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穿极右反毛言论另一绝招：“毛周翻脸论”
丝园

【按语】5月27日，网民南国红豆不知就里地引用了wuchyousyc的博文《面对毛泽东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何不翻脸？》。

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眼光来分辨是非，澄清事实，一起来拆穿极右分子反毛言论的另一“绝招”。
先谈第一件事情，所谓的“反冒进”毛与周所谓的“翻脸”。
1956年，当时有几个历史背景不得不认真对待。第一件，是这一年按照原先计划，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由新民主主义突击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今一些新老牛鬼蛇神为什么要选择1956年这个时段歇斯底里地反毛呢？因为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触动了一些旧官僚、旧资本家和旧地主的利益，在翻历史旧账的时候，抓住执政党内部矛盾进行无限放大，名为反毛，实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二件，1956年全国的政治形势逼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是“一化三改造”的顺利进行，重整了社会产业资源，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二是自从1953年引进苏联和东欧国家共187个重点项目，1956年正好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按照合同约定，这些项目只能提前完工，不能推迟，否则，不仅对本国的建设事业受损，而且会赔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量损失。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化三改造”也罢，建设项目安装验收也罢，只能进不能退，根本上没有任何退路了。那么，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和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偶尔产生是大进或者是小进的问题，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上文却选用“翻脸”一词来描述，并且采取吹毛求疵、无限上纲上线的来恶毒攻击毛主席，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事实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毛与周有如上文所描述的“反反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问题，毛讲的做革命的促进派，讲的是对于一化三改造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要积极进取，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来。而周讲的反冒进，讲的是经济发展不能过快，不要头脑过热。两个人讲的都是对的，而所针对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要说“反冒进”，国父毛主席比周总理更加卖力才对呀！譬如，为了纠正“浮夸风”、“共产风”，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成都会议月“反冒进”，同年11月2日至18日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1日至27日武昌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同年7月2日至8月26日庐山会议，毛主席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可谓惮精竭虑，力挽狂澜。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1958年4月以前毛主席已经主动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许多人不听毛主席的话了。
以下是光明网2011年03月28日刊载的网络文章《邓小平反思“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片断：
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进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并上升到领导方法、建设方针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针性错误。2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从上述文字中，《邓小平文选》可以发现，所谓大跃进“头脑发热”即“冒进”问题，包括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在内，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关键在于，为什么极右分子硬说是国父毛泽东一人所为？为什么说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次翻脸”，这符合逻辑吗？这不是狗屁不通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这是邓小平对于当时“加快建设”形势和“正确态度”的客观评价，也说明了党中央达成一致性的决议。
在极右派眼里，大跃进简直是“罪大恶极”，甚至于编造出“大跃进饿死人”等无稽之谈的谎言，以此为借口单挑污蔑陷害国父毛泽东主席。我们认为，“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农民吃大食堂浪费大量粮食、大量铺张浪费等，是容易导致饿死人的，但饿死人数是相当有限的。要说与饿死人相关联的，仅仅是与此现象有关联，与大跃进没有必然的关系。实践证明，大跃进的基本面是好的，我国仅仅用二十多年时间就跻身于世界六大经济体和中、美、苏三极世界中的一极，综合国力从解放前的20多位迅速上升为全世界第3位，说明了大跃进的巨大的成就！
极右分子们歇斯底里不厌其烦借口单挑污蔑陷害国父毛泽东主席，特别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所谓“饿死X万人”的荒谬煽动，可笑之耻！三年困难之前，早在1959年国父已经主动卸任了国家主席一职，接班的是刘少奇呢！按理说，谁的错误谁担责，管政治的担政治责，管经济的担经济责，是集体错误的集体担责。就其大跃进而言，本质上没有错误，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十分正确！即使是方式方法上有点不太适当，成绩与缺点顶多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上的差别。如果没有大跃进运动，不仅仅是经济上不能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能快速提高，而且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防事业的强盛无从谈起。

再谈第二件事情，所谓的文革时期“毛与周再翻脸”。
