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賊”船

入夜,列車在綿陽站停下,從新上車的一群旅客中,我發現正在尋找座位的陳一林,這位著名江洋大盜的身邊還帶着一個小青年,我坐的這排三個人的座椅上還剩着一個空座,便招呼他進來坐下。他指着身後的小青年向我介紹說：“這是我的弟娃。”我心裡揣想,八成是他帶的徒弟。待他倆安放好行李，我正為座位不夠而發愁的時候,弟弟卻自願睡在座椅下面的地板上,解決了這個難題,坐在我身邊的陳一林咬着我的耳朵悄聲說：“他沒有買票。”我立刻為他擔心起來,他卻談笑風生,滿不在乎。

旅客們將要打瞌睡的十點多鐘,幾位列車員走進車廂開始驗票。我十分緊張,江洋大盜卻若無其事,到我們這一排座位,三個人一一驗完,查票人忽然發現座椅下還有人,便伸腳去撥弟娃的腳,叫他把票拿出來驗,我心想壞了,肯定遭罰款。想不到弟娃竟從椅子下面遞出一張票來,列車員看罷便遞還給他。待列車員走開,我才問江洋大盜咋回事,他笑了一笑說,這太簡單了,他們驗完我的票,我順手遞到座椅下檐,他伸手取去不就是他的票了。我暗自佩服這些江湖人士的“多才多藝”。

車到西安,我們一同到西八路五洲旅館住下,第二天清早,三個人一起到一個食店吃湯圓、米糕之類的早點,我占好桌位,他們兄弟二人忙着買牌子端點心,(當年的竹木牌子相似於現今某些餐廳的票)端吃食的顧客從收牌子的人面前經過時,將牌子交給她才能將吃食端走,收牌子的順手將收下的牌子扔進她身邊的一個大筲箕內,他倆弟兄進進出出一有機會就從筲箕里抓上一把,我們的牌子越吃越多。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像今天這樣款待我的腸胃了,吃飽以後我們揣着明天早餐的牌子,紅光滿面地走出了飯館。

在火車上,江洋大盜曾經告訴我,他們這次到西安準備買些毛毯到四川去賣,我感到似乎不是這麼回事。

下午江洋大盜約我去逛街,看見路邊有十多個人排成隊列買東西,江洋大盜悄聲對我說：“在社會上跑,自己還是要操點手藝,靠朋友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他向排隊買東西的人群瞅着說：“我去找點錢用,你跟我當個下手。”這意思就是去配合他一下,也就是擋一下周圍的視線,我覺得這事很簡單,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我和他一起進入排隊的行列,當隊列行進到賣東西的窗口時,江洋大盜便擠到窗門邊,假裝看窗內工作人員取東西的情況。其實他已鎖定了一個目標,也就是他右側一位四十多歲的陝西佬,他別在腰前那個脹鼓鼓的小皮包。江洋大盜向我遞了個眼色,我立即側身過去對這位老陝形成包圍圈,只見江洋大盜用兩根手指翻開那個皮包,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卻周身哆嗦不已,簡直是進入了魂不附體的境界,好象是我在偷東西一樣。突然這老陝一把抓住江洋大盜的手大吼：“你偷我的錢!”江洋大盜死不認帳,並以眼神示意我去打圓場,我畢竟做賊心虛,未敢再一次配合。此時隊列秩序大亂,許多好奇心圍着兩個爭吵着的當事人,那憤怒的老陝便拉着江洋大盜去到了派出所,我也混入好奇心的行列尾隨而去,並牢牢記下了這個派出所的名字。

假如我不是一個負案在逃的勞教份子,我是可以以旁觀者的身份去作個偽證,為江洋大盜開脫一兩句,但我怕惹出更多麻煩,便回到旅館。“陳氏老弟”在睡覺,我把他喚醒,向他陳述了他哥哥的情況,他說沒有關係,“我們有熟人”,便獨自去了。

不一會,陳氏兄弟返回旅店,從他們冷冰冰的臉上我看出對我的不滿,一方面江洋大盜出手不利當場被抓有失面子；另一方面我拙劣的配合只能說明我是個無能之輩,甚至沒什麼培養前途。我對他也只有一份“他鄉遇故知”的情緣而己,也沒有和他們共謀發展的願望,更何況早有“朋友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的預警。我便主動對他二位說：“明天我就要走了。”這句話也正符合了他們倆的心意。

晚上,他們去吃飯去了,我獨自一人躺在床上思前想後,往後我將如何生存,我在新疆的妻子已改名換姓在那裡落戶,我如果到那兒去弄不好還會給她添麻煩。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已將我這個朝氣勃勃的家庭徹底搗毀,我的路,在哪裡?

