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三馬”迥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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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在我國西北的甘、寧、青地區，存在着數股強大的回軍武裝力量。由於其首領皆為甘肅河州回族馬姓，故稱“馬家軍”，俗稱“西北群馬”。因割據範圍不同，又分成“寧(夏)馬”、“青(海)馬”、“甘(肅)馬”等，其勢力還曾擴張到新疆。馬家軍原為家族武裝勢力，它們參與了當時中國政壇的紛爭，先後依附清政府、北洋軍閥、馮玉祥、蔣介石等，統治西北地區數十年，產生了一批顯赫一時的馬姓軍閥。他們以“甘、河、回、馬”(即甘肅人、河州人、回族、馬姓)這四條為用人標準，核心權力採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封建繼承方式，經數十年的發展，逐漸成為左右西北局勢的軍閥武裝。
20世紀40年代後期，“群馬”中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三個集團最具實力，人稱“西北三馬”。王新在《僑園》2010年第12期撰文《“西北三馬”迥然不同的後半生》敘述，當西北各族人民歡慶翻身解放之時，“西北三馬”也面臨着前途的抉擇，他們因各自的行為而造就了天壤之別的結局。

馬步芳（1903-1975）
青海“土皇帝”馬步芳在埃及當寓公，在沙特當“大使”，荒淫本性不改
馬步芳，字子香，甘肅河州(今臨夏)人，1903年出生。早年曾入寧海軍官訓練團，結業後在其父馬騏和叔父馬麟統率的青海地方軍事集團中供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旅長、師長、軍長、縱隊司令、集團軍總司令。1936年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期間任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兼陸軍第八十二軍軍長，派兵參加抗日戰爭。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1948年9月兼任西北軍政副長官。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40年，尤以馬步芳最為殘忍兇狠、荒淫橫暴，人稱“土皇帝”。
1949年5月，華北、華東地區的戰爭形勢一日千里，西北地區也解放在際。李宗仁一面在作倉皇南逃的準備，一面還強打精神與馬鴻逵共商改組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計劃。原來，原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已率代表團去北平參加和談，所遺職務現由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以副長官名義暫行代理。儘管解放軍的攻勢已如破竹，卻還有少數執迷不悟者，仍舊在做着接任西北軍政長官職位、再當幾年“西北王”的黃粱美夢。
“西北群馬”中實力最強的，是寧夏馬鴻逵和青海馬步芳兩家。馬步芳大力開展“黃金外交”，走上層路線，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等國民黨大員送禮。白崇禧幾經考慮，認為馬步芳是匹“野馬”，雖難駕馭，但還可以拿出來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馬鴻逵則是一匹“滑馬”，常以“保境安民”為由保存實力，有些靠不住。當然，馬步芳的實力還是在馬鴻逵之上的，這也是他最後競得軍政長官一職的主要原因。
1949年5月18日，馬步芳被任命為代理西北軍政長官，同時還以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當“西北王”的夙願。7月，由於張治中留在了北平，馬步芳就正式擔任了西北軍政長官。
野心勃勃的馬步芳，決心由過去僅統治青海一隅，擴大到統治整個西北。他帶着青海省政府秘書長馬驥、建設廳長馬祿和國民黨青海省黨部主任馬紹武到蘭州上任。
馬步芳大刀闊斧，對西北長官公署的原有高級人員，作了大規模調整，凡行政、財經、建設等“肥缺”，一律由“馬家將”充當，只留下屬桂系的副長官兼參謀長劉任等人。
另外，馬步芳故意留下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以抵制馬鴻逵，等時機成熟再逼他讓位。馬步芳還發動各地大肆獻馬獻旗，派代表來蘭州祝賀，為自己大造聲勢。蘭州擠滿了前來獻禮的代表，連日大擺宴席，跳舞作樂。馬步芳任命的蘭州城防警備司令趙瓏大肆搜捕共產黨和進步人士。馬步芳指示他們要“寧可錯殺一千，不讓走脫一人”，凡發現對馬步芳黑暗統治有不滿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槍殺，之後更是頒布了《緊急治罪法》，實施法西斯統治，把死刑擴大到了無所不包的範圍。
但馬步芳的迷夢很快破滅。8月20日，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指揮下發起了蘭州戰役。就在解放軍對蘭州發起總攻的前一日，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寧，留兒子馬繼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戰。馬步芳花重金雇陳納德“飛虎隊”9架飛機，將歷年搜刮來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往國外，先運往香港，後運往中東。