众所周知，关于文革时期，热烈时期是1966年至1969年大概三年左右，正史上讲是十年。文革现象，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于中国的独一无二的现象，主要目的在于消除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危险因素，广泛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清除和挽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褒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再次证明了共产党变质、社会主义变色的危险是时刻存在的。无论右派分子如何以什么方式来否定文革，或者以文革的个别缺点错误来全盘否定文革，文革终究是瘕不掩瑜，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深远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文革之所以能够在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中得以顺利进行和胜利实现，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的功劳。就以文革开始不久遭到“红卫兵冲击”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而言，他们也曾经是文革的主要参与者甚至于领导者。首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就是刘少奇。关于刘少奇在最初文革时期的表现，正史与野史可能会有相反的结论，在这里不再赘述。在整个文革时期，国父有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朱德、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主要国家领导人也赞成文革啊！他们曾经产生过争议，那也只不过是个别问题、个别方式的争议啊！俗话说，一木不成林，一花独放不是春，没有老一辈革命家的鼎力支持，毛泽东一个人能够独自发动史无前例的声势浩大的持续性的文革运动吗？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即使是邓小平，即使是他在文革时期下台6年时间里，他在江西省拖拉机厂当钳工，也多次地向毛主席、周总理上书，表示坚决拥护文革运动，表示要改正错误争取宽大处理，争取复出。当时，邓小平被文革定义为“第二号走资派”，仅次于刘少奇。事实上，文革也没有右派们描述的那么凶残、那么不可思议，国父提倡的方针政策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并不是要把走资派“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被国父批准复出，就完全证明了这个铁的事实。
臭文《翻脸》翻箱倒柜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毛周翻脸”的证据来，仅有的一个所谓的“证据”，就是所谓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这里的周公，非指西周的周武王，也非指东周的周平王，实指周恩来。林，实指林彪。孔，实指孔夫子。始于1974年春节的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是用来批判周恩来的。批林的意义在于，教诲党员干部要继续革命，不要背叛革命背叛党；批孔的意义在于，要人们用法家的思想来抓纲治国，不要用儒家思想来麻痹群众，因为儒家学说是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法家思想才是人民民主所需要的治国安邦方略。实际上，这也是文革以来“立四新，除四旧”运动的继续。对于批孔，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党派一直在领导这种思想运动，本质上是没有错误的。问题在于，是四仁邦利用了批林批孔运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总理，并不是毛泽东同周恩来“翻脸”。
其间，邓小平下台已经有好几年了。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多次向毛主席报告让邓小平复出。在整个文革期间，邓小平也多次向毛、周等中央领导人打报告，写检讨，包括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革和近期拥护批林批孔运动的情真意切的报告与检查在内。其时，毛、周等中央领导人年老多病，党务政务一应事情非常繁重，而邓小平年轻力壮，而且思维能力很强。毛主席早在1973年就打算让邓小平复出，并且有意委以重任。从整个形势来看，毛与周、邓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真正有利害冲突的四仁邦。四仁邦反对邓小平复出是个本能的反应，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斗争邓小平是十分卖力的，可以说他们之间是死对头。后来果不其然，全部被打入大牢，差一点被拉出去枪毙了，证实了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充分说明了毛与的意见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根本不存在假借批林批孔来毛与周翻脸的问题，也不存在周与毛翻脸的问题。相反地，毛为周提倡邓小平复出感到赞赏，几乎是力排众议而支持周、邓。
现在，百度百科还挂着“批林批孔运动”的词条，尽管不是太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力排众议的一个斗争的片断：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谈到周恩来，正史上常常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来形容。那么，国父毛泽东的品格比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具有最高威信与权威，解放以来一直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从来没有想过以个人恩怨来整垮周恩来。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作为中央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等要职，站在共产国际一边，或者说站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边，对毛泽东提倡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路线发生动摇与抵触，在1932年10月至1933年底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从1932年至1976年长达44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过要报复周，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如陈年老酒，越老越醇香。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保护，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更不可能荣膺长达26年的总理。