勞作，…猶得的孫子們被憐憫和輕視的官員放走了”[124]。如果我們記得耶穌被定罪的過程，但“Hadrian和Antoninus Pius的法令明確規定不能憑觀眾的叫聲作為法律證據定罪或懲罰那些擁抱基督教的熱誠的不幸者們”[125]。“然而，從最初的基督徒們的交代顯然可以看出，絕大多數行使皇帝或元老院權威、獨自手握生殺大權的行省行政官員都受到信任、表現出老練的方式和自由的教養，他們尊重法律、精通哲學格言。”[126]。從羅馬公民保羅的命運[127]，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基督教得以在羅馬帝國而不是波斯、阿拉伯、印度等沒有公民權利和自由的王國展開。進一步說，如果保羅沒有羅馬公民權，基督教今天可能還只局限於猶太教中的一個小異端團體。

當然，基督教的人道精神確實提升了羅馬文明的素養。例如，在Honorius治下，雖然已經遭到基督徒等譴責，羅馬人仍然繼續觀賞角斗，每年有幾百人或幾千人由此被屠殺。這時，一個叫Telemachus的亞洲信徒跳進角斗場分開角鬥士，打斷了羅馬觀眾的雅興，被亂石砸死。但瘋狂的人群馬上冷靜下來，認識到他是真正的烈士，服從了Honorius的法律，從此以後禁止以人的犧牲為娛樂。吉本打抱不平到：“沒有任何教會，也沒有任何教壇為這位為人類犧牲的信徒立碑紀念”[128]。

或許，只能說基督教加快了本來就在瓦解的羅馬帝國的解體過程。羅馬帝國對基督教徒的政策其實來自於現實的對應考慮，例如，“Maximilianus，一個非洲青年，被判處死刑。…他固執地反覆宣稱他的良心不容許他從事士兵的職業”。“不可能期待任何政府會忍受不治罪百人長Marcellus的情形。一天，在公共集會上，這個軍官拋掉他的皮帶、武器和肩章，高聲叫喊:只服從永生之王耶穌基督、永遠拋棄利用武器和為邪教主子的服務”[129]。面對類似的風氣，利用比鎮壓是更有效的策略。

羅馬皇帝們也力圖用Pagan自然崇拜[130]迴避基督教，“Julian的神學系統好像包括卓越重要的自然宗教的原則。…這位虔誠的皇帝承認、敬重宇宙的終極原因：它代表了無限自然的所有完美，但肉眼不能見，渺小的人的理解力無法達到”[131]。只在位一年八個月、32歲就死去的Julian不愧為一個柏拉圖的門徒，在征戰波斯失利彌留之際，留下了感人的教誨：“我從哲學學會了靈魂比肉體優美，高尚的物質的分離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痛苦。我也從宗教那裡學到：早期的離世往往得到更虔誠的回報。…我無悔死去，就象我無罪活過一樣。…我要慎言不致影響你們推選新的皇帝”。體現了他熱愛德行、珍惜名聲的統治激情[132]。

東方諸神Cybele、Isis和Mithras傳到羅馬也曾經吸引過不少信徒，特別是與波斯拜火教有聯繫的Mithras神，“以其兄弟結義和為善良事業戰鬥的重視，在羅馬軍隊中如野火一樣擴散，在紀元三世紀實際上成為軍隊的非正式宗教”[133]。除此之外，羅馬帝國也試圖把（先是死去的、後來也包括活着的）皇帝造成神明[134]，作為帝國的象徵[135]。這些宗教崇拜哪是基督教的對手。