8月27日，蘭州解放。廣州國民政府不放過馬步芳，8月27日，國民黨國防部長徐永昌受閻錫山委派，飛抵西寧，一面要追究馬步芳的責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寧為基地作困獸之鬥。馬步芳不服氣，同徐永昌大吵一通。
最後，馬步芳藉口要向國民黨中央求援，帶着一大群姨太太乘上陳納德的民航大隊飛機，背着徐永昌飛往重慶，永遠離開了自己殘暴統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達重慶的馬步芳得知西寧已被解放軍攻占，號啕大哭。也抵達重慶的徐永昌一方面責難馬步芳，另一方面藉機扣留了馬步芳運到重慶的一部分財富。馬步芳不敢在重慶久留，不久就飛抵廣州。馬步芳電令還在西北戰場上的兒子馬繼援速來廣州會合。不久，馬氏家族和青馬集團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後匯集到廣州。
但廣州也非久留之地。9月下旬，馬家所有人員遷到香港，聚居於皇后大道100號，這是北臨海灣、南靠香港山腳下的一條繁華大街。在此期間，10月上旬，蔣介石電召馬步芳去台灣。馬步芳無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灣。他把西北戰場失敗的全部責任完全推到了馬鴻逵的身上，而蔣介石卻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殘部，繼續同解放軍對抗。西北戰局已無法挽回，這實際上是叫馬步芳去送死，馬步芳不寒而慄，遂萌生去意。
10月初，台灣當局的“行政院”召集第52次會議，以馬步芳擅離職守，給予“撤職議處”的處分。馬步芳感到此生作惡太多，再在台灣呆下去後患無窮，決定離開。他施展了慣用的“黃金外交”，以2000兩黃金賄賂了能在蔣介石面前說得上話的國民黨元老吳忠信，由吳向蔣周旋，才獲准暫不返回西北。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為和惡人先告狀的做法難以持久，一旦馬鴻逵赴台，一定會同他算賬。
10月11日，馬步芳飛回香港，以到麥加朝覲為由請假，辦了出國護照。爾後，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親屬部下，包租了英國航空公司的3架專機，大人小孩共200多人，從香港飛往沙特阿拉伯王國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後，沙特國王特地接見了他，並表示要贈送他一輛小汽車，馬步芳婉言謝絕了。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購買了4輛小汽車，率部分人員前往麥加朝覲，併到麥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為當地天氣太熱，只得暫時轉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後，馬步芳又帶着隨行人員遷往吉達海港，那裡氣候比較涼爽，各國駐沙特領事館多建在該市。
自1950年起，馬步芳遷居埃及首都開羅。他在開羅住宅區馬爾地33號購買公寓一院，作為自己的私宅，其內部的裝修陳設超過王宮。他另外購買13層樓房一幢，作為其餘人員的住所。為了不坐吃山空，馬步芳開了一個舞廳和三家酒店。
馬步芳為人荒淫無恥，在國民黨上層中少見。在大陸時，他曾公開說：“生我、我生者外無不奸。”部屬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難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馬步芳仍然難改其風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廳的舞女、隨他到開羅謀生的部屬的家眷，都被他姦淫。甚至連他的外孫女，也遭其強姦，後生下一個兒子。為了掩人耳目，馬步芳親手將這個嬰兒殺死。據後來旅居中東的回族僑民向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控拆，包括漢、回、滿、蒙、藏、哈(薩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內，被馬步芳蹂躪過的，不下5000人。
與此同時，馬步芳還大做走私生意。過去國民黨政權撥給他的大批軍費，都被他兌換成黃金後私吞了，聽說黃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錢，便組織偷運倒賣的勾當。
1957年，因埃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歡迎的馬步芳又遷居沙特阿拉伯居住。馬步芳從權力頂峰一下子跌落到漂泊海外過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無所事事，就聘請了中、阿文家庭教師，堅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學習阿拉伯語和文字，還請人給他讀《古蘭經》，似乎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了。從表面上看心態還較平和的他，常對身邊人說：“打天下，坐江山，誰勝誰坐，還不是那麼一台戲！”“到哪個山里砍哪個柴，這有什麼不行的。”
兒子馬繼援不久從國內逃了出來。父子一見面，馬步芳就面帶笑容地說：“啊！你來了，你來了就好，把軍隊都交給他們了嗎？”馬繼援答：“都交給他們了。”馬步芳說：“這就對了。”總之，馬步芳平日裡沒有表現出多少沮喪的情緒，似乎清閒愉快、自得其樂。但是當國際形勢有了風吹草動之時，他的反共嘴臉就暴露無遺。