再上“賊”船

在遊民收容所期間,我曾經短暫地接觸過一個自稱是四川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他在外地流浪了兩年多,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大城市,此人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在遊民中頗得人緣。他告訴我,扒手偷東西其實很容易,但難免失手,按六十年代的慣例常常是凡逮着扒手,便由有關當局沒收他身上的錢物,有的甚至扒光他的衣服,然後將他放掉或者送到遊民收容所“泡”上一些時日,除非是累計次數太多或者搜出的錢物數額巨大,一般不會讓他們到看守所去打擠。但如果這個扒手有一個可靠的後台,每次扒得的錢都交由後台保管,萬一扒手失手被抓,他身上幾乎一文不名,充其量抽他兩耳光一腳踢出派出所了事,放出來的扒手按預先約好的地點找到後台,二人同到高級餐廳用以往的積累飽餐一頓,該扒手很快恢復了“業務能力”,這便是江湖人士所稱“掌紅吃黑”之一種。在他這裡我受到啟發不小,認為這個後台的角色我到比較適合,只是苦於找不到這樣一位扒手。

傍晚下着濛濛細雨,我獨自一人在街上吃了點東西正在返回旅店途中,在昏暗的路燈光下,我看見從屋檐下伸出一條由手腕托着的褲子,意在變賣。這人的身段輪廓似曾相識,我便多看了一眼,果然此人正是與我在九鍋箐遊民改造農場打過交道的周恆中。

我和他在遊民改造農場結識,據他本人介紹是上海崇明縣人,從新疆某建設兵團跑出來,這些姓名藉貫鬼知道是真是假,就好像鬼知道黎維民是真是假一樣。他的年齡估計二十三歲左右,他說他讀過高中,在社會上按他的話說：“紅黑兩頭吃。”(江湖黑話,意為白天扒竊,夜間入室偷盜。)我和他睡鋪相鄰,有點小交情,甚至遊民副連長給我的米粑粑還給他吃過一塊,只不過後來他偷了我的英雄金筆，我臭罵了他一頓而斷絕了交往。這次在他極為狼狽的情況下,又一次“他鄉遇故知”,他為那支筆的事向我表示了歉意,我則想着“掌紅吃黑”的美好前景,便去買了些東西給他吃,然後帶他到我住的旅店住下。

我早己買好了到北京的火車票,周恆中說,他從來都是在車上補票。六十年代火車上辦的補票和現今的補票大不相同,它更像一張巴掌大小的表格,列車員用複寫紙填寫,周恆中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用圓珠筆將人數這個欄目加以塗改,一人可以改為四人七人甚至九人,三人也可以改成五人。那年頭憑火車票可以領到餐車上供應的吃食,一般是雜糧餅子之類的方便食品,每個乘客一份,周恆中就憑他這張魔術車票上填寫的乘客人數,領到味道雖然不好但數量頗為壯觀的“進口貨”。除了人數以外,所到車站站名也會胡亂塗改,若在某站下車後去售票處簽字,那工作人員看着那陌生的站名一籌莫展,想去翻那本厚厚的資料本,窗口的“輪子”己排了那麼長,只好按周恆中所報的車次照簽不誤,他對我說：“全國那麼多小站誰也搞不清楚。”此話一點也不假,因為手執這張車票的旅客周恆中,他也不知道這個無名小站隱藏在那條鐵路支線上。

周恆中叫我在潼關站下車,因為上、下車和集市上都是比較容易行竊的。

下車以後我才知道,潼關有新潼關和老潼關之分,這個新潼關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座城市,稀稀落落的幾座平房,即使不遇到這場所謂的“特大的嚴重的持續三年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災害”,這裡也不會很繁榮昌盛,離開了擁擠的人群,繁忙的商市,周恆中就束手無策了。

我倆到百貨公司去碰碰運氣,這百貨公司只不過是比其他平房稍稍寬敞一些而己,兩個沒精打采的女售貨員在打毛線,我們兩個心懷鬼胎的“顧客”在伺機而動。突然周恆中臉上露出了驚喜,他發現放襪子的櫃檯下面的玻璃是破的,破了的玻璃立在原處擋住這二十多公分的缺口,周恆中悄悄對我說：“把售貨員引開。”我就在離襪子櫃檯約三米遠的地方,叫來售貨員拿牙刷給我看,東挑西選,最後花一毛五分錢買了一把。回頭一看,周恆中早己不見了,我走出百貨公司,看見了他的背影跟了上去,知道他偷了四雙襪子,我們走到附近農村把襪子廉價賣給了農民,用這筆贓款買了兩大碗蓋澆飯,看來這種當年風行一時的“快餐”全國都很流行,只不過陝西用紅苕而成都用胡蘿蔔蓋而澆之罷了。

也是兩個地質隊員

這時的我,除了一張到北京的火車票以外可以說分文俱無,周恆中說：“到鄭州絕對會有搞頭的。”我喜歡這句鼓舞人心的話。

車到鄭州時,已是凌晨兩點左右,我在熙熙攘攘的候車大廳找了一個牆角坐下打盹,周恆中則四處走動尋找“搞頭”,我們約好火車站便是接頭地點,中午時刻他在我眼前出現,一看他垂頭喪氣的樣子便知道沒有“搞頭”,看來我們只有用耐心來等待了。