原来，周恩来的一生中，曾经有过一段极为危机的经历—“伍豪事件”。伍豪，周恩来总理在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所谓“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就是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从1967年5月开始，天津、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红卫兵们将所谓的“伍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1968年1月16日，毛主席对江青等人递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毛主席还重复说，这是老调重弹！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有人向毛主席提起过“伍豪事件”，都被党中央、毛主席顶回去了。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后才算暂时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要周总理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总理就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录音记录，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个报告记录要由周总理签字后把录音、文字记录稿和所有的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以防将来有人再旧事重提。但当时不知为什么，周总理看过录音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这份记录稿就一直放在总理办公室保存起来了。60年代初，康生曾两次写下证明文字，证明“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翻脸》还煞有介事地描述道：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种表述不感到奇怪吗？要谈揪斗陈毅，毛与周、周与毛有什么翻脸的迹象？不但他们之间不翻脸，而且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混进文革队伍中的假红卫兵、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就是要置陈毅于死地。毛与陈的共事比毛与周的共事在长久得多，自从南昌起义、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时起，毛陈就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战友情谊。毛主席为了竭力保护陈毅，还专门送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假红卫兵们再也不敢对陈毅武斗了。1972年1月10日，病重的毛泽东抱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以最高礼遇悼念这位被反革命分子折磨致死的老战友。
同样地，彭德怀也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结成血肉友谊的老战友。毛主席为保护彭也是竭尽全力。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右派言论一口咬定1959年庐山会议上，是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事实果实如此吗？如果要想澄清事实，最好是请你们到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等正派网站调查一下，一切真相定会大白于天下的。毛主席一直是在不遗余力反对大跃进中的过火行为，反对不切实际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等“五风”，并且遇到了不少阻力，直到1960年才顶住压力，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么说来，彭德怀的“万言书”与毛泽东的“反五风”是不谋而合的！毛泽东真的有这么傻么？跟自己观点完全相同的，竟然不支持，反而将他往死里整么？究其原因，真正引起庐山会议矛盾白热化的，应当是与刘XX一伙人，刘对彭德怀、粟裕以及前不久抱恨死去的高岗才是针锋相对的，毛对于彭、粟、高等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为刘刚刚上任不久，可以利用旧部关系的人和自己的权力对于不同政见者施加压力。本来整个庐山会议已经开完，然而，为了砸锅卖铁大炼钢铁、农村吃大食堂浪费粮食、农村过早全民所有制等过火问题，双方争议得不可开交，争吵得毛主席整夜睡不着觉。毛主席不得不费劲地跟双方当和事佬。
为了保护彭德怀等老一辈军事家，毛泽东为了既不得罪刘派，也给予彭派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一结束，8月24日毛主席马上提出建议，分期分批地为右派分子摘帽子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毛主席的这一手非常高明。一来，他知道专门搞个为右派分子摘帽子，恐怕难以通过，因为彭刚刚被打成右派，人家会认为毛主席的动机不纯。二来，特赦战犯可以与党内的右派相互对照，连战犯都特赦了，为什么右派分子不能“特赦”？毛的用心非常良苦。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但是，刘派对于彭德怀不依不饶，说什么：“其他人都可以评反，就是彭德怀不能评反。”（以上结论实际上刘派提出，并由中央决定下来，有的人故意将这种主意强加在毛主席头上。）当时，毛的势力范围相当的小，只好作罢。按照刘派的观点，彭应当完全削职为民。而毛主席力排众议，让他任三线副总指挥。
需要注意“其他人都可以评反，就是彭德怀不能评反。”以上结论实际上刘派提出，并由中央决定下来，有的人故意将这种主意强加在毛主席头上。
下面再看百度百科《彭德怀》词条的内容：

庐山会议
1959年 61岁
　　3月3日—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的扩大会议。
　　4月2日—5日 在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4月18日—2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4月24日—6月11日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
　　7月1日 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14日 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在肯定大跃进成绩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
　　8月2日 参加中共第八届八中全会，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
　　8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8月18日—9月12日 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被揭发批判“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问题。