50年代末，台灣當局想乘國際反共反華、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矛盾和青海藏區、甘南地區發生過一些民族糾紛和衝突的機會，妄圖策劃反攻大陸。馬步芳也抓住機會吹噓，由他指揮的游擊隊仍在大西北堅持反共鬥爭。他還詭稱，大陸來朝拜的人員當中就有他的游擊隊代表和聯絡員，是來接受他的指示，並再三請他回去領導反共大業的。
沙特華僑很多，都是虔誠的穆斯林。馬步芳還想再過“土皇帝”的癮，於是行賄台灣當局，最後謀得了台灣當局駐沙特的“全權大使”。可是馬步芳的阿拉伯語講得很差，也最怕參加任何“外交宴會”，每日很少去“大使館”辦公。他的漢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應公文都寫個“閱”字，再交秘書們核辦。
50年代末時，台灣當局曾積極行動，想邀沙特國王去訪問台灣，以擴大台灣當局在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可是馬步芳一想到自己要“陪同”回台灣，便態度消極，一拖再拖，直到最後不了了之。馬步芳在任4年中，沒履行過一回去台灣“述職”的義務。
馬步芳壓迫當地僑胞的手段相當毒辣。沙特的華僑多以縫衣制帽為生，馬步芳把所有的縫紉機都買下，迫使僑胞用高價向其轉購。各國的華僑來麥加朝聖，也遭其盤剝，否則就誣以“通匪”等“罪名”，讓沙特方面不予簽證。而原先就在沙的僑民，護照大多被其扣押在手，更使其頤指自如。
馬步芳剛到沙特時，也常帶着一群姨太太去麥加朝覲。阿匐見了大起詫異，認為一個男人不可能有這麼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別人的老婆。因此當面罵他道：“你這人帶別人的太太來朝覲天房，把天房褻瀆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趕你出去，還要報告政府，驅逐你出境！”嚇得馬步芳趕快把太太們就近送人，別人說養不起，他又貼上一點錢。等到朝覲結束後，又去硬討回來，被人傳為笑料。
1961年春，馬步芳為台灣當局的“外交事業”製造了一起大醜聞。起因是五姨太馬月蘭的反戈。馬月蘭是馬步芳的堂弟馬步隆的女兒，馬步芳去開羅時，她和家人隨行。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納她為妾，還威脅馬步隆夫婦說：“你們不把她給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這樣，馬月蘭成了伯父馬步芳的玩物。
馬步芳來沙特當“大使”後，馬月蘭被關在吉達海濱的住宅里，不准與任何男人接觸，還常遭到馬步芳的毆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則遠遠避開。不料後來，馬步芳又瞄上了馬月蘭的母親和她的兩個妹妹，要她寫信召她們來馬公館“一同生活”。馬月蘭無法忍受這種母女姊妹同受蹂躪的恥辱，斷然拒絕，於是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
剛巧，這時台灣當局又給自己駐沙特“大使館”派來一個“參贊”宋選銓。宋的妻子是外國人，思想開明，很同情馬月蘭的處境，於是幫助她逃出虎口，藏身於自己的住宅。接着，馬月蘭不斷向台灣“外交部”、“監察院”、“立法院”等處發出控告信，要求他們責成馬步芳速將她被扣押的護照發還，好讓自己去台灣控訴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
馬步芳知道後，下令在“大使館”內挖了個坑，準備活埋宋選銓，又親自帶領數人去砸宋的家門。宋選銓和馬月蘭跑到陽台上向外大聲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來警察，當場將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馬步芳是“外交使節”，享有豁免權，而其餘的人則被送往警局關押。
這時，台灣當局“外交部”派來調查此事的官員聞訊趕到，力勸馬步芳以“黨國聲譽”為重。馬步芳馬上向其下跪磕頭，請他不要把“黨國”和“家事”混淆。接着，馬步芳爬起來，與站在陽台上的馬月蘭對罵。
馬月蘭會講阿拉伯語，忽而用中國話回罵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語向圍觀的沙特行人作公開揭露。當時約有近800人圍在現場，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後，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調停，把馬月蘭護送出境。接着，從黎巴嫩直至港英當局，馬月蘭一路控訴，一路為之大開綠燈，竟使馬步芳原以為她到了貝魯特便無法動彈的盤算落空。
不久，馬月蘭逃到台灣，出現在台灣“監察院”的控訴席上。繼而，沙特華僑的聯名控告信似雪片飛來。台灣報紙上儘是“踏花歸來馬蹄香，風流大使太荒唐”、“後宮多佳麗，侄女充下陳”等標題。“監察委員”們亦紛紛以“敗壞邦交，貽誤國是”、“亂倫逼婚，迫害僑胞”等罪名，提出劾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責任。
馬步芳自然不會送上門來受審，台灣當局更是想儘可能遮蓋醜聞，最後，由馬步芳“自請辭職”了事。馬步芳在沙特弄得聲名狼藉，中東各國也不歡迎這個披着宗教外衣的醜類。從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館裡消磨時光。
據傳聞，1975年，一位到麥加朝聖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訪馬步芳。彌留的馬步芳已說不出話，兩人在袖中用西部獨有的方式手談。說到欠下家鄉的感情時，老人出示一個羊頭、一個馬頭和一個牛頭。馬步芳連連搖頭。再問時，馬步芳老淚縱橫，他顫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豈是金錢能夠衡量的？馬步芳在無限的鄉愁中辭世，屍骨留在了數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1975年7月31日，惡貫滿盈的馬步芳暴死在沙特，終年73歲。