除了《聖經》中直接接受羅馬法律(如奴隸制[136])的教規，得到正統地位的基督教全面世俗化。“在一個專制政府下，只有主教享受和行使只被自己的同行審判的特權，即使在殺害的案件，他的弟兄們組成的教士會議才能審判他的罪過或清白”。“古代的至聖所特權被轉移到基督教堂，特別在小Theodosius的自由同情治下，被延伸到奉獻的界限範圍”。“主教是他的信徒的道德檢閱官”[137]。“首都的教士們和教會都類似地從他們的創始人的德行墮落下來”[138]。“君士坦丁給予他們安全、財富、榮譽和復仇，對天主教的信仰的支持也是文職官員的神聖重要的職務”。“隨時排除那些與皇帝特地擁抱的正統神學不相符的人員或教師，不讓他們分享報酬和免役權”。“君士坦丁絕對禁止異端，把他們的共有財富沒收給國家或正統教會”[139]。天主教會的組織越來越像帝國，“教會的階層相應於羅馬帝國的行政機關，…天堂的法律受到羅馬法令的強烈影響，特別關繫到基督教內的單個教會的地位更是如此（主要原則來自羅馬的公司法）。”“隨着羅馬國家的衰落，教會成為拉丁文化的主要儲存庫，”拉丁語“只有在天主教才作為一個功能語言存在下來”[140]。那些奠定了近代政治思想的馬基雅維利、摩爾、孟德斯鳩以及盧梭等法國哲學學派都從羅馬共和中汲取養分，而那些古典羅馬著作從何而來呢？“教會保存了它們。正是因為這些教會裡的復製件，羅馬的遺產才傳了下來”[141]。

希臘羅馬和基督教作為西方文明基礎的例子還可以在幾乎所有的拉丁語系的語言生成中看出：Ulphilas把《聖經》翻譯成德語，“這個天才改進和變聲了不適合任何精神交流的士兵和牧羊人的粗魯破碎的方言，為了翻譯，他不得不發明了24個德文字母，其中四個獨特的發音不存在於希臘和拉丁語”[142]。在德國發明的“印刷術出現後，希臘原版的《新約》編輯們放棄了自己的成見和時代的錯誤。那些被羅馬和日內瓦熱心造就的虔誠的偽品，開始在歐洲的各國、各種語言加倍擴展”[143]。而烏茲別克8世紀被伊斯蘭征服後採用阿拉伯語，加入蘇聯後開始採用拉丁字母和Cyrillic，1993年獨立後制定了根據拉丁字母演變的烏茲別克文[144]。

東羅馬帝國耗費了許多精力在不毛的神學糾紛上，但也達成了一些成果。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集150名主教參加的會議，希望從正統神職人員的集合中發現真理和智慧，完成神學系統。結果，通過對上帝之子是第二個上帝的認可，自然地推演出聖靈也是上帝的三位一體結論[145]。宗教迫害的開端：“每一個羅馬人都可以行使公開譴責的權利，但在Theodosius治下首先設置了信仰審問處，一個遭人痛恨的名字”[146]。

歐洲的君王們仍然離不開羅馬教皇，但“如果他們許諾服務，他們指望的是統治；如果他們發誓效忠，他們盯着叛亂的機會”[147]。十字軍東征“途中”對東“羅馬帝國”[148]的掠奪，“拉丁人活躍的精力傷害了他們的理性和宗教的要害，如果說第九、第十實際是黑暗的時代，第十三、十四世紀就是荒誕無稽的時代”[149]。其實，能夠拯救拜占庭帝國的希望只有一種壓倒土耳其敵人的絕對優勢武器：炸藥，而“這樣的武器就在他們的手裡，在命運垂危關頭正好發現了它的利用”[150]。但是，“一個來自Dane或匈牙利的火炮的發明者，計劃在希臘人軍營里餓死，叛逃到穆斯林陣地，受到土耳其蘇丹的重用”[151]。實際上，Mohammed二世率領攻城的士兵“在16萬到45萬人之間。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大量的基督徒為土耳其人而戰”[152]。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回到歐洲的君士坦丁堡希臘人意外地發現：“對過去的帝王的訪問除去了分離的面紗，他們以自己的眼睛看到強大的歐洲再也不能以蠻族來對待了。”記憶中粗魯野蠻的“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過去和現在與我們的頭腦/觀念如此熟悉”[153]。實際上，由教皇加冕的Charlemagne查理大帝和“日耳曼人民族神聖羅馬帝國” 在藝術、宗教、政治等方面已經比“新羅馬”（君士坦丁堡）、“第三羅馬”（莫斯科）開化多了。