我百無聊賴地站在大門旁,突然有一男一女兩個年青人向我走來,問明我去的地點是北京,男青年便對我說：“我們有急事要到xx(回憶不起地名)去,可是已買不到票,我們想買站台票假裝送你上車,到車上再補票。”我聽他一口四川話,頗感親切,而周恆中仍然毫無“搞頭”不如走了算了,反正憑周恆中那張神奇的軟票在火車上也能弄到吃食,便同意了這個青年的要求。“四川話”隨後告訴我,他倆都是搞地質探礦的,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去xx探查那裡的石英礦---製造玻璃的原料,國家將在那裡建造一座大型玻璃廠。

在公眾場合我和周恆中儘量避免接觸,不讓別人知道我倆是同夥,站在不遠處的周恆中早已發現我與這兩位青年在友好的交談,此時距離開車時間還有兩小時,我找了個機會告訴周恆中他們的要求,周恆中說：“行,把他的大提包拿下來。”

檢票上車時,我肩上掛着男青年的大提包,兩個真正的地質隊員拿着隨身小件,這趟車十分擁擠,但我始終不能讓周恆中離開我的視線,我和周恆中擠上車後,這男女青年也艱難地擠了上來,車廂里人頭攢動呼兄喚弟亂作一團,這時月台上有人高呼：“抓住那兩個拿站台票的,抓住那兩個拿站台票的!”我估計十有八九是衝着我們來的,但我們仍然往車廂中間擠,只是他們兩個終於被揪下了火車,我聽見後面傳來急促的四川口音：“黎同志,黎同志!”示意我把提包還給他,而前面的周恆中則反覆打手勢叫我向他靠攏,此時我的心突突地跳,既想占有這沉甸甸的大提包,又覺得這可憐的年青人的呼聲十分悽惶焦急：“我何苦這樣傷害他”,便毅然去到車門,將提包遞給了站在月台上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糟糕的是,我這個舉動被車站的巡警發覺,便將我們三個“涉案人員”一起帶進了車站派出所。

男女二青年交代了他們買站台票混上車是因為工作任務緊迫,出示的工作證介紹信一看便知絕非我曾經冒充過的膺品地質隊員。問題是他們的介紹信後面還附有兩張蓋有公章的空白介紹信,這在當年也是絕對不允許的。雖然他倆作了有關臨時備用等等理由的解釋,但警察不聽這一套(階級敵人的花招太多了),勒令他倆打開包包進行檢查。這時我才發現,我提的那個包里有一個當年號稱世界第一名牌的德國采司牌照相機,其他地質錘、放大鏡等工具和一些私人盥洗用具。如果小青年丟失了這部照相機,單位要他賠償的話,按當時的工資標準,估計要扣除他30年的工資,也難怪他着急成那個樣子。那女青年的小提包則比較簡單,但警察要打開一個用手絹包着的小包包時,這女青年用手捂着這個包說：“這是我們女同志專用的東西”。警察怎會聽你這些花言巧語,打開一看果然是一條當年女士們通用的月經帶,那年頭的男士也認為接觸這類污穢之物為不祥之兆,我看見警察的眉頭也皺了幾下以消晦氣。那時代的少女都比較封閉保守,不像當今世道開放,各式衛生巾的電視廣告爭奇鬥豔鋪天蓋地,只差讓靚女們當眾示範。那女青年因受屈辱竟痛哭流涕起來。最後訊問了我的來龍去脈,我誑稱是回家探親的工人,警察開始搜查我衣服荷包里的東西,一貧如洗的我除了幾角零錢以外一無所有,他便再一次皺起了眉頭說：“你這就像一個出門探親的工人帶的東西嗎?”我佯裝委屈地說：“三天前我被小偷偷得精光。”

警察對那兩位青年說：“你們走吧。”待他們走出,警察嚴肅地對我說：“你是工人階級,國家的主人,要知道階級鬥爭是複雜的……我對剛才這兩個人有懷疑,現在你出去跟着他們,看他們幹些什麼,有情況隨時到這兒來匯報。”

我從火車站大門走出時,那兩位地質隊員正在我前面不遠處,男青年無意間一回頭看見了我,給了我一個親切的笑容,我迎上去對他說：“那警察說你倆形跡可疑。”男青年用地道的四川話說：“放他媽的屁。”同時從荷包里掏出錢夾,給了我五元錢和兩斤全國糧票,說道：“真對不起,你現在這麼狼狽，還連累你沒上成車。”我知道這筆今天看來是微不足道的錢和糧,在那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份量,體現的是這位四川青年的俠肝義膽。

有一些時日,我也曾因最終沒有偷走他的提包而由衷地高興, 倒不僅僅因為他給了我的錢和糧。我想到的是我退還提包這個理所當然的舉動,很可能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他避免了一件重大過失也許能使他平安地度過一生,雖然他永遠不知道我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偷走他那貴重的提包,而我也避免了因獲得一筆不義之財的狂喜而最終成為江洋大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