“寧夏王”馬鴻逵負隅頑抗，無奈去台，最後在美國當了寓公
馬鴻逵，字少雲，甘肅河州(今臨夏)人，1892年出生。1910年畢業於蘭州陸軍學校後，長期在其父親馬福祥統率的寧夏地方軍事集團供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第十一軍軍長、寧夏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員會委員、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委員長西北行營副主任等職。1936年授陸軍上將軍銜。
1949年5月，馬鴻逵應代總統李宗仁電召，帶着四姨太劉慕俠和少數隨員，由銀川直飛南京。對於西北軍政長官，爭得最厲害的就是馬鴻逵和馬步芳兩人。李宗仁也很頭疼，馬鴻逵當長官，馬步芳不服；馬步芳當長官，馬鴻逵也不服，不如由馬鴻逵的堂兄馬鴻賓出任。誰知這番意見剛說出口，馬鴻逵連連搖頭，理由是馬鴻賓年老昏聵且“剿共”意志不堅，等等。李宗仁看無法談下去，只得先請他回行館休息。
很快，解放軍的百萬雄師過大江。趁着解放軍還沒有進城，馬鴻逵急忙搭乘最後一班京滬火車，然後轉道上海飛向蘭州。
在蘭州逗留的時日裡，馬鴻逵大肆活動，又電請馬步芳、馬鴻賓來蘭州“共商西北大局”，但均遭拒絕。接着，其派駐廣州的親信向之密報了白崇禧已決定支持馬步芳出任西北軍政長官的消息，又惟恐二馬各不相讓，授意由馬鴻逵出面保薦馬步芳當長官，過一陣後，再由馬步芳保舉馬鴻逵當甘肅省政府主席。這樣安排，雖然距離馬鴻逵原先期望太遠，但好歹甘肅地盤也是他垂涎已久的。
馬鴻逵於是順水推舟，再約馬步芳在寧青交界處的享堂進行會晤，談妥互相薦保，以示團結，並一起出兵合攻陝西。馬鴻逵主動表示願意給馬步芳當個參謀，從旁協助。馬步芳也假惺惺地謙讓說：“老爸爸(西北回族對長輩的稱呼)，你領導我們，你怎麼說，我們怎麼辦。”為了表示親上加親，馬鴻逵還把自己的孫女許配給了馬步芳胞弟馬步青的兒子。回蘭州後，馬鴻逵還自我安慰地對部屬說：“長官是虛銜，主席是實缺，有地盤，有實權，將來可以多徵兵。”
二馬入陝，部隊不堪解放軍迎頭痛擊，頃刻潰敗。而馬鴻逵眼巴巴等待兌現的“甘肅省主席”支票，也因馬步芳蓄意由自己兼任而泡了湯。馬步芳還想把甘肅省主席留給自己的兒子馬繼援，青海省主席由親信馬驥接替，以實現甘、青一體化。
在蘭州坐等了兩個多月的馬鴻逵忍無可忍，痛罵馬步芳背信棄義。寧、青二馬的矛盾白熱化了。接着，馬鴻逵坐飛機去廣州，找行政院長閻錫山大發牢騷。閻錫山只會打哈哈，李宗仁又提出了讓嫡系將領劉任來當甘肅省主席。
馬鴻逵徹底失望，索性又飛台灣，去草山向蔣介石哭訴。蔣介石倒是認為他還有利用價值，當面答應不久便明令發表他的“主席”任命。豈料粵、台之行，也使馬鴻逵看透了前景，從蔣介石居住的草山回到台北市後，他向部屬說：“老蔣這個時候才叫我到甘肅去，他早作啥子呢？”馬鴻逵於是當面向蔣介石拍胸脯，背里卻囑親信在台灣、香港兩地購置房屋，並托陳納德的航空公司將他歷年來搜刮寧夏人民的血汗所得，變成黃金，源源運往香港。
8月1日，馬鴻逵的甘肅省政府主席任命，終於由廣州國民政府發表了。為消除二馬隔閡，閻錫山又電召馬步芳來廣州與馬鴻逵見面。二馬同住愛群酒店，說起西北吃緊的形勢，幾度抱頭痛哭，還拿出《古蘭經》來，向主發誓，一定要同舟共濟，同返蘭州，做最後掙扎。
不料就在離開廣州的前一天午夜，已將《古蘭經》放在行李中藏妥的馬鴻逵突然變卦，將親信們從床上叫起來說：“我們明天飛寧夏，不去蘭州。我想，與馬步芳同去蘭州，他必定會把我扣起來，強迫寧夏出兵。必要時他有殺害我的可能。我們如果去蘭州，不送命於共產黨，便送命於馬步芳。你們快收拾，天亮我們就走。”這是他考慮半夜的結果，亦是對馬步芳為人的透徹觀察，親信們都連連應和：“還是老主席想得周到。”
天剛放亮，馬鴻逵一行不顧馬步芳隨員的再三勸阻，直接飛寧夏，與馬步芳公開決裂了。未幾，解放軍合圍蘭州，馬步芳於無奈中，忙向馬鴻逵求援。馬鴻逵擺過架子後，再派寧夏兵團從銀川出發，作出支援蘭州的姿態，而實際上卻是駐紮在寧夏海原縣境的興仁堡坐觀成敗。
果然，馬步芳歷年積攢起來的軍事血本，經不起解放軍痛打。8月26日，蘭州回到人民手裡。消息傳到寧夏，馬鴻逵又驚又喜，幸災樂禍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馬步芳)放不倒！”馬鴻逵估計寧夏遲早必失，便在4月開始大量轉移財產，在台北、香港和美國購買房產，作流亡的安排。據說馬鴻逵轉移出來的黃金有7噸半，還有大量珍貴珠寶，由陳納德幫助，存入美國銀行。
甘肅解放了，寧夏成為下一個目標。解放軍希望馬鴻逵不要步馬步芳後塵，誠心誠意給他提供了多次棄暗投明的機會。傅作義從包頭給他打電話，勸他起義；馬鴻逵的老部下孟寶山不避艱險來銀川，當面轉達解放軍第十九兵團首長楊得志、李志民關於和平解放寧夏的誠意。蘭州解放後，蘭州軍管會領導韓練成特別派人送來親筆信，要他認清大勢。
然而馬鴻逵始終不相信共產黨會寬大處理他這個戰犯，仍執迷不悟，發出“打光、燒光、放水”的叫囂，裹脅部下作困獸之鬥。9月1日，他應蔣介石電邀去重慶，臨行前把寧夏軍政大權交給次子、時任寧夏兵團司令官的馬敦靜。19日，在馬敦靜一再拒絕和平解放寧夏的敦促後，解放軍第十九兵團發起總攻。前後3天時間，馬鴻逵苦心經營多年的部隊被殲，銀川市在風雨交加中迎來了黎明。
馬鴻逵讓部下替他拼命，卻捨不得讓兒子陪葬，解放軍向銀川發起總攻時，馬敦靜便乘飛機逃到了重慶。父子密室交談，相對而泣。當晚，他們用電台和寧夏聯繫。報話機中傳來一位少將處長的聲音：“阿匐(指將領)們都來着哩！滿拉(指士兵)們都散了。”
馬鴻逵焦急地說：“你叫他們來說話。”但是，沒有一個接話。據當時隨侍在側的馬鴻逵侄孫馬振宇後來回憶：“這時馬鴻逵背轉身來仰面慘笑，在場的人均感到毛骨悚然。”