最後，除了基督教，東羅馬帝國的衰亡也直接幫助了伊斯蘭教的興起。埃塞俄比亞本來是著名的早期“傳道人”菲利普開墾的處女地[154]，如果埃塞俄比亞國王能夠守住亞洲的地盤，如果羅馬奴隸出身的Abrahah不被波斯推翻，“如果基督教權力繼續在阿拉伯維持下去，穆罕默德在他的搖籃期就被抹殺了”[155]。吉本從過錯和德行的平衡來總結穆罕默德，深刻尖銳地代表了西方知識分子普遍的態度。“一個盯住同一物體不停運轉的大腦會把一個普遍義務的精力轉換成特殊的召喚，理解或幻覺的建議的熱誠會被感受為上天的激勵，思考的勞作會以狂喜和幻影終結，內向的感受與無形的監視會被描述成上帝天使的屬性”。“穆罕默德命令或批准了對逃離戰場的猶太人和無神論者的殺害”，“他獨自被上帝免除了正面的道德律令的義務”，“在私生活方面，穆罕默德沉溺於一個男人的胃口、濫用了一個先知的稱號”，特別是他對女性的行為，西方文明無法接受[156]。不過，在那個時代，女性與奴隸一樣，並沒有獲得人的尊嚴（為成吉思汗提供性服務的婦女不計其數），伊斯蘭教更需要的是文明提升的啟蒙[157]。另一方面，吉本對伊斯蘭教規和治理有所肯定，“不要讓你的勝利被婦女和孩子的血液玷污。不要砍樹，也不要燒毀莊稼”[158]。“如果我們比較哥特人對西班牙的入侵，或者Castille和阿拉貢國王們的反攻，我們不由得讚許阿拉伯征服者們的適當性和紀律”[159]。“亞伯拉罕、摩西和耶穌的弟子們得到鄭重的邀請接受更加完美的穆罕默德的啟示，但如果他們更願意交付適當的上貢款，也有權利享受良心和宗教崇拜的自由”[160]。這在伊斯蘭社會裡猶太人享受的相對安定地位中得到證明，在那裡，“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學校的甲骨文，只不過被歪曲了而已。他的幫派弟子沒有上溯到泉水的源頭，而是從安達盧西亞的猶太人和摩爾人接受了被歪曲了的遙遠的解說”[161]。

吉本列舉東、西羅馬帝國的“Arcadius和Honorius的敵意把共和體出賣給共同的敵人，拜占庭對羅馬的陷落、意大利的不幸和西方的喪失無動於衷甚至幸災樂禍”的例子，總結道：“它的衰亡的歷史簡單明了，與其詢問羅馬帝國為什麼毀滅，我們倒是應該驚奇它為什麼存活了這麼久”[162]。

歷史上多次發生驚人的類似，對由俄羅斯革命產生的現代蘇聯帝國的研究也達到類似的“現在看來，這個體制居然能夠維持到1991年，反而是一個奇蹟。”的感概[163]。進一步，與其追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會重復甦聯的歷史嗎？”[164]，我們首先要研究一系列問題：它的政治秩序的正當性何在[165]？如何判別它的社會秩序公平性？它的整體的道德規範是否已經墮落腐化到不可忍受非改不可的程度？它將會走向帝國的道路嗎[166]？它是否正在走向帝國的道路[167]？除了重複羅馬、大不列顛、蘇聯和美利堅等世界性帝國的行為，它對新的國際秩序與規範有所創新嗎？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5年11月11日第一稿[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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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趙京，2015年8月10-11日第一稿。

[2] 對於我們今天的公民社會，古代最具有政治天賦的羅馬人種族的政治家代表就是西塞羅。他留下的774封信扎、58篇講演使他成為我們最了解的古代人物（包括他的自我推銷）。他的具有浪漫懷舊色彩的共和情緒帶有普遍思想家的特徵。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7. 下面將較詳細評介節制禁慾學派。

[4] 除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明文化的“主權民族國家”的觀念，人類主要還是從羅馬的實際看到了一個公民社會的“國家”、“政府”應該如何運營。

[5]據基佐的考察，直到羅馬皇帝Vespasian，才首次為修辭等職業教師提供薪水。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編者O.S.注，P.51.

[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Introduction.

