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悲鳴：柴玲親自供認，她扔下四千同夥自己先跑了

如今，網上遍傳柴玲當年沒有丟下手下的人先行逃跑。王丹出面作證說柴玲確在最後的人群中，並轉述侯德建見證柴玲沒有先逃。而這種證明是沒有力量的。因為王丹當時並不在廣場上。王丹沒有可能親眼見證柴玲仍在廣場。而侯德建的證明也是轉述的，並非他自己的直接敘述。但柴玲扔下同夥自己先逃卻是她親自供認的。證據如下：

【柴玲1989年6月8日錄音：

柴玲：“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着。自六月二號到六月四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

柴玲：“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我們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強行地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里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哭）。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柴玲：“市民告訴我們，這些士兵是真殺啊！對着市民區發火箭炮”。】

柴玲離開廣場時並未直面目睹廣場上有人當場中彈，否則她早嚷嚷出來了。侯德建也強調：“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看見。”故柴玲所說的廣場已經死了四千人當是在她逃離之後。根據當時在場的劉曉波的說法“六四之夜還在天安門廣場的4000學生的生命，是用主動撤離換來的。”廣場上總共只有四千人。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際，柴玲出來參加紀念會時被記者再度問到六四廣場上到底死了多少人的問題。她仍堅持說：大概三四千吧。也就是說，柴玲至今直認不諱，她當年拋下了四千同夥，自己率先逃生。這和她預留的與康寧漢的談話錄相內容完全一致。

【附錄】

【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1989年5月28日】

柴玲：“同學們總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跟同學們說？”

柴玲：“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原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侯血洗。”

柴玲：“我就想告訴大家，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我們再失掉這個陣地的話，那中國就要復辟了。我想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判斷。”

記者：“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記者：“為什麼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我自私什麼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接着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這個話先不要披露，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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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着樂：老馬這篇文字用心良苦，明擺着是在出柴妞的丑

偷着樂自奉派回國工作後，很少能翻牆到奸壇發表意見。偷着樂最近在海外出差，正好看到一些64評論，實在憋不住講兩句。

二十多年了，這些當年“在廣場上折騰的主兒”還是沒有多少長進。這幫當年賴在廣場上跟老共耍流氓的孫子，時到今日還天天琢磨着、哭着喊着讓逼着向自己開槍的“法西斯”早日給自己平反，着實一點出息也沒有，看來這頓揍算是白挨了。

老馬這篇文字用心良苦，明擺着是在出柴妞的丑。

借一段當年廣場學生的話：“柴玲對記者說，有同學告訴她廣場死了4000多學生。我認為這不是她相信某個謠言或被誤導，而是她主動撒謊。當時她一直在現場，在場的學生總共也就三千來人，死光了也沒四千。柴玲是隨着大隊退出的，幾千人在廣場上顯得空落落的，而且隊伍不是拉得很長，她在隊伍中不可能看不到後面其實沒留下很多學生了。

那個很多同學被坦克碾死在帳篷的謠言，也出自柴玲。當時坦克來的時候，同學們挨個帳篷喊人，不可能有很多人在裡面，這個時刻，再累的人也很亢奮，不可能沉睡在帳篷的。坦克不是一下子開過來的，是慢慢行進的。難道柴玲以為廣場上的學生會丟下帳篷里的同學自己逃命嗎？”

偷着樂相信柴妞是在六四上午跟着大隊撤離廣場的，但她卻青口白牙地謊稱“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我們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強行地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里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哭）。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

再看到柴妞最近的信主見證詞中：“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們只是想進行對話，而他們為什麼卻一定要殺死我們？”，偷着樂不禁莞爾一樂。您小姐不是早琢磨着“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嗎？怎麼在信主見證時，卻又稱自己“只想對話”了，又不是一直在“期待着”血洗廣場了。

看來，柴妞撒謊成性，雖然她小姐業已“信主”了，但撒謊這毛病，還是二十多年都改不掉。

2010年5月31日

封從德：李祿、王丹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憶，說她五二七首聯會後告訴李祿要撤，被李祿罵得七竅生煙，感覺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對大家說五三○撤離建議還得經廣場議會，同時則想離開廣場出去發動兵變。於是做了個錄像，用自己的口說別人的話，可能成為她一生的夢魘。柴書中說，那個「別人」就是李祿，堅守廣場就是要期待流血，這話是李祿說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饒：自己若不認同，何苦錄像說出？「六四」後柴玲因此成活靶，飽受批評，被各方祭為替罪羊。有些關鍵問題，其回憶錄非但未澄清，反倒更胡塗。譬如出去發動兵變的想法從何而來？去找軍頭的中間人是誰？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訴她「堅持到早上六點，趙紫陽的軍隊會譁變」並影響了她的判斷，這又究竟何人？

李祿當時相當於廣場議長，用民主程序來質疑五三○撤離計劃，堅持只有廣場議會的決議才有效。後來眾人指責李祿，卻迴避這個令其尷尬的民主程序，或僅以代表的流動性來質疑廣場議會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祿確實從未認同過任何撤離方案，有人指責他自私，因為他作為外地學生，學生撤回北京校園就沒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說他是廊坊警官學校培訓的特工，以此解釋為何當時和之後他都那麼神通廣大（流亡海外的通緝學生中唯一能公開回國投資做生意的），李祿回憶說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並取得其信任，卻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後來李祿確實是通過柴玲才在廣場上立足，他給柴玲出主意成立絕食團指揮部，而加入的條件是面臨鎮壓時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幾位絕食團領導人出局。柴玲做總指揮也確實依靠李祿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祿的咒罵才令她如此難受，以致要辭職。不久李祿決意取代柴玲做總指揮，六二徵求我的意見，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並非外界以為的那麼大，首聯實際掌控在王軍濤等人手中，張思之所言不虛。本來王軍濤等人推王丹做總指揮，未成；又推他做廣場議長，也未成。張先生為王軍濤鳴冤，稱「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又稱王軍濤陳子明都是「保皇黨」。眼看無法掌控廣場，首聯和社經所群體就自己退場，五月底退到郊區，「六四」時基本上都不在廣場。（下略）

摘自《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的倒數第二節。