寧夏解放時還發生了一段插曲。9月中旬，在寧夏軍政當局決定和平起義之前，馬鴻逵向蔣介石的專機組要了一架運輸機，飛抵銀川機場來接高級軍官的家屬，被參加和平解放寧夏的十一軍軍長馬光宗扣留，移交給接管銀川市的解放軍。駐守機場的解放軍某連隊指戰員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真飛機，他們怕它飛跑了，就用繩子把機翼像包裝託運大件一樣捆紮起來，另用一根繩子一頭套着機身，一頭掛在大樹上。他們以為飛機翅膀綁着、機身掛在大樹上，它再有本領也飛不動了。
駕駛這架飛機的正駕駛員叫毛昭宇，他是國民黨空軍司令毛邦初的侄子，又是蔣介石前妻毛氏的親戚，所以國民黨方面對飛機和機組人員的安全十分關心。但不幾天重慶方面就得到消息，說飛機已安全逃到了漢中機場。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毛昭宇對守衛機場的解放軍說：“飛機要定時發動，長時間停着要壞的，你們可以派人同我一起上飛機看守着，我把它發動一陣就下來。”連長認為他是好意，就同意了，並派兩名戰士押着他上飛機。毛昭宇說：“我一人不行，機組都要上來，各有各的干。”兩名連隊幹部也一同上去。毛昭宇把飛機發動後，立即加大油門，沿着跑道呼啦一下衝上天空，繩子哪能對付這一股力量。飛機爬高到數千米後，毛昭宇接連飛出幾個特技動作，機上兩名連隊幹部沒有經受過飛行訓練，在艙內不知所措，已無力制止敵人了。
寧夏解放後，馬鴻逵躲在重慶歌樂山下的連家花園裡，好多天稱病不出。有一天中午，連家花園乃至小鎮的里外都突然戒備森嚴，布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和藍衣社特務們，如臨大敵。不多時，蔣介石侍從室主任俞濟時乘車先到，即率警衛人員進花園裡和住宅內布哨。接着又是一串高級小轎車魚貫而至，下車的是在重慶的國民黨軍政要員。
最後是一輛黑色林肯牌防彈加長轎車飛馳直接駛進花園大門，走下車的蔣經國和錢大鈞二人。這時俞濟時請馬鴻逵把自己的警衛人員撤走。又過了一會兒，五輛一式黑色林肯牌防彈長腰豪華座車緩緩開進連家花園，第一、二、三、五輛車為隨從和特工人員，從第四輛車上先走出花白頭髮的閻錫山，接着出來的是蔣介石。蔣、閻二人沒有走向客廳，而直接步入馬鴻逵的臥室，原來是蔣介石和閻錫山來“探病”了。
蔣介石進入馬的住房後，肥胖不堪的馬鴻逵忙爬起身，就勢溜下床來，跪地抱住蔣介石的腿，連哭帶泣地說：“我對不起總裁，對不起黨國……”蔣介石俯身拉攙，連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閻錫山則仍舊打哈哈：“沒啥，沒啥，從頭再來。”
最後，蔣介石當面關照馬鴻逵去台灣，且指定要乘中國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不許去找陳納德。馬鴻逵事後慨嘆道：“不相信我了，敗軍之將，雞犬不如！”
去台灣之前，馬鴻逵曾派部下去廣州國民黨行政院財政部騙領寧夏軍費，財政部則以寧夏局勢不明拒付。馬鴻逵又得知寧夏省財政廳科長雷雲清從重慶領到一筆行政經費，約現洋5萬元，折合黃金約1700兩。馬鴻逵即以省主席名義將其扣留私吞。另外離開寧夏時帶出的黃金400兩和9000元銀圓券辦公費，也被他中飽私囊。
10月13日，馬鴻逵一家在無人送行的淒涼氛圍中，登上了去台灣的飛機。臨行前，所有警衛人員的槍械都被機場人員奉令收去。
這次飛行充滿了艱險，令馬鴻逵一生難以忘記。馬鴻逵以1.7萬銀圓券從中國航空公司包租一架“空中行宮”式60座客機。當飛到湖北上空時，地面已經解放了，由於解放軍用高炮對空射擊，飛機只得爬高飛行，飛機顛簸，機身顫動，馬鴻逵他們以為飛機被炮火擊中，頓時緊張萬分，紛紛向主念“討白”。
下午2時，飛機降落在廣州的白雲機場，加油後即欲起飛，機場上待飛的軍用飛機有百餘架，指揮塔下令軍用機先起飛，民用機後起飛。“空中行宮”被迫原地等候，大約在飛機上坐等了1小時左右，大家感到當時是分秒如年。駕駛員比較機靈，抓住了一次軍用機起落的空隙，立即把飛機滑向跑道，雖然指揮塔大呼“不准起飛”，但駕駛員佯裝聽不到，拉起機頭飛跑了。可是天有不測風雲，這時台灣海峽氣候十分惡劣，無法穿過，只好與地面聯繫就近降落等待。而此時，沿海仍在國民黨控制下的機場只有汕頭了，飛機便向汕頭機場飛去。
剛剛有了轉危為安之感的一行亡命人，不久又緊張起來。他們發現，有兩架野馬式戰鬥機在盯着他們乘坐的“空中行宮”。這兩架戰鬥機跟在他們的民用機後飛行，一會兒超過了，一會兒又折回頭仍然跟在後方。馬鴻逵一行驚慌不已，還以為要擊落他們呢，正在坐以待斃、等候末日到來時，機組人員通過通訊聯繫，向他們作了解釋。原來這兩架軍用機羅盤失靈，就以民機為導航，跟着他們飛往台北，也因氣候關係，又同他們一起暫到汕頭等待。大家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平安降落在汕頭機場上。
這時天色已是近黃昏了，一行人從距市區15華里的海濱機場乘車到市區附近賓館住宿。此處沒有回民食品，只好出去設法買了麵粉回來做揪面片吃。
大約在午夜1時左右，忽然外面人聲嘈雜，裝甲車和坦克車轟隆而過。此時，一肩扛少將軍銜的軍官帶着一小隊憲兵到賓館查詢。當得知住的是西北軍政副長官、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後，又看到馬鴻逵身着上將戎裝，隨行者亦大多扛着將校軍階，也就相信了。
少將軍官不僅沒有對他們進行盤查和騷擾，還關心地告訴他們：汕頭國軍正在撤退，你們必須在拂曉前離開這裡，否則安全無人負責。馬鴻逵一行頓時又驚慌起來，決定馬上到機場去離開，而此時卻找不到飛機的駕駛員。原來這位駕駛員跑到城裡尋歡作樂去了，不知在哪家酒吧或妓院裡，無法找到。他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亂作一團，女眷們嚇得號啕大哭。