[7]在“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日本社會黨的瓦解”（2014年1月8日初稿）一文，我回顧到：“1986年離開中國之前，我逐字逐句地讀過當時被譯為中文的關於古羅馬的名著：凱撒的《高盧戰記》、塔西陀的《編年史》和《歷史》、西庇阿的《羅馬史》和《聖經》，感受到超越自身生活時空制約的人生價值，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不僅沒有阻礙閱讀，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好奇、想象和嚮往，恨不得自己也能親身經歷其中的歷史。”“沒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約的召喚和豐富的歷史想象力，Gibbon寫不出這樣的打動人心的巨著。進一步說，中國近代以來經歷了歷史巨變，但在任何行業卻都沒有什麼可讀的作品，原因也很簡單：學而優則仕（權）、學而優則貴（錢），沒有超越日常生活制約的召喚，更談不上歷史想象力。”吉本以後有許多歷史學者對羅馬史有更精密的研究，但本文的目的不是歷史考證知識而是對宏觀的政治秩序經驗教訓的回顧。這只能從經典巨著中獲得。

[8] 騎士階層的高利貸也是惡名遠揚的。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5頁。

[9]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4.

[10]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3. 在西塞羅時，元老院有六百人，包括西塞羅這樣的出身騎士的新貴。p.24.

[11] 不看好代議制的盧梭強調希臘民主/羅馬共和的國家只能限於一定的人口規模，如瑞士。但以nation-state民族國家成立的絕大多數近代國家只能採用代議制來間接民主統治，例如，今天在緬甸進行的雖然不充分但足夠反映民意的全國大選，表明他們已經知道、接受、運用民主的方式組織新的政治秩序，比超巨大規模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更文明開化。

[12]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72-73.

[13]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8.

[14]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71.

[15]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949.

[16]實際上，正是愷撒把財富發給下層士兵/平民的遺囑打動了人心，激起人們的憤怒和暴亂，打亂了布魯圖斯團伙刺殺愷撒以後元老院貴族與安東尼等愷撒部下達成的避免內戰的交易。“在他的屍體旁爆發的無法撲滅的反叛成為愷撒的最後、最大的凱旋”。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93. 如果凱撒沒有被刺殺，他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成功的凱撒年曆）計劃得以實施的話，羅馬共和向帝國的轉型會怎麼樣呢？

[1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 例如，羅馬將領Regulus被迦太基俘獲，被放回羅馬為迦太基講和，但他呼籲羅馬繼續戰爭打敗迦太基。他返回迦太基坦然接受死刑。

[18] 著名的例子是Cincinnatus，他被賦予獨裁的權力，但在擊敗外族入侵後，放棄權力回到自己的田園種地。當然，共和政府官員的服務都沒有報酬。

[19] “金錢已經成為公共選舉中必不可少的成分”。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271. “羅馬人把偉大的龐培的營地作為他們的國家、把他的帳篷作為他們的元老院，而不認為那些在羅馬執掌政府的consuls, prators以及所有magistrates比叛亂和賣國賊們的頭銜更好”。上書p.800.“所有競選公職的人都毫無廉恥地公開地行賄發錢，而接受錢財的人們不光只用選票表達回饋利益，也用鞠躬、刀劍和投石來決定選舉。”上書p.872.

[20]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108.

[21] 護民官Caius Gracchus去元老院（被殺）出門時他妻子的道別之言。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017.

[22]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1270.

[23]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rev. Arthur Hugh Clough,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618-619.

[24] 美國培養年輕軍官的軍校新生叫Pleb, 就是來自plebian羅馬平民士兵一語。

[2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

[2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0.

[2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28]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32頁。

[29] 插入一句奧古斯都的業績錄：“有五十萬羅馬市民以軍人的身份向我宣誓效忠”。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10頁。

[3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2-543.

[3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48.

[3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33.

[33]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Awaking of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Cover illustration.

[3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35] 公民大會Assembly原則上講可以召集百萬人開會，雖然從來就沒有成為民主聯合的力量與元老院抗衡，也是一個發泄不滿的公共渠道。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6-27.

[36] 元老院早已喪失共和精神，魚目混珠，居然有上千名議員！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2頁。

[37]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23頁。

[38] 紀元64年護民官Gaius Papius制定法律驅逐（奴隸以外的）所有非公民身份的人出羅馬。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46.