　　9月17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除国防部长职务。
　　9月26日 中央军委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被免除军委委员。
　　9月30日 从中南海移居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免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政治职务并没有免去（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顶住未批），工资水平也保持原样。毛主席与刘主席的处理结果是不同的。30多年来，一些人故意混淆视听，大肆宣扬“毛泽东反彭”，而真正卖力反彭的人确是另有其人。当然，后来由邓小平主持为彭德怀评反并补开追悼会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阶段，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她，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容易扭曲历史。毛主席和邓小平都承认文革是“三七开”，就是七分成绩成就、三分缺点错误。但是，国内外的许多敌对势力却是全盘否定文革的一切成就，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等各个方面的一切成就全部否定，这样评价文革历史，不是脑残就是故意反动。仅以两弹一星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就和中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类极其重要的成就而论，可以说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最后，再看看《翻脸》一文是如何的狗屁不通，混账逻辑！
本文前面仅仅是抽检几个比较重要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批驳。如果说要全面批驳的话，恐怕100万字也写不下。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是谋财害命。相信每一个正直的人看过《翻脸》之类的狗屁文章一遍，定会被谋杀上百万个脑细胞，就像歹徒使用放射线来杀人不见血一样！
一、所谓“翻脸”的混账逻辑
1.“翻脸”的概念漏洞百出
《现代汉语词典》对【翻脸】一词的解释是：“对人的态度突然变得不好：～翻脸无情。│他们俩从来没有翻过脸。”
《翻脸》一文对于“翻脸的解释是：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以上两个定义，谁能说出谁是谁非？笔者相信《现代汉语词典》是对的，表明一个人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但不能肯定翻脸的人是对的还是错的。然而，《翻脸》一文却一口咬定翻脸的人一定是对的、纠错的，被翻脸的人一定是错的、过错的。并且断定了翻脸的结果必须是“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那些其一与其二，是两个充分而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老夫平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武断地妄下结论的句子。俗话说“盗亦有道”，说的是强盗逻辑被强盗们当作真理和经世名言，等于说“说你对，不对也对；说你错，不错也错”，等于说强盗的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怪不得近三十多年来，一些学霸讲起话来匪帮匪气的。
2. 毛与周和力量悬殊很大吗？
首先，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父与子”的关系吗？
毛泽东（1893.12.26～1976.9.9）大周恩来（1898.3.5～1976.1.8）5岁都不到，从年龄上来，完全是个兄弟关系，怎么一下子胡扯到父子关系上来了呢？难道说《翻脸》一文作者的爸爸是4岁多就生下了他吗？大家看看作者混账到什么地步了？
其次，毛与周和力量悬殊很大吗？
按照中国现行的职官制度，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是同一档次的职级，甚至于他们的工资级别也是一样的。毛与周都是国家一级干部，但出于风格，他们都拿的是三级干部的工资。只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破例拿一级干部工资，并每月有300元的生活补贴。
即使是中央政治局里面，他们都是常委，毛是排在第一位，周是排在第三至第四位的样子。中间仅仅相隔一至二人，哪里是什么“力量悬殊很大”呀？？再说，执政党内部一贯实行民主集中制，关系到国家大事不是一人说了算的。当然，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发扬民主优良作风的一个方面。毛什么时候不允许周讲话了吗？子虚乌有嘛！
3. 到底谁与谁怎么翻脸来着？
毛泽东当年提出做革命的促进派，难道说是错误观点吗？难道说是反周恩来吗？1956～1958年是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一个重要标志是，很快完成了“一化三改造”，中国从此由新民主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时候不鼓劲，难道说要泄气吗？再说，周的反冒进言论是从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的，这完全是跟毛的观点是一致的。
谈到批评反冒进，可能会有不为人知的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问题。1958年，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重大决策：要拨款数十亿美元发展核武器。这个时候，中央就有领导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是LXX、DXX几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过早地立项发展核工业是天方夜谭，是冒进。在这里，周恩来是积极拥护发展核工业的，与毛泽东的立场与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当时这是中央的最高机密，只有少数中央领导人知道这件事情。毛主席不能公开讲发展核武器的事情，只能笼统的讲这件事情。
文革时期，毛与周、周与毛没有什么翻脸的迹象啊！甚至于当时周提议让“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毛也一概答应了啊。甚至于文革期间有人一再拿所谓的“伍豪事件”来说事，毛一再亲自为周辩护啊。毛与周在中央、在军队一起共事长达44年，一直亲如手足啊。
4.胡总书记讲过大跃进“折腾”吗？
《翻脸》作者是个半吊子，为了装潢门面，故作风雅之态，竟然引用列宁和司马迁、胡锦涛的经典名句，借以展示自己“学富五车”的“伟大魅力”。其中引用现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句子是：