他們在煎熬中一直等了4個小時，駕駛員才醉熏熏地回來，但是駕駛員已經深醉不醒，無法駕駛飛機。此時外邊靜悄悄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撤退走了。馬鴻逵站起來，激動地說：“反正死路一條，碰碰運氣吧，請副駕駛員上機吧。”副駕駛員小心翼翼地檢查了一下飛機各部分，又試發動了一下，一直折騰到8時許，才算起飛了。
14日上午11時，馬鴻逵一行飛抵台北機場，台灣省主席陳誠、保安司令彭孟緝等大員在機場迎接。馬鴻逵先被接到陽明山下省政府招待所住下，不久即連日拜訪在台軍政要員，其餘的人則忙於搬家。
早在1947年，馬鴻逵就在台北古亭區和平西路二段購置了一大片房產。收拾妥當後，馬鴻逵、馬敦靜父子兩家住23號，長子馬敦厚一家住54號，繼母馬書城老太太住6號，高級軍政部屬分住在9號，隨從人員們擠住4號，大家尚且相安無事。
不久，蔣介石也從重慶來到台北，在召見馬鴻逵時，問到咸陽戰役中馬部擅自撤退的原因，語氣很不滿意。事後馬鴻逵了解到這是馬步芳、馬繼援父子搶先在老蔣面前告了他一狀，很是氣憤。
後來，馬鴻逵在台北的“洪長興”清真餐廳恰巧和馬繼援相遇，便上前狠狠地說：“你們說話要講良心哪，不要血口噴人！”當時，馬繼援的表哥、原國民黨騎五軍軍長、時任駐澎湖預備軍團副司令的馬呈祥見他們一老一小短兵相接，怕雙方下不來台，趕緊打圓場說：“你老人家不要生氣，改日我帶少香(馬繼援字)登門道歉。”
這個冬天對於馬鴻逵來說是難忘的，雖然台北的天氣不如寧夏寒冷，但是他卻倍感難熬。在12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全會上，他失去了“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接着，“監察院”里有一些“委員”聯名提出對馬步芳、馬鴻逵的彈劾，要追究他們貽誤軍機、丟失西北的責任，一時在台灣政壇上甚囂塵上。
馬鴻逵沒想到死心塌地跟着蔣介石當殉葬品，亦會落到這般田地，好不傷心，但聊以自慰的是搶先告自己惡狀的馬步芳，也被困在這個彈劾案中。不過馬步芳比自己有遠見，早已溜到了埃及，自己也不妨學他一回，三十六計走為上，免得夜長夢多。
主意既定，馬鴻逵先以治病為名，把四姨太劉慕俠打發去香港。而後，她拍來急電，慌稱病危，要馬鴻逵飛港見最後一面。馬鴻逵手拿電報，親自去找“副總統”陳誠，談及夫妻情份，老淚縱橫。陳誠還算開通，特批假期一月。
馬鴻逵攜六姨太趙蘭香等飛速離台去港，再不回來“銷假’。馬鴻逵到香港後，住進早先購置的英皇道輝濃台繼園1號。次年，五姨太鄒德一和馬敦靜一家人也先後以種種藉口飛到香港，一起生活。
居港期間，繼彈劾之後，台灣當局行政院又以“放棄職守，擅自撤兵”正式給馬鴻逵“撤職查辦”的處分。國民黨“中央黨部”也先以“附匪”，後改“未報到歸隊”為由，將馬鴻逵“褫除黨籍”。當然最後也不了了之，馬鴻逵補交了5張照片，算是恢復了黨籍。至於撤職，馬鴻逵早已無職可撤，只是在國民黨中央改組時，將馬鴻逵的“中央執行委員”改為新設立的純屬榮譽性的“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而馬鴻逵對於台灣當局也不抱什麼希望，所以後來蔣介石來電召他回去，他也不予理睬。
鑑於香港有台灣軍統特務活動，馬鴻逵覺得香港也不安全，決定到美國去。1950年2月，在陳納德的幫助下，馬鴻逵從台灣駐澳門辦事處領到“中華民國護照”。但只達到一半目的，即攜帶在港眷屬赴美，一共是6張出國護照。陳納德又請在美國國務院的朋友幫忙，將鄒德一填表為“秘書”，趙蘭香填表為“表妹”，劉慕俠填表為“夫人”等名義，辦好了赴美簽證，於1950年10月飛赴美國舊金山居住，後遷至洛杉磯，在郊外購置房產定居。
為了辦理出國護照和簽證，馬鴻逵可以說是大出血，不僅花了大量的黃金、美元，馬鴻逵還暗地裡給陳納德送了1只翡翠西瓜。這是他父親的結拜兄弟、劉慕俠的乾爹、慈禧太后身邊的寵愛太監小德張從宮中偷出來的。原來1930年馬鴻逵部駐防山東泰安時，小德張遊覽泰山得到馬鴻逵的殷切接待，還請他閱兵。清政府滅亡後，小德張這個“遺太監”在社會上處處受歧視，馬鴻逵對他禮遇有加，使他很感動，於是把這件稀世珍寶送給了馬鴻逵。
馬步芳擔任沙特阿拉伯王國“大使”之後，也曾傳出要任命馬鴻逵擔任土耳其“大使”，但終無下文。
抵美後，馬鴻逵先住舊金山，後來遷居洛杉磯郊區，辦起一家“普馬拿”牧場，以養馬為業。想到還有“人質”在台灣，馬鴻逵不但不敢在任何公開場合對蔣介石有所抱怨，偶爾還要唱幾聲呼籲美國政府援助蔣介石集團的高調。然而，對故鄉的思念之情，須臾未離馬鴻逵的內心深處。隨着年歲的增大，這種感情愈加篤厚，他甚至在私下裡對人掩面而泣，哽咽道：“恐怕此生回不了大陸了！”
馬鴻逵後半生漂泊異國他鄉，雖然錢財不缺，生活富裕，但由於妻妾爭吵、子孫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6年，五姨太鄒德一為了結束在這個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離婚。馬鴻逵無奈，只有同意離婚。劉慕俠只知把持家政，對馬鴻逵並不關心。惟一對他如往常的，只有六姨太趙蘭香，仍像丫環一樣地侍奉着馬鴻逵。
到了1960年，馬鴻逵的兒子馬敦靜和孫子馬家驊又因財產問題對簿公堂，後竟將馬鴻逵也告到了美國法院。馬鴻逵一輩子從未受過這樣的窩囊氣，悲憤交集，倒臥病榻，從此一病不起。
1962年，馬鴻逵抱病撰寫了《給馬步芳的一封公開信》，揭露馬步芳父子當年在青海及西北地區種種劣跡。到1970年1月，馬鴻逵的生命已經快走到了盡頭。他命令孫女馬愛玲將他口述的生平經歷和感受編輯整理，取名《馬少雲回憶錄》，贈送親朋好友作為紀念。1984年1月，香港文藝書屋將其正式出版。
1970年1月14日夜，洛杉磯上空飄起了少有的淒淒細雨。此前動過心臟病手術才出院未久的馬鴻逵，自感“歸真”的時限已在迫近，於是掙紮起床，讓家人幫他端坐室中，等候真主的召喚，並諄諄叮囑劉慕俠，一定要把他的遺骸送回祖國。臨終前，馬鴻逵反覆吐着含糊不清的話語：“我死也要回去……”是夜，馬鴻逵病逝，終年78歲。