[39]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7.

[40]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57.

[4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4.

[42]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09頁。

[43]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91.

[4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P.65.

[4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4.

[46] 皇帝emperor一詞由imperator（軍隊指揮官）而來。凱撒被稱為終身Dictator（獨裁者）和Imperator。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385.

[4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34-337.

[48]他退休後最大的興趣是種菜。在其後有人曾要求其重登帝位，卻被其斷然拒絕，並回復道：如果你看到我親手栽種的蔬菜時，就不會再提出這種要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85%8B%E9%87%8C%E5%85%88

[4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25.十二表法禁止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通婚。

[50] Aristides為此發表的演說。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8.

[5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1.

[52] 他極力想保全羅馬人的血統。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36頁。

[53]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0.

[54] 塔西陀：“帝國的秘密暴露了：皇帝可以在羅馬以外產生”。引用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2.

[5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63.

[5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3.

[57] 紀元前450年公布的首部行政法/民法。除了梭倫，甚至那些採納畢達哥拉斯哲學或藉助於詩歌和音樂的非成文法的希臘城邦，還可看出埃及和Phoenicia法典的印記。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26-327.

[5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24.

[5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83.

[6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54-1255.

[61]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8.

[6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22.

[63] 修辭學家Quintilian在一世紀成為第一個領薪水的教授。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7.

[6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3.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6.

[6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536.到第四世紀時，法律的文獻需要好幾個駱駝才能馱住了。

[6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40.

[67]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0. 他最終被Marius抓獲，死在羅馬監獄裡。

[68]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5.

[69]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18.

[70]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21.

[7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6.

[7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13.

[7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49.據維基百科:《民法大全》（Corpus Juris（亦作Iuris） Civilis），又稱《查士丁尼法典》或《國法大全》由四部分組成，分別為法典、學說彙纂、法學階梯以及新律。最後完成於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內容為東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權威法學家的法律解釋，還有給法律學生當作法學的入門教材等。該法奠定了後世法學尤其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基礎。

[7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67-368.

[75] 特別是繼承法國大革命的《拿破崙法典》以及受它影響的歐洲大陸法律。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當時處於法國領土，也反映了拿破崙法典的精神。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6.

[76]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6.

[7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70.

[78] 轉引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of Cicero, tran. Michael Grant, Penguin Classics, 1983. Introduction, p.9.

[79]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52-153頁。

[80] “沒有一天不處死人，連祭日也不放過，新年元旦也處罰”。“古代以來，不處死處女。叫劊子手先蹂躪沒成熟少女，再施行絞刑”。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88-289頁。民眾在他死後狂喜不已（302頁）。

[81]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258-259頁。

[8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5.

[83] 鍾國平《法律原理與社會》第二章社會理論第二節翻譯亨利·梅恩的社會理論六《古代法》各章介紹2、第二章——成文法出現後法律的演變（續）。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5/10/201510270621.shtml#.Vi-St_mrSUk

[84] Leo III和他的兒子出版了希臘版，成為東羅馬帝國所有法庭的主要權威。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40.

[85]今天也是如此。我在美國經歷過幾次大小官司，因為不熟悉程序、過程太長、無法承擔律師費等，沒法達成明顯的簡單正義期待。

[8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82.

[87] 他的能幹的討伐意大利等原西羅馬帝國疆土上的蠻族的將領Narses是個太監，引得已經相當開化的蠻族們的嘲笑。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99.

[8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83.

[8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22-323.

[9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69，1275.

[9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24.

[9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55.

[93] 君士坦丁甚至從意大利輸入真正的羅馬無產階級流浪漢，使君士坦丁堡更具有正宗的拉丁氣氛。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7.

[94]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5.

[95]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7.

[96]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42.

[97]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47.

[98]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12.

[99]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51.

[100]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20.

[101]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15.

[102]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22.

[103]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The Peter Pauper Press, 1957. p.30-31.

[104]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6.

[105] Essential Works of Stoicism, ed. Moses Hadas, Bantam Books, 1961. Introduction.

[106] 歷史學家Cassius Dio語。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41.

[10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2.