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胡总是200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讲的那番话的，其意思只有一个，就是“改革不折腾”或者“改革不要折腾”。大跃进是195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元年时，国父已经作古2年多了。改革开放与大跃进根本不是一回事，时空、做法与领导人都不一样的。胡总根本是一字未提大跃进，根本上没有包含指责大跃进“折腾”的意思。
到底谁在大跃进中折腾？到底谁比谁更加折腾？到底是大跃进折腾，还是作者折腾大跃进？历史是一面镜子和公证人，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能容许任何骗子手任意篡改，不能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关于大跃进本质上和基本面是好的，不能因为出现了一点缺点与失误来全盘否定大跃进，更不可将所有“罪名”——缺点与失误全部强加于国父！
作者还有什么脸面引用列宁著作和司马迁名言？你是马列主义者吗？你是司马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者吗？……
5.毛不懂经济吗？
右右们自以为很得意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污蔑“毛不懂经济”。《翻脸》也同样地将这个鸡毛当令箭，可见其白痴、粗鄙之至！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
毫无疑问，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至今无人能及毛泽东；论国民经济管理，至今无人能够逾越毛泽东！不谈别的，就拿《论十大关系》、《矛盾论》、《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几部代表著作来说，是多么的高屋建瓴、熠熠生辉！
我们承认，周总理自然有他的执政风格与个人魅力，并且在某些方面是不分仲伯。但不可否认的是，国父的经济哲学与经济思维更具有将相风范，更加符合中国新兴社会主义的国情，更加具有远大的战略目标与帕雷特优化效率，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等根本利益。国父领导亿万群众多快好省地大干社会主义，何错之有？

二、所谓“翻脸”派的绝招
某些极右派反毛，已经到鲜廉寡耻的地步！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所干的一切，没有一件是好的、对的，要统统予以污陷与否定。本来，党要管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这是执政党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本职工作，如果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央高级干部不闻不问、放任自流，这种执政党岂不是等于自宫吗？
现在，看看吧：如果毛主席批评、处分了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他们就污蔑毛主席是“暴君”，让人家葬送了前程； 如果毛主席团结、保护了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他们就污蔑毛主席是“假君”，让人家不敢翻脸。在极右眼里，毛主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甚至于中间也不是。
前一段时间，极右及其网络水军们联合行动，铺天盖地散布流言蜚语，诬陷毛是大跃进的“罪魁祸首”，甚至于煞有介事地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X万人。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恶棍们，我们善良的左派和广大革命干部群众，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一计不成，又来二计，掉转枪口对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周总理。用心何其毒也！
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所使用的绝招，就是一箭双雕的离间计。譬如，他们集中火力，打出“大跃进饿死人”的王牌出来时，国内外一些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善良的人们就肯定不服气。一辩论，就自然地牵扯出刘少奇、邓小平的表现竟然比毛泽东的表现更加威猛。于是乎，两派没完没了的争斗，争斗得越是厉害，党心与民心的分化瓦解就越是迅速。施离间计，就是在了无休止的争斗中坐山观虎斗，继而坐收渔利。
我们是过来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的见证者。要说政治文明、政治民主与保障人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三十年应当是最好的！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谈何容易？？在大陆，解放初期遗留国民党军队官兵高达800余万，加上地方官员有数千万，这还不算转业退伍军人和下野的官员在内。另外还有伪军、伪政府的军职官职人员数以千万计，这还不算转业退伍军人和下野的官员在内。解放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政协、人大，吸收了大量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旧社会遗留的数万名战俘，分七批全部释放，给他们生活出路，给他们来去台湾自由，给他们医疗与养老待遇。除了顽固不化的土匪以外，几乎是不抓不杀。
前三十年，弄下一个二级的共上任27年的LXX，一些人天天喊，天天骂。那么，华、胡、赵接二连三倒台，三个一级的共上任不足10年，为什么集体失语？难道说，这也是“文革的错”吗？
前三十年，一些干部上了五七干校就被讥笑为“蹲牛棚”。加上错打的右派，顶多也不超过53万。后三十年，累计下岗失业的职工大概不下9000万人次吧？累计下岗失业的企业知识分子大概不下530万人次吧？那些右派挨整，基本上是情有可原，而下岗失业知识分子与其他下岗工人什么错误也摊不上啊！！！那些右派绝大多数都评反了，政治上、经济上都OK了；估计9000万下岗失业职工包括估计超过530多万以上知识分子，至今也未见到一个评反的，政治上、经济上没有什么OK不OK的……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崇敬的国父毛主席，是伟大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正确的一生！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撼江山易，撼国父的光辉形象难！治国、安邦、修身、持家、平天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惜后继无人！

附录：南国红豆引用的相关博文


面对毛泽东的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
他文转载 2011-05-27 10:43:39 阅读4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本文引用自wuchyousyc《2011年05月27日》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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