馬鴻逵留居美國期間，蔣介石曾數電召他回台灣，但馬鴻逵不為所動。而美國移民局勸他加入美國國籍時，他對身邊家屬們說：“你們入不入美國國籍由你們，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死了要埋在祖國土地上。”
遵照他的臨終遺言，在其去世後，六姨太趙蘭香隻身護送馬鴻逵的遺體去台灣。1月14日，運送馬鴻逵遺體的飛機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馬鴻逵在台灣的長子馬敦厚和孫子馬家驊以及甘肅同鄉等人，在機場迎候，將屍體送至台北新生南路清真寺內停放兩日後，埋葬於台北縣三張犁回教墓地。台灣當局因馬鴻逵生前為國大代表，撥付新台幣30萬元作為安葬費，並組成了以谷正綱為主任委員的治喪委員會。

儒將馬鴻賓，關鍵時刻選擇了光明，受到黨和人民的敬重
馬鴻賓，字子寬，甘肅河州(今臨夏)人，1884年生。他11歲起即過行伍生活，後升遷至清軍管帶。辛亥革命後歷任寧夏鎮總兵、甘肅新軍司令、寧夏鎮守使，後率所部參加馮玉祥的國民軍，任第二十四軍軍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甘肅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八十一軍軍長、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
在馬家軍閥生死存亡的關頭，西北長官公署副長官馬鴻賓認清形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選擇了與其堂弟馬鴻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兒子馬惇靖、馬惇信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黨陸軍第八十一軍和平起義，回歸到人民的懷抱，從此走上了一條嶄新的為人民服務的光明大道。
但是，馬鴻賓邁出這歷史性的一步，也絕不是偶然的、輕鬆的，而是有其客觀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所以這一步的跨出，是必然的歸宿，同時也是相當遲疑與沉重的。
西北群馬的實力，數馬鴻逵和馬步芳最強，但是論資歷聲望，馬鴻賓身歷清朝、北洋和國民黨統治三世，是西北馬家世系中的元老。論“群馬”的宗親輩份，他是馬鴻逵的兄長，是馬步芳的“老爸爸”(叔父)。
馬鴻賓的父親馬福祿是清朝的武進士，官至簡練軍統領，在北京抗擊八國聯軍入侵戰鬥中英勇獻身，為馬家後來的榮華富貴奠定了基礎。其弟馬福祥是以繼承兄長的基業才發展到左右西北、逐鹿中原的一支回族軍閥集團的，所以他把對家兄的緬懷崇敬之情都傾注在馬鴻賓身上，一直將這個侄子帶在身邊。馬鴻賓自幼過着軍旅生活，各方面都經受到嚴格的鍛煉，文武兼備，一路青雲直上。
相比之下，馬鴻逵就處處不如他，早期在職位和榮譽上都在其下，所以青少年時期兩兄弟就一直不和睦，馬鴻逵嫉恨馬鴻賓，甚至為此而離家出走。馬鴻賓雖有叔父無微不至的關懷，但弟弟如此排斥的行動，使他內心很痛苦，總有寄人籬下、仰承鼻息，靠人施捨為生之感。長期以來，馬鴻賓形成了性格內向、孤僻凝重，不苟言笑和講求實際、奮爭自立的精神特質。
另外，馬鴻賓受叔父馬福祥的影響很大，也常以儒將自詡，故能突破狹隘的民族和宗教觀念，既潛心於伊斯蘭先哲著述的研究，又對孔孟之經典廣泛吸取。馬鴻賓所到之處以“保境安民”為原則，反對暴政，主張“以德服人”和“謙受益”。他雖然出身名門，少年為官，步步遷升，但個人生活一直比較儉樸。他在銀川的家稱“五畝宅”，在中寧的住宅叫“旅國”，都只不過是幾間土木結構的平房和幾間土窯洞。他招待貴客的飯菜也十分簡單，往往是手抓羊肉和面片，在中寧駐防時，日常飲食常由妻女自做。所以馬鴻逵提到他的老兄時，往往總以“我們家的聖人”相譏諷。社會上更有些人稱他為“道學先生”、“謙謙君子”和“馬善人”。馬鴻逵對他的評價是：“國學基礎甚厚，中國古書讀得不少，為人處事老成統達，穩健持重，講求圓通。”“做人穩穩重重，講求中庸之道，明哲保身”是馬鴻賓的處世哲學。
馬鴻賓聽說彭德懷司令員曾肯定過他。彭德懷說：“當年紅軍長徵到寧夏同心縣時，當地群眾說馬鴻賓是個好人。”所以馬鴻賓在對共產黨的膚淺了解中，自認為自己的哲學同共產主義哲學是不矛盾的，因此他相信共產黨不一定會害他。至少到海外去過流亡生涯，是不符合他一貫的哲學思想的，他認為祖墳在家鄉，人都要落葉歸根，自己年事已高，怎能背井離鄉呢。而且部屬跟隨自己出生入死幾十年，也不能只顧個人一走了之。當然，由於馬鴻賓平時為官比較清廉，沒有多少家產和積蓄，家庭人口多，如果真的到了國外，生活也無法維繫。馬鴻賓是不具備像馬鴻逵、馬步芳那樣攜帶金條到國外去繼續過着闊綽生活的條件的。據說，馬鴻逵曾當面勸他夫婦一同逃走。馬鴻賓對馬鴻逵說：“去香港、去外國，什麼都需要黃金，我哪有如此多的黃金？”
馬鴻逵答：“你和新姐(按：指繼室夫人李蓄貞)的費用我包了，子女們丟下。”馬鴻賓大笑說：“子女們丟下，我就永遠不‘無常’？(按：死的意思)命就這麼貴嗎？”
馬鴻賓心想，靠任何人也不能靠你馬三元(馬鴻逵小名)。自己從小就不為馬鴻逵所接納，兄弟分掌兵權後，又屢受其排擠。他不願意糊裡糊塗跟着馬鴻逵跑到國外，再去接受他的施捨而重新回到寄人籬下、苟且偷安的境地。
在內戰過程中，馬鴻賓也曾猶疑過，想爬下蔣介石的戰車，另謀出路。馬鴻賓感到自己勢單力薄，不受重視，想兄弟倆共同行動，一起投向光明。1949年初，蔣介石將第八十一軍和甘肅白海風的騎兵師合編為固海兵團，以馬惇靖為司令，希望馬鴻賓部配合馬鴻逵、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北。
對蔣介石的命令，馬鴻賓不能不執行，但此時馬鴻賓已愈來愈感到前途無望，他約束部隊，靜觀局勢發展再作出抉擇。1949年6月，寧夏兵團正在隴東打仗。一次馬鴻逵到前線看望部隊路過中寧縣時，馬鴻賓勸告他說：“我看共產黨向西北進軍，目的不在我們方面，而是為了消滅胡宗南。”