[108]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Preface. 伊麗莎白一世女皇1596年也親自翻譯過此書。

[109]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III, p.76.

[110]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III, p.84.

[111]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I, p.136.

[112]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48.

[113] Cicero, De Divinatione, II 7, 8.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55.

[114]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47.

[115]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42.

[116]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68-196.

[117]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H. R. James. World Publication Group, Signature Press Editions, 2008. John S. Bowman, Book V, p.170.

[11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74.

[11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77.

[12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86.

[12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441.

[12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3.

[12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00-403.

[12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1-462.

[12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6.

[12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7.

[127] 百人長等官員聽到保羅說他是羅馬公民，立即改變態度。Acts 22:25-30.

[12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063-1064.

[12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88.

[130] 基督教徒在羅馬的城鎮繁榮後，稱非基督徒為paganus(拉丁語“鄉巴佬”)。連教會首領彼得在東方傳教30年後也移民到羅馬。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9.

[13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61.

[13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28-829.

[133]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7.

[134]也傳說奧古斯都的母親在阿波羅神廟懷胎。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國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90-191頁。

[135]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5.

[136] 角鬥士斯巴達克斯領導的奴隸起義多達7萬人，持續了3年，震撼了羅馬帝國，最後把6千名奴隸釘上沿着通往羅馬的130英里十字架。羅馬隨即通過法律，只要一個主人被害，就要殺死他家的所有奴隸。奴隸的反叛自此平息，直到最後羅馬陷落時，主人們才發現僕人們普遍與外地通風報信，分享屠城的果實。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84.

[13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65-667.

[13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71.

[13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71-672.

[140]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9.

[14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0.

[14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8-19.十多年前，我們所在的門諾教派有一個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牧師，他獨力把《聖經》從英文/意大利文翻譯成厄立特里亞語，舉家（妻子是白人）遷回剛從埃塞俄比亞獨立不久的厄立特里亞傳教。我買下了他拍賣的花瓶並捐獻了一筆。我後來斷斷續續地接到他的通訊，敘述在伊斯蘭軍事社會裡傳播基督教文明的艱辛。

[14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0-31.

[144] A Visit to Uzbekistan, Awake! October 2015, p.11.

[14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69.

[14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73.

[14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71.

[148] 吉本在用這個稱呼時都忍不住笑出聲來。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01.

[14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44.

[15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63.

[15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33.

[15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36. O. S. 注。

[15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73.

[154] 《聖經》Acts 8:27記載Philip the Evangelist為來自埃塞俄比亞Candace女王很有權勢的太監洗禮。

[15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80.

[15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92-695.

[157] 伊斯蘭教啟蒙的困難事實在於啟蒙的嘗試幾乎被（或自願）排除在伊斯蘭教門之外了。“如果把蘇菲教門僅僅作為伊斯蘭的一個特殊分支（就象一般中國人知道的那樣），就沒有多大的思想價值；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作為“異端”的蘇菲教門揚棄了“正統”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才使其他文明對包括伊斯蘭在內的教義產生好奇和興趣。”趙京，”蘇菲教門的泛神論與自由主義”，2013年12月25日。

[15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23.

[15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78.

[16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82.

[16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44.

[16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2.

[163]趙京：蘇聯體制下的政治警察，首發於香港《十月評論》2001年第二期。收入趙京《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

[164] 趙京：關於莫洛托夫和蘇聯的興亡，2001年8月。收入趙京《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收入趙京《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

[165] 自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發展成為政治制度正當性的一個顯著標誌，例如最近中國政府公布的經濟增長6.5%目標。但政治秩序與經濟秩序/制度不同，它關注的是人的權利/自由狀況。

[166] 例如，”中國目前正在開發宏偉的“一帶一路”項目，這是一個將20多個國家按照古代“絲綢之路”的路線聯繫起來的經濟紐帶。但是這個耗資1400多億美元的項目在存在很多挑戰，包括戰爭、區域紛爭和內亂。”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silk-road-20150415/2720453.html

[167] 例如，中國與相關各國近年來在東海、南海的衝突和較量，至今看不出任何解決的規範和秩序。

[168] 文章隨時修改，引用請參照研究所網址http://cpri.tripo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