馬鴻逵想下最後賭注的想法和顧慮並存，他有6萬多條槍，馬鴻賓才1萬多條槍，一同駐防在寧夏。但如果馬鴻賓單獨和解放軍講和，自己隨時都有被吃掉的可能。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馬鴻逵把自己捆在蔣介石的內戰戰車上，終於在9月1日飛往重慶，把寧夏軍政大權交給了馬敦靜。
飛經中寧上空時，馬鴻逵的飛機在空中盤旋了一圈，以示向兄長告別。馬鴻賓在地面用望遠鏡看着說：“少雲不聽話，竟然走了。”說罷，不禁潸然淚下。
8月26日蘭州解放後，解放軍又兵分三路，向寧夏挺進，同時接連派出有聲望的民主人士和寧馬舊部分赴銀川，向馬鴻逵、馬鴻賓以及他們的子弟傳達和平解放寧夏的誠意。9月14日，解放軍解放了馬鴻賓的根據地中寧縣後，馬鴻賓深感自己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曾向馬鴻逵作過一起向解放軍投誠的試探，但是馬鴻逵拒絕了。
在逃往重慶之前，馬鴻逵再三關照兒子馬敦靜別受伯父的影響，要抵抗到底。馬鴻逵為了防止馬鴻賓趁他不在寧夏時吞併他的軍隊，又特地電告所屬三軍將領：“寧夏軍事，只有靜兒和各軍官負責，他人不得過問。”此後，馬敦靜一面作負隅頑抗的部署，一面下令驅逐勸其歸順人民的代表。
這時馬鴻賓對代表們採取了保護措施，表現出岔路口向左轉的跡象。至此，解放軍把爭取的重點集中到馬鴻賓父子身上。可是馬鴻賓仍有猶疑，特別是感受到馬敦靜兵團的壓力，遂決定先飛包頭，和傅作義、鄧寶珊作商量。
當時，傅、鄧正策劃綏遠起義，因馬鴻賓的到來，在包頭皮革廠同他談到深夜。在老朋友面前，馬鴻賓說了心裡話，既擔心共產黨有幾筆舊賬同他清算，又擔心八十一軍單獨起義的話，對自己和部屬的安全抱有顧慮。
鄧寶珊以北平和平解放為例，力勸馬鴻賓別受國民黨的欺騙性宣傳，還鼓勵他：“對寧夏的各級將領來說，你也是老長官，他們是會聽你的話的，要好好控制隊伍，及早起義。”
9月18日，馬鴻賓搭乘徐永昌的飛機回到了寧夏。
翌日，寧夏二馬何去何從的謎底揭曉：馬鴻逵的兒子馬敦靜宣布執行父命，頑抗到底；馬鴻賓的兒子馬惇靖不顧徐永昌的阻撓，和解放軍簽訂《和平解放協定》，在中衛縣城宣告起義。
9月19日晚，解放軍六十四軍代表和國民黨八十一軍代表簽訂了《和平解決協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九兵團六十四軍軍長曾思玉和國民黨八十一軍軍長馬惇靖分別在協定上簽字。解放軍當場宣布保證馬鴻賓全家生命財產安全，馬家在中寧的財產，凡被動用的，一律歸還。
同一天，在共產黨號召和傅作義、鄧寶珊的親自安排下，綏遠起義也實現了。頗有戲劇性的情節是，馬敦靜又搭乘把馬鴻賓載來銀川的徐永昌的專機，逃去重慶。
9月22日，銀川市在解放軍的強勁攻勢下，處於混亂中。守城部隊有潰散逃跑的，有繳械投降的，也有頑抗死戰的，亂兵搶劫已在市面上公開進行。在此情況下，馬鴻賓不顧個人危險，出面召集軍政要員會議，要求“娃娃們”趕快放下武器。同時，馬鴻賓又致電彭德懷總司令：“請即令楊得志司令員派兵進駐銀川，以安定人心。”
會議後不久，寧馬第一二八軍軍長盧忠良、寧馬保安司令部參謀長馬光天、寧夏省政府秘書長馬廷秀等紛紛投降。審時度勢的馬鴻賓，開始走上為人民、為家鄉作貢獻的正確道路。
兩天后，銀川市軍管會成立，楊得志任主任，馬鴻賓等3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寧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馬鴻賓被任命為寧夏省政府副主席。
國民黨八十一軍起義以後，十九兵團先後從各部隊抽調400余名幹部到該部對其實施和平改編工作，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獨立第二軍，馬惇靖任軍長，馬惇信任副軍長，十九兵團聯絡部長甄華任政治委員，原第八十一軍參謀長楊遇春為獨二軍參謀長。獨立第二軍下轄2個師、4個步兵團、1個騎兵團，實編9414人。
12月18日，在獨二軍駐地中衛縣城，舉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禮，馬惇靖代表全軍接受軍旗，並率領全軍指戰員宣讀誓詞，表示獨二軍永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革命立新功。過去為馬氏一家賣命的子弟兵，如今成為為人民服務的新軍隊的一部分，而且所有起義人員均受優待，躬逢盛典的馬鴻賓倍感中國共產黨的偉大。
1951年，獨二軍整編為西北軍區獨立第一師，1952年又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農業建設第一師，開始在寧夏平羅縣西大灘從事軍墾建設，後轉為地方國營農場建設，為建設大西北再立新功。
1950年1月8日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後，馬鴻賓陸續被任命為甘肅省副省長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甘肅省政協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馬鴻賓響應抗美援朝總會捐獻飛機大炮的號召，捐款人民幣1億元(合新幣1萬元)。
年逾花甲的馬鴻賓在黨的領導下，努力為祖國西北建設作貢獻，獲得了人民的信任。從1954年起，他在甘肅省歷屆人代會上以無計名投票方式當選為甘肅省第一副省長，接連當選第一和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當選民族委員會委員。馬鴻賓還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60年10月21日下午，馬鴻賓因患胃癌，經多方醫治無效，在蘭州逝世，終年77歲。甘肅省各界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周恩來總